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12-23

马国川

“不能让现代化取代现代性”

经济观察报记者马国川

制度不是目的

经济观察报：作为一个企业家，你为什么关注现代性的问题？现代性毕竟是一个价值层面的问题。

秦晓：我的思想有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在“文革”前，我接受的是“接班人教育”，有很强的治理意识，或者说是统治意识。这种意识的背后，是国家利益，希望国家强大，民族兴盛。那时毛主席并没有讲造反，他讲内部要“阶级斗争为纲”，国际上要“反修防修”，这是我们能够接受的。但是 “文化大革命”把“阶级斗争”引向全社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也出来了，“造反有理”，天下大乱，颠覆了自己建立的秩序，我们就不太能接受了。所以我们就开始质疑它、抵制它、反思它。当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开始步入正轨，国家强大、民族兴盛的梦想又成为时代的追求。那时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有一条，我们这个制度有问题。我们认识到，具体的治理要有一套制度，原来的制度不行，所以要进行体制变革。当时笼统地认为制度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没有深入思考：制度是为了什么？

但是在进行了三十年的变革以后，我发现，在中国经济发展的进程中，出现了贫富、地区差距拉大，官商勾结、腐败滋生，道德失范、信用破坏，环境生态恶化、资源浪费等社会问题，也出现了人的精神世界的孤独和异化、人与人关系的紧张、人与大自然关系的冲突等社会病态。我就想，看来，制度不是目的，它是一个手段，是一个保障，制度根本上是为了保障实现一套核心价值观，这套核心价值观的核心是个人的权利。正是由于我们缺乏这样的一套核心价值观，才导致我们社会出现诸多问题。

经济观察报：也就是说，你是从制度层面的关注逐步走到价值层面的思考的。今天很多人仍然停留在制度上，认为制度高于一切。

秦晓：实际上这也是代表现在主流的一个观点，很少再往前走一步，从制度层面再跨越到价值层面上去。为什么？原因很多，一个原因就是有没有足够的勇气去面对现实问题。

经济观察报：关键是能不能正视现实问题。

秦晓：在正视的同时，还要深入思考。这种思考既要有历史眼光，也要有全球视野。另外也需要学习。“文化大革命”给我们这一代带来什么？最重要的就是一种学习的、批判的态度，我认为，要对时尚和主流永远保持清醒的批判态度。

最早我关注中国经济改革，很注意研究日本的通产省、韩国的青瓦台等经济机构，包括我最早写的文章，都有点新权威主义的思想意识，希望动用国家的力量去发展经济。这可能跟我的经历也有关系，我当时比较喜欢这个东西。后来我系统地读了一些书，发现政府主导经济的模式有很多问题，我就转过来了，比较赞同吴敬琏老师的主张，认为政府应该有政府的功能，“权力不能搅和买卖”。

经济观察报：现代市场经济中，政府的主要功能应该是提供公共产品。

秦晓：政府当然还有其他功能，但是最主要的功能应该是提供公共产品，进行二次分配，解决公平问题。但我们目前不是这样，它实际上是全能政府，它拥有国有企业，控制主要要素，土地、劳动力、能源、货币等都不能市场化，都是组织配置，人也组织配置，定价也是组织定价，这都有重大问题。

经济观察报：这些制度安排似乎都有一定的现实基础和现实合理性，中国经济增长无疑是人类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许多学者都在试图证明这一点。

秦晓：谁也无法否认中国的奇迹，但是我们不能满足于做实证研究，还应该追问：这样的制度完善吗？第一，衡量制度好不好，经济增长不是唯一的指标。因为在国家的功能中，经济增长仅仅是其中一个，不能说经济增长就是好；第二，它可持续吗？事实上，政府主导经济的模式有很多问题，在中国经济发展的进程中，也出现了西方国家早期工业化过程中的弊端和现代西方社会的病态。我认为，现在的发展模式无法持续，必须抛弃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模式，这是中国改革的瓶颈。正是在研究和思考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过程中，我逐渐发现了现代化在中国的异化。

现代化与现代性的双重变奏

经济观察报：改革开放三十年就是中国逐步走向现代化的过程。其实，在近现代史上，这并非第一次。

秦晓：不是。从19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的一百多年中，中国先后发起了三次现代化社会变革运动。第一次是洋务运动，大约三十多年，甲午海战的惨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彻底破产。第二次是戊戌变法到20世纪二十年代，大约也是三十年，没有成功。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是第三次现代化运动，目前正在行进之中。这三次，中国都是现代化压倒了现代性。

