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善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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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观察报记者马国川 不久之前，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的一篇署名文章——《民主是个好东西》——引起海内外舆论的强烈关注。俞可平的特殊身份，以及文章对民主正面、直接的肯定，为人们营造了巨大的想象空间。“民主是个好东西”一时成为流行语。

今年49岁的俞可平出生于浙江绍兴，初中毕业后就在农村的生产队里参加劳动，并做过生产队干部。1977年高考恢复后，“不脱产复习”的俞可平考入绍兴师专（现绍兴文理学院），毕业后，先在厦门大学读哲学硕士，后在北京大学读国际政治关系专业博士。取得博士学位后，俞可平选择留在北大，不久调入中共中央编译局。

俞可平重视中国现实政治问题，先后提出“增量政治改革”与“增量民主”等概念，在学术界引起广泛影响。至今已出版《增量民主与善治》、《权利政治与公益政治》、《全球化与国家主权》、《治理与善治》、《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与治理的变迁》、《民主与陀螺》等多部著作。

《民主是个好东西》是俞可平在2006年10月出版的同名访谈集的自序，《北京日报》首次刊登后，新华网及人民网转载，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时报》转载，被认为是“开民智”、“开官智”之举。而这篇文章掀起的争论，一直持续到今天。俞可平成了公众人物，成为媒体追逐的对象，但在发表《民主是个好东西》后，他却主动远离了公众视野。

值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俞可平接受本报记者专访，从治理变迁的角度，阐述他眼中的中国改革以及改革的未来。值得关注的是，俞可平重申，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宪政等等观念，无论是源于中国传统思想，还是源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或西方政治思想，它们都深刻地体现着人类社会的核心价值。他说，中国民主治理的所有重大进步，都离不开学习和借鉴国外先进的政治文明成果。

我们认为，俞可平先生的这些论述，有助于澄清当前的许多混乱思维。

中国改革就是一场治理改革

经济观察报：作为一个政治学者，你如何评价中国改革三十年？

俞可平：这是一个宏大的话题，我想，我们可以从治理变迁的角度来考察中国改革三十年。从政治学意义上说，所谓治理指的是公共权威为实现公共利益而进行的管理活动和管理过程。

经济观察报：治理与统治有什么不同？

俞可平：两者既有相通之处，也有实质性的区别。它们的实质性区别之一在于，统治的主体只能是政府权力机关，而治理的主体可以是政府组织，也可以是非政府的其他组织，或政府与民间的联合组织；统治的着眼点是政府自身，而治理的着眼点则是整个社会；治理行为是一种政治行为，体现着一定的政治价值，但与统治行为相比，治理行为的工具性因素要重于其价值性因素。

经济观察报：也就是说，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治理是一种偏重于技术性的政治行为。

俞可平：对。不同政治制度下的政府都希望有更高的行政效率，更低的行政成本，更好的公共服务，更多的公民支持。换言之，各国政府都希望有更好的治理，中国也不例外。

经济观察报：这样看来，中国改革就是一场治理改革。

俞可平：确实如此。治理改革是政治改革的重要内容，治理体制也是政治体制的重要内容。从改革的源头来看，中国的整个改革开放事业源自三十年前的一场政治改革。被当作改革开放标志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际上就是中共发动的一场政治改革。三中全会调整了中共的权力结构，重新确立了党的政治路线和工作重心。没有这一政治改革，就不可能有随后的经济体制改革。

经济观察报：但是很多人认为，中国的改革主要是经济体制的改革，政治体制基本没有变化。

俞可平：这是一种误解。中国的政治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治理改革。确实，中国的政治改革不是许多西方学者理解的政治体制改革，这种改革不涉及基本政治框架的变动，它是一种以政府治理或政府管理体制为重点内容的改革。所以，一方面，中国政府不断重申不照搬以多党制和三权分立为主要特征的西方政治模式；另一方面，又十分强调政治改革，特别是以行政管理体制为核心内容的政府治理改革。

而且，随着经济体制的根本性变革，中国的政治体制也在进行着深刻的改革。政治体制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在中国要比在西方国家大得多。没有政治体制的改革，不可能有经济体制的改革，这是中国改革的一条基本经验。邓小平非常清楚这一点，他说：“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事情要人来做，你提倡放权，他那里收权，你有什么办法？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取决于政治体制的改革。”现在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是一个包括社会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在内的整体性社会变迁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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