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升值前提：要素价格市场化

经济观察报：人民币近期升值步伐加快，来自美国的压力也在加大，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

秦晓：每当全球经济有比较大的衰退时，一开始大家在应对上都是一致的，都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到衰退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必定有一个国家或新经济体率先复苏。这次也是一样的，以中国为代表的新经济体率先复苏。

欧美复苏得慢，财政政策已经用到头了，关于主权债务问题如赤字比例、债务比例都超过了很大比例，这样美国就陷入两难，不启动新的刺激计划过不了这一关，但是约束条件已经使他们没有力量去启动新的刺激计划，货币政策由于零利率也没什么潜力了。

美国就开始找别人的问题——“汇率问题”，这个问题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最不好的是把它政治化，它是个政治问题，不单纯是个经济问题，但你不能“政治化”，这样就把问题的性质变了。

经济观察报：中美经济失衡是否与人民币低估有关，人民币升值后是否能改变美国贸易逆差的问题？

秦晓：所有人都知道，中国的汇率政策的变化不能解决美国问题。简单来说，中国的产品卖不到美国去，美国也不会生产这些产品。中国与美国的劳动力成本差距，大大高于中国汇率被高估的差距。这个问题（人民币汇率问题）现在变得政治化了，比较麻烦，而且是全球性的。

反过来中国是不是应该有序地推进汇率改革呢？我觉得是应该的。先不谈高估低估，但要更加市场化，采取渐进的办法如一篮子货币等，最终要有一个目标，使其能够在市场上可兑换，在尽可能避免风险的情况下应该推进改革。

经济观察报：近期一些市场人士认为人民币并非低估，反而是高估了？

秦晓：汇率是个资产价格、要素价格，要素市场也要市场化，否则就扭曲了。我一贯主张首先把其他要素价格市场化了，最后再来谈汇率问题，因为汇率包括资本流动，有很多不确定性。

我们在其他要素上还没有改革到位，还是管制的。例如能源、电力、土地，公用地还是比较便宜的；劳动力有了劳动合同法之后还要继续改进；还有安全成本也不到位，很多安全事故不光是操作系统问题，是投资不够造成的；另外就是低碳、环保这个约束也没有完全到位。如果把这些要素价格和相关价格慢慢理顺的话，就知道汇率要多大步子走，走到什么位置比较合适，混在一起谈就不知道是哪个因素在起作用。

如果前面说的都做到了（推进上述价格要素改革），我们的增长率可能会放缓一点，出口会减少一些，那时候顺差也没那么大了，再回过来看汇率就好判断了。在这个过程中慢慢地动（升值），不要升得太快，但也不要停。

人口红利已到最高点

经济观察报：中国GDP一直保持超过9%的高增长速度，今后几年高增长是否能维持？“保八”的可能性有多大？

秦晓：“十二五”规划要出台，将是今后三十年的起步。支持我们高速增长的一些因素发生了变化，一个就是城镇化率，现在该数据是46%，有人认为已经到了路易斯拐点，人口红利增长没有更大的潜力了，是一个平缓下行的过程。我比较赞同“人口红利已经走到最高点”这个观点。

由于中国的城镇化太快，工业化也太快，在短短15、20年中，农村能干活的、有本事和技能的人都到城里来了，现在再减少1.5亿农民，我想农业生产率不会降低，但这1.5亿农民到不了城里，因为他们的年龄、技能、教育水平都不够，这说明城镇化的进度会放缓，人口红利也开始减少。

这个过程可能会跨越“十二五”规划，可能会在今后的十年、十五年、二十年、三十年逐步表现出来，因为我们国家的增长基本上是一个人口红利式的增长。

“保八”中的“八”是一个经验数据，过去GDP增速保持在9%以上，今后肯定要降低，调到7%、6%左右。当然这里面要算名义的和真实的。我们通胀率是用很多价格因素压着，中国发展长期是3%甚至3.5%的通胀率，这个水平是不是更合理，这样水平的代价是什么呢？ 

经济观察报：人口红利增长放缓具体将会表现在哪些方面，中国经济增长还有无其他潜力可挖？

秦晓：为什么消费不足、储蓄和投资过多成为长期困扰我们的问题，这是由于人口红利决定的。等这一阶段过去，投资就会降下来，消费就会增多了。因为没有那么多钱储蓄了，届时都要去消费。城镇化建设，如公路、公共设施、城市建筑包括以住房为主的建筑业都会相应地放缓，这是以中国的潜在生产能力和生产边界为依据的。

体制进一步改革会不会带来活力，我认为是可以的，这个潜力很大。现在走政府主导下的经济，可能对市场有干预，可能不利于企业家的创新，可能有巨大的交易费用。一方面看到经济增长的基本因素放缓了、减弱了，另一方面还有很大的制度空间去挖掘，以改革来提供新的活力，这是未来几年中都需要重要考虑的。

评判一个国家的增长是不是只用经济增长为标准，经济增长是以什么为代价达到的，经济增长最终是为了什么，为谁而增长，经济增长的背后是不是公平的？很多人以简单的事物得出结论，精英们的责任是把这些问题都摊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