经济观察报：什么是现代性？

秦晓：“现代”、“现代性”、“现代化”，是环绕“现代”概念的语义丛中三个最重要的词。“现代性”发源于16世纪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从17世纪流行，其概念在18、19世纪之交基本形成。现代性的核心就是马克斯·韦伯所言的“祛魅”的过程，是摆脱愚味、迷信、专制，而追求理性、科学、自由的过程。而“现代化”一词则出现得更晚，大致确立于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从狭义上讲，它更侧重经济和物质层面。

如果按照现代性来考察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就会发现在晚清以来的西学东渐、东西方文化碰撞交流的过程中，中国曾有过几次影响颇大的思想启蒙运动。最早是严复对“西学”(价值观层面)的引入；然后是20世纪初由陈独秀、胡适倡导的新文化运动；最近的一次则是20世纪八十年代文革结束后，中国知识分子在文化、思想领域兴起的“新启蒙”运动。这几次思想启蒙运动都具有现代性追求，但是由于近现代中国所面临的中西交冲、山河破碎、新旧转折，使得独立、富强成为近现代中国历史无可辩驳的时代主题。几次思想启蒙运动都中途而止，转到了强国富民的道路上，追求经济和物质层面，也就是追求现代化。从严复的启蒙转向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之用”、曾国藩、李鸿章的“洋务运动”，从新文化运动转向以救亡为主调的“五四”运动。

经济观察报：李泽厚在八十年代提出“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的命题就是对这些问题的概括吧？他认为近代史上总是救亡压倒启蒙。

秦晓：对。但是他当时没有想到，八十年代也出现了 “救亡压倒启蒙”，八十年代的民间启蒙运动很快就转变为政府主导的，以批判“文革”、建设“四个现代化”为中心的“思想解放”运动。所以，如果从现代化和现代性的角度考察，我更愿意说，中国近现代史是“现代化与现代性的双重变奏”，现代性总是被异化为现代化。中国的近现代史说明，器的层面只是一个结果，只有通过理念更新、制度变革才能实现现代性的转型。

经济观察报：不能让现代化取代现代性。

秦晓：不能。如果说前两次现代性的中断是不得已，那么今天在和平环境下进行社会转型的中国就不能以现代化取代现代性。事实上，今天中国面对的许多问题，就是现代性被异化、被简单化为现代化的结果。

转型是不可避免的

经济观察报：西方主流理论认为现代性社会只有一个模式，即以18世纪启蒙运动思想家倡导的自由、理性为核心价值观，以现代民主政体、自由市场经济等为代表的现代文明秩序。

秦晓：如果以这个标准来判定，中国模式所创造的经济增长奇迹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性社会转型。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必然诱发民众对自由、民主的诉求，这就需要一个对现代理念予以认同、对各种主张有较大包容性、对各种利益群体有较强协调能力的政体。这一政体的正当性就是现代民主制度。在经济发展、社会变革过程中，从传统的集权政体向现代民主政体的转型是不可避免的，其转型的路径无非是自上而下的改革或自下而上的解体。因此，在通向现代化的道路上不存在一个区别于欧洲、北美模式的所谓中国模式。中国现代化进程是否能够持续，社会转型是否能够实现，取决于现代核心价值观的建立和政治体制的改革。

与主流观点不同，还有一种思想认为，现代化并不意味着西方化，或者说世界上不存在一个唯一的现代化道路和模式。现代化道路和模式的选择首先要基于本土的文化、历史传统，同时还受到不同历史时期外部环境、人们的价值观和道德观的约束。他们认为中国选择不同于“华盛顿共识”的现代化模式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它不仅适用中国国情，而且可以避免西方现代化过程出现的种种弊端和病态。因而它不仅是“另类现代性”，而且表现出对“新的现代性”的追求。

经济观察报：人们一般把这种主张称为“新左派”。在“新左派”与西方主流理论两者之间，你更认同哪一个？

秦晓：对中国模式及其未来走向的认识，在中国和全球是一个未解的迷，是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就我而言，我以为启蒙运动倡导的理性、自由是现代性的核心价值观，因而它具有普世的意义，西方建立的现代化模式或现代文明秩序也属于全人类。但中国又有其特殊性。

