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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2-01
张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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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多元才是正常现象”(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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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观察报:你的那本《新闻理论十讲》能代表你这三十年的思想吗?

陈力丹:基本上吧,是在允许的范围内所表达的思想。新闻理论过去有一章,叫批判资产阶级新闻自由,或者叫揭露新闻自由的虚伪性。而我在书的这讲中,完全从正面讲“新闻自由”是什么。国际上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九条、联合国人权宣言、中国宪法第三十五条,一条条讲下来——到此为止,不谈现实。

我们的新闻理论,不敢大胆地说“自由”这个词,因为我们心里是虚的。1986年,我写过文章论述“绝对的出版自由”,结果在1990-1991年清查时作为反面文章送上去,但至今没有一个人跟我辩论。他们没法和我辩论,因为我引证的是恩格斯的原话,而且恩格斯不止一次说过 “绝对的出版自由”这话。1980年,《红旗》杂志刊登文章谈什么是自由,里面讲了一个事实:在西方印刷最多的出版物是《圣经》,其次就是列宁的著作。文章这么解释:他们印了这么多列宁的著作,目的是为了批判。这种解释很可笑,逻辑上都讲不通。列宁在意识形态上和西方是完全对立的,但是他在西方的著作印刷量仅次于《圣经》,至少说明在西方社会,列宁的著作是允许自由出版的,至于谁在读,为什么读,则是另外的问题。

经济观察报:这本教材里提到的“舆论学”,跟你以前出的《舆论学》一书有什么关系?

陈力丹:有点关系,但关系不大。那本《舆论学》是社科基金的课题,处处得想着“舆论导向”,我现在不想把舆论导向作为专门问题。舆论导向不是学术,是政治要求;舆论是自然存在的意见形态,社会的意见是多元的,舆论也是多元的,非要把社会的意见有目的、有计划的向一种意见趋同,是不对的。舆论一律不正常,舆论多元才是正常现象。

中国新闻学现代化道路曲折而漫长

经济观察报:今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年。1978年时,你在做什么?

陈力丹:1978年,我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然而,我对于整体的国家政治局势,理论上缺乏认识,只是本能地觉得“文革”问题很大,应该批判“左倾”思潮,对当时中央的一些做法不大满意,但是问题出在哪里,应该用什么观点去分析,我是迷茫的。

那年的11月13日,《人民日报》第三版刊登了林春、李银河的整版文章《要大大发扬民主和加强法制》,让我对“文革”问题的分析找到了理论武器,那就是民主制度,以及对民主制度的保障,也就是法治。11月16日,新华社播发北京市委为1976年天安门 “四五运动”平反的242字消息。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公报和邓小平的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我看了很多遍,感觉如沐春风。

也正是从那个时候起,我明显对各种问题,再不会唯上、唯书,更不会唯人,建立民主的、法治的社会,追求心灵的自由,成为我坚定的信念。1978年我27岁,其实这个年龄思想上早就应该成熟了,但是“文革”十年以及“文革”后两年的环境氛围,让人成天跟着说套话,说违心的话,难以形成独立思考的习惯。

经济观察报:如果让你写一个词条——“八十年代”,侧重新闻学界,你会怎么写?

陈力丹:八十年代是一个激荡的、活跃的年代,人的思想在不停地碰撞,而且有允许激荡、活跃的宽松空间。尽管这个空间时松时紧,有左有右。其实,正因为它有左有右,所以它才有活动空间。

九十年代以后,中国的新闻学界尤其在新闻理论这个圈里面,体系基本上被“结构”了,谁说起来都是一套路数。不过,1992年以后,新闻学的研究有了开放的空间,这个空间主要是在市场经济催动下形成的。八十年代的时候,所有的学科都要在“政治”这个圈里面做,都是打着政治改革的旗号,包括新闻改革。而九十年代以后,人们发现政治之外还有一个本身的专业领域,还可以做很多事情,于是就有了很多发展。

但现在看来,新闻学目前发展最困难的还是新闻理论。如果新闻理论能够突破,恐怕就好办一点。

经济观察报:哲学家李泽厚认为,和上世纪八十年代相比,九十年代是“思想淡出、学术凸显”的年代。你认同这种看法吗?

