张伟平：中国是数学大国，但还不是数学强国（2）
二
经济观察报：在陈先生那代人身上，有一种让数学和科学帮助国家强大的欲望，这种情绪在你这代科学家身上多吗？
张伟平：在1980年代，很多人身上都有这种潜在的想法，包括现在也有很多人有这种想法。我们不去喊口号，但根深蒂固的，总有一种潜在的东西。包括现在很多身在海外的人也是这样，每年假期都回国，帮着国内做研究。
经济观察报：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跟国际数学接轨的？
张伟平：在中科院时开始的。在复旦主要还是打基础，我们对数学有一些了解，但具体做什么领域还是不明确。读硕士的时候，导师一定要给你一个题目，让你去读相关的文献。你为了做题目，自然要读国际上相关的新文献。
经济观察报：你能简单给我们讲一下，在过去半个世纪里，数学界最主要的趋势是什么吗？
张伟平：数学领域各个方向发展得都特别快。数论和几何发展得很快，几何和物理联系越来越密切，受物理的影响越来越大，以后这个影响会更大，特别是超弦理论。
经济观察报：研究数学有什么用？——你会想这个问题吗？
张伟平：从来不想，这是哲学问题。很多物理想法在数学里可以很自然地用，但是要想为什么用，那就没意思了。数学发展太快了，国内跟上这种发展的人不多。
经济观察报：目前中国数学研究在世界上是什么样的位置？
张伟平：还是有很大差距。2006年在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做报告的大陆数学家只有一个人。
经济观察报：跟二十年前比呢？
张伟平：那时是荒芜阶段。2002年在北京的国际数学家大会上，有十几位大陆的数学家做报告，进步很大。但特别好的人仍然很少，十几个人之后，就更少了。很多特别好的华人数学家都在国外，比如田刚。田刚之前在北大，后来到了麻省理工学院的数学系。国内数学界在不断进步，但是步伐不太快，好的学生都到国外去留学了。
经济观察报：现在到国外留学，和你十多年前到法国的情况相比有什么变化？
张伟平：我们那时也有很多同学到美国去。我没考托福，就到法国去了。今天到美国留学成为一个趋势，很多人并不一定去学纯数学，去了以后改行，我们那时改行的人很少。
举个例子，比如刘克峰，他跟我在科学院是同一个年级的，后来被导师推荐到哈佛大学。他底子非常好，经过国外的训练，水平就很高。现在很多本科生就出去读书，我不知道能不能学到什么。以刘克峰、田刚这些成名的数学家来看，在国内研究生念好之后再出去留学，先有一些底子，会好些。
经济观察报：你觉得国内数学界度过拓荒阶段的关键是什么？是因为有一部分顶尖数学家从国外回来吗？
张伟平：以前是这样，但现在国内数学界的力量也在慢慢强大。海外的数学家，最好他们能长期回来，如果不是长期回来，能够固定每年回来两三个月，帮助也很大。
经济观察报：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当初你一直在海外的话，现在在数学专业上会达到什么程度？
张伟平：可能会比现在好一点。我去法国本来就是联合培养，规定要回来。那时教育部对国外情况不太了解，规定在那边只做论文，不听课，不拿学位，实际上到了法国，大使馆就跟我们讲，你们要听课，要拿学位，但还是要按时回国。
经济观察报：当时在法国接受的数学训练跟你在国内的差异非常大吗？
张伟平：从大学毕业到去法国留学，已经过了八年，所以我已经有一定的基础。在法国，如果外国人最后决定做数学，他会全身心地投入进去。因为他有很多选择，包括经济上，都没有问题，所以他一旦选择数学就会很用功。到国外，在同样的情况下，只要我们用功，不见得比他们差。但中国人有时候想得太多，会想后面的事情，以后怎么发展。
我的一个师弟，整个就是一个拼命三郎。他是从浙江农村出去的，读中法班。当时我已经毕业。我的导师别缪斯在我们学校是最好的，很有名。师弟初生牛犊不怕虎，跑去就说，我要选导师，怎么选？最有名的是谁？最有名的是这个人，别缪斯已经有一个中国学生毕业了，如果有人能毕业，那我就一定能毕业。他就是抱着这种态度。现在他做得很好，在巴黎大学当教授。
三
经济观察报：有一种说法，学科变得越来越技术化。
张伟平：数学本身无所谓技术化。因为在数学里，还是需要新的想法。当然如果技术不强，在数学里也做不到很前沿。另外，你要有效地提出一个好的问题然后自己去做，问题的提出也很重要。
数学本身基本功也很重要，该算什么东西要会算，也很讲究技术，但在整个方向中，思想是最重要的。
数学没有困境，可以一直往前走。早先有一种困境，就是逻辑上的困境，逻辑上要打造完美的和谐。但现在很多有名的数学家说，你可以把逻辑看成时间的函数，在时间里你严格地往前走。数学像是一门自给自足向前走的学科。
经济观察报：很多数学家说，他们在公式里发现一种简洁的美。
张伟平：这种美经常看到，把不相关的东西联系在一起，感觉非常漂亮。国外很多数学家都是有钱人的孩子，不愁生活，就是被数学吸引住了。
经济观察报：现在怎么评价华罗庚在20世纪数学界的贡献呢？
张伟平：华罗庚的数论我不是很熟。华罗庚的专业做得特别好，他专门做别人做不动的东西。那时他做的概念无人能敌，大家都很佩服他。他到美国的时间很短，算功特别好，大家都算不出来，他能算出来。陈先生算功也挺好，老一辈人计算功夫都很好。但陈先生更大的特点是能有一个很新的想法，可以引入一个很新的概念，启发整个领域的发展。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风格。华罗庚和陈先生都是历史性人物。
经济观察报：你们这一代中会出现历史性的人物吗？
张伟平：国内现在不好讲，国外很多华人已经在国际上很有地位了，像田刚、刘克峰，在国外都是很受尊敬的数学家，在他们的领域都处于很前沿的地位。丘成桐地位更高一些。
经济观察报：你这代人跟更老一代的数学家相比，你们的优势在什么地方？
张伟平：跟最好的不能比。但是总体而言，我们比年纪大的人更放松一些。国内比我们年纪大的，比如一些六十几岁的院士，方向比我们更专一；比我们更年轻一点的，眼界更开阔。越是年轻，受到的束缚越少，在更广的领域对数学有更深了解。而老一辈的数学家会在一个方向走得很深，像陈景润。
经济观察报：性格对数学研究影响大吗？
张伟平：当然很大，有时候你研究的数学会影响你的性格。
经济观察报：你的性格和数学之间怎么相互影响？
张伟平：我这个人比较懒散，不喜欢做很硬的东西，所以往往不能深入。数学要做好的话，在宽广的同时要深入。我想这大概跟国内的环境也有关系，缺少这样的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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