经济观察报：你把自由、理性作为普世的核心价值观，在一些人看来就意味着你完全认同西方主流派。

秦晓：我们把自由、理性作为普世的核心价值观，并不意味着完全认同西方主流派对这两个概念的认识和理解。首先，自由与秩序是不可分离的，两者互为依存、互为约束。没有秩序的自由不仅自身难以存在，也不是人类所追求的理想状态。其次，个人自由也要与集体(家庭、组织、社会、民族)、与大自然相和谐，因为人不可能独立于集体和大自然而存在。西方文明中更加注重个人自由，东方文明则更加注重社会秩序，以及人与集体、大自然的和谐。同理，理性与理想(信仰)、民主与法治、权利与义务、制衡与效率也同样是互为依存、互为约束，对上述概念的认识和理解上东西方也存在着差异。中国在建立现代性核心价值观时应充分吸取传统文化的养分。

西方建立的现代化模式或现代文明秩序为人类文明做出了贡献，尽管它存在种种弊端和病态，但把它冠以资本主义的属性并将其妖魔化是愚昧、落后、思想僵化的表现。邓小平说：“计划和市场都是配置资源的方式，不能说计划是社会主义的，市场是资本主义的，资本主义可以搞计划，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这句话为中国冲破意识形态束缚、走向市场经济产生了重要的作用。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能说西方现代文明秩序是人类文明的成果，资本主义国家可以采用，社会主义国家同样也可以采用？

经济观察报：现代政治文明所要解决的问题是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使民众监督、约束执政者，以实现他们的诉求，保障他们的权益。

秦晓：其实，这就是民主的含义。但是民众中不同群体、阶层的利益和诉求是不同的，有时甚至是对立、冲突的，民众的短期利益和长远利益也往往不一致，政府的角色就是依据法律和民主程序协调不同群体的利益，平衡民众的短期和长期利益。因此，政体模式的制衡和效率也是互为依存的，互为约束的，只能在两者中寻求平衡点。中国作为一个有十三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和社会转型过程中，各种矛盾凸显，需要一个比较强势的政府去协调、解决，在制衡和效率两者之间，应略侧重效率。当然，目前政治体制改革首先要解决的是制衡问题。

经济观察报：你所说的中国的特殊性是什么？

秦晓：特殊性在于具体道路的选择上。在现代核心价值观、现代文明秩序两个问题上，中国与西方是普遍性基础上的特殊性差异；在路径选择上，西方现代化的道路并不具备普遍性，中国只有另辟蹊径。在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选择先经济后政治改革的策略，历史证明是正确的，它首先解决了人民基本生活的改善问题。在经济体制改革中采用“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方式也证明是成功的。但如果由此就认为中国可以实现现代性转型，则是错误的。我以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应考虑四个问题：一是要有一次比较彻底的思想洗礼，以解除意识形态的束缚，真正建立起现代核心价值观；二是克服利益集团的干扰，政治家和社会精英应承担起推动民族现代性转型的重任；三是中国已形成二元结构，即内地贫穷、落后的9亿人与沿海有较高教育水平、有较高收入和国际联系的3亿多人，他们所面临的问题、诉求有较大差异，政治体制改革进程的推进要兼顾到这两个群体，进程过快会偏离9亿人的现实利益，过慢则会引发3亿人的不满；四是应充分吸取经济体制改革中 “摸着石头过河”的经验，循序渐进、由易到难，尽可能地避免大的动荡，力求实现软着陆。

中国的“现代性方案”

经济观察报：哈贝马斯把十八世纪启蒙思想家的主张称为“现代性方案”，他认为这是一个未完成的方案，西方形成的现代文明秩序是一个需要医治和修补的制度。“新左派”也从这一点出发，质疑现代性价值和制度体系的普世性：一个病态的西方现代社会是否应该成为我们转型的目标？