陈力丹:这个激荡背后是政治激荡。尽管大家都在从自己专业角度说话,但实际上都是在政治激荡背景下的话。九十年代呢,我觉得不是“思想淡出、学术凸显”,学术也有思想,应该是“政治淡出、学术凸显”。

经济观察报:你觉得九十年代还是有思想的?

陈力丹:九十年代的思想主要体现在学术上,是拐弯抹角显现的思想,它是以学术的名义、以学术研究的形式出现,不像八十年代直接以“政治改革”的口号出现的。所以,九十年代很多思想都是隐藏在学术里面。包括介绍很多的西方观点,对比现实就会发现,里面有思想,但没有直言。现在可以讲“新闻自由”,拿的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但八十年代能这么说吗?那时人们都不知道有这么个东西。而现在我们政府在这个权利公约上面已经签了字,我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了。我觉得可以换个词这样说,就是“政治淡出”了,大家尽可能跟政治保持一定距离了。

经济观察报:明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你怎么看新文化运动给中国新闻学带来的影响?

陈力丹:在我看来,五四新文化运动除了喊出“科学”和“民主”这两个口号,还有强烈的自由意识。它打破了古老中国学术的大一统和一元化,开启了一个兼容并蓄的学术多元化时代,使中国出现了现代文学、哲学、史学、语言学等一系列独立的学科和各种学派。中国的新闻学经过30年启蒙之后,顺利地在这样一种社会环境中宣告了自己的学术独立。可以说,只有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新闻学具有完全独立的品格。

如果用一句话来表达五四以前新闻学启蒙者对新闻学的基本认识,梁启超所讲的“报馆有益于国事”是最恰当不过。儒家传统中的实用理性,始终是那个时期的新闻学启蒙者的出发点和归宿;商品经济、自由理性、现代社会对精神交往的普遍需求等问题,在他们的论述中基本上是空白。

如果用一句话来表达五四时期新闻学的特点,邵飘萍讲的“以新闻为本位”最为恰当。就像文学以文学为本位、哲学以哲学为本位一样,对一向与“国事”交织在一起的新闻来说,摆脱政治的旋涡,成为独立的研究对象,不能不说是新闻学的一次革命。五四新文化补充了中国传统的学术研究中所缺乏的个体自由意识,否则,新闻学也许将永远以启蒙的形式被固定在 “国事”的卵翼之下。

如果用一句话表达五四以后新闻学的主题,那就是1930年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讲的“报纸是一种阶级斗争的工具”。十月革命并没有给中国带来马克思恩格斯的新闻思想,而只带来了并不完整的列宁以及斯大林关于党报工作的论述。随着中国政治出现新的两军对垒,具有独立品格的新闻学逐渐消失了,新闻学的主题在一个新的认识层次上由政治统帅了。

1978年“文革”结束以后,人们终于小心翼翼地再次说出 “新闻机构的第一位任务是提供新闻”这样一个最普通的常识,并且不得不从头开始明确新闻的定义、新闻价值、言论出版自由、舆论监督、新闻法等常识。这只是补课,以便在新闻学研究的更高层次——也就是人类信息沟通的层次上——迅速跟上世界的步伐。

在那篇文章的最后,我写了一段话:“尽管改革已经开始,中国依然缺乏与这种学术研究相适应的现代化传播工业体系以及现代化的新闻体制,因而,中国新闻学的现代化道路将是曲折而漫长的,它需要伟大的五四文化精神的照耀。在这个意义上,五四时期创立的中国新闻学不应被人们遗忘,也不会再被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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