秦晓：我认为不同民族和文明在价值认同和制度形态选择上会存在差异，在这个意义上讲，现代化并不等同西方化，而是“多元现代性”的构建。但将这种差异视为具有本质上区别或对立“另类”，则缺乏令人信服的阐释，也没有实践的支持。当代西方社会呈现的病态反映了现代性社会本身的问题和危机，也是全人类在现代性进程中所面临的共同课题。但这些问题和危机尚不能构成现代文明秩序的瓦解，更不应由此而完全抛弃启蒙运动所倡导的价值观。消解性的批判和解构是虚无主义和政治浪漫主义的表现，它只能宣告死亡，不能医治疾病。在问题和危机面前所需要的是理性的批判和建设性的思维，使现代文明秩序在自我扬弃中不断获得新的生命力。对于处于现代性社会转型的中国，不是要不要学习、借鉴的问题，而是怎么学、学什么的问题，即何该扬，何该弃。

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是否意味着已找到了适用于中国且可以超越西方现代社会弊端的现代性目标模式？显然没有。对中国来说现代性转型已跨越了三个世纪，走过了一百多年的历程，回顾历史、展望未来，我们应当认识到中国“现代性方案”也是一个未完成的方案，是一个需要对现代核心价值观、对未来模式和路径重新认识、定位的历史使命，是一个决定中国未来走向的、不可逾越的现实问题，是一个可能对人类“现代性方案”做出贡献的愿景。

经济观察报：中国的“现代性方案”，就是当代中国社会如何实现从一个前现代性(传统)社会转变为一个现代性社会。

秦晓：这一转型自晚清始已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历程，在此期间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领域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到今天它依然是一个“未完成的方案”。重新提出这一问题，有序地推进这一进程关乎到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是对政治家、社会精英和民众社会历史责任感的呼唤。

中国一百多年来所经历的社会变迁是一个现代性转向的进程，这一进程的目标是构建现代文明秩序。而现代化、工业化、小康社会等都不能准确、完整地反映这一进程的实质和目标。“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的提出是理念上和政策上的重大突破。作为理念，需要更深入的挖掘和阐释，使之成为与现代性价值观相融合的体系。“以人为本”不应简约为“民生”，首先要以个人的权利为本，在这个基础上建立的秩序才能达到社会的和谐。作为基本的政策，要有制度的支撑，这主要体现为对私权的保护和对公权的制约，否则要么变成空泛的口号，要么沦为利益集团获取权力“正当性”(韦伯)的工具。

经济观察报：这个转型绝非易事。

秦晓：不是易事，将是一个比较长的历史过程。在中国未来的发展中，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都是很值得关注的。它们的产生虽然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其破坏力很大，和现代性是不相容的。

经济观察报：研究中国的“现代性方案”是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话题。

秦晓：研究应秉承科学精神，倡导开放、包容的学术文化。科学精神如陈寅恪所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中国历史上的儒家文化将 “士”与“大夫”合为一体，没有真正形成独立、自由的学者群体。八十年代，学界特别是经济学界的精英和政治精英对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达成共识，学者由此进入体制，研究也趋于政策导向。近年来许多学者抱怨被排除在体制外，政府在做重大决策时没有充分听取他们的意见。我认为八十年代是一个特殊的时期，在常态下政府和学术界应既相互独立又能产生良性互动，学者应有社会责任感和批判精神，政府应遵循科学、民主的决策程式和更大的包容性。开放和包容是学术研究应倡导的文化。开放即是解放思想，解除各种意识形态和传统观念的束缚，“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包容即不以一己之见而障目，理性对待不同的观点。研究的过程也是学习、交流、比较、思考的过程，只有开放和包容的文化才能使科学精神得以发扬。

中国在近三十年中通过改革开放取得的经济发展成就是毋庸置疑的，但经济发展并不是现代性转型的主要标志。在中国，核心价值观的形成、政治体制改革、社会进步、法治建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就经济发展而言，我们也不应掩盖、漠视成就之下存在的问题和付出的代价。我期望，现代性的探索在未来将成为中国学界研究和讨论的核心问题。当然，在中国，现代性的价值和制度体系也应具有中国特色，因为只有与中国社会实际相结合，与中国传统和当代文化元素相融合，它才能根植于中国本土。我们不能通过“宏大叙事”构建理想模式，因为这种模式在现实中并不存在；我们也不能简单地移植别人的模式，因为离开了人和文化的因素，任何制度都难以建立和运行，种桔成枳就是这个道理。为了实现中国社会的顺利转型，我们应该寻求比现实中的制度安排更优、更好的可替代方案。只要我们坚持开放、勇于竞争，转型的进程就不会终止，转型的目标就一定会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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