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制时代历史浪漫化的误区

问：现在不少学者认为中国崛起与中国传统文化里的一些东西相关，尤其是科举制度下的贤能体制，他们认为，在这种体制下，中国传统社会相对比较平等，这有利于促进改革开放取得成就。另外还有人，比如《当中国统治世界》一书作者（英国人马丁·雅克），认为中华文明有很优越的地方，比如朝贡体制就优于现代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国际关系体系，因为它更为和平，而且他认为随着中国崛起，围绕中国的朝贡体系可能在亚洲复苏等。你如何看待这种转向传统历史的反思？

答：几年前，我在上海某大学听到过一位美国左派历史学家的讲演，他说，世界上有两种全球化，一种是“好的全球化”，一种是“坏的全球化”，中国古代的进贡体制与明朝的郑和下西洋，就是“好的全球化”，而现在西方的全球化就是坏的全球化。西方学者有这种看法并不奇怪，其实，当年伏尔泰为了反抗本国的专制，也曾经把遥远中国的康熙时代描绘成人间天堂，他大谈康熙的开明是为了给批判路易王朝的专制残暴寻找一个美好的对比参照点，然而真正的康熙却发生了最残暴的文字狱却不在他的关注之中。

这使我想到一个世界性的文化现象。即西方批判性的知识分子，往往会通过不自觉地美化传统中国，通过一种移情作用，把传统中国视为西方以外的另一个诗意的异邦，以此作为对西方社会文化进行批判的参照对象，事实上，传统中国只不过是这位美国历史学家的文化浪漫主义的心理投影，闭关自守、自我中心的天朝的朝贡制度，变成了牧歌式的乌托邦。在这位美国人眼里，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几乎成为世界上美好的国度。

而中国人又往往由于心理上的需要，一听到洋人对老祖宗的赞美，就会飘然起来，怡然接受这种对中国传统的诗化的解释。于是出现了洋人浪漫主义与中国自己的浪漫主义的相互强化与激荡效应，他们会对我们说，看，连洋人也这么说！

事实上，这位洋教授最大的问题，是他完全忽视了结构比较对于文明研究问题的意义。正如本文所分析的，前资本主义欧洲，虽然表面上是分散的、小规模的共同体，然而这些小共同体所具有发展潜力与结构优势，则是大一统的专制帝国望尘莫及的。此后，老大中国在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挑战中节节失败，实际上与其结构有关。

随着改革开放以后经济的增长与国力的上升，我们的报章上又不断出现种种“我们老祖宗比你们强多了”的声音。一位学者在上海一家刊物上发表的文章上居然说，前资本主义的中国在鸦片战争前已经“超过美国”。这种用语之漫不经心，说明“好了伤，忘了痛”文化健忘症如何深深植根于我们民族的心态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历史的反思对于我们这个对自己文化从来就有着“审美定势”的民族，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

我们要特别注意当下中国知识界与企业家中出现了一种可以被称之为历史浪漫主义的思潮，他们为秦以后的专制大唱赞美歌。不久前，我在山东的一次会上，就听一位学者说，中国传统的帝国专制体制，从经济学上看是一种“经济效率很高”的体制。他用“要素市场”、“发达的消费市场”这样一些现代经济学的概念来附会到小农经济社会上，而完全忽视专制国家对社会经济自主性的压抑。他们甚至不承认清王朝专制极端保守对于中国近代造成的灾难后果。明朝矿税监的残暴对明朝经济的消极影响，难道还不说明问题吗？

为什么现在国内知识界中会出现这样一种“新国家主义”思潮？我们要从文化心理上来分析，应该注意到，三十年来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与社会繁荣，中国人出现了一种民族自豪感，一种要求摆脱百年来以批判传统为基调的价值追求，要求对自己的民族予以重新定位，人们开始重新思考中国传统的积极遗产的意义，不能再被民族自卑感压抑，许多学者的学术旨趣就在从传统历史中寻找精神支柱的新基础。他们要重新发现科举的积极意义，他们对专制官僚制、对中国文化、对宗教的宽容等等均予以了强调，其心态就在于此。

要特别警惕中国人国民性中的一些消极因素回潮，国人自近代以来就表现出来的强烈虚骄心态，到了稍有发展就又会在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中死灰复燃，就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所谓的虚骄心理，就是在没有真正的实力与国力的情况下，通过心理上的自居作用，来达到心理上的自我平衡与心理自我防御。甲午战争前后的清流党，就是如此。中国人特有的虚骄心理之所以在改革三十年来在某些所谓精英中再次发作，与中国大陆文化的自我中心心理积淀有关，与近代屈辱感长期受到压抑的情况下，在稍有缓解就急于宣泄的不自觉心态有关。更重要的是，中国人缺乏精神支柱，不得不把国家作为类宗教的精神支撑点有关。

那么，为什么中国人会通过历史把国家当作精神支柱与信仰对象，并为此牺牲对历史的求真，为什么作浪漫的解释，来实现精神寄托？我认为，这与中国缺乏真正能承担精神寄托的宗教有关，在意识形态淡出中国人的生活之后，中国人的民族认同与精神寄托不得不把历史当作一种浪漫的寄托对象。换言之，明明是应该由宗教来承担的信仰功能，现在不得不通过重新解读甚至“改造”历史的方式，来让历史承担这种功能。生活于这样一个缺乏宗教的文化中，人们对宗教的渴求，不得不通过历史的宗教化来实现之，于是，在这些国人心目中，历史变成了他们的宗教。中国文化的特点之一，就是历史不得不承担求真以外的其他社会功能，从道德、教化、审美与意识形态功能，为了实现这些功能，中国人习惯于“求善重于求真”。习惯于让历史成为十三四岁的小女孩，来予以打扮。从解释学角度来看，人们对历史进行解释时，他面对无数信息，但只对自己感兴趣的某些信息做出反应。

这里我要特别强调的一点是，帝制中国古代社会的结构的宏观稳定是以“安分敬制”制的方式来实现的，更具体地说，为了防止大一统的同质体社会“争则乱，乱则穷”，中国统治者不得不通过“各守其分，不得相侵”的方式，以社会成员各自承担的功能与角色地位，将其安排在“分”的等级中，并根据其在等级中的地位来分配其资源，以此来达到“求定息争”的效果，中国的文化是“分”的文化，而“分”是以反竞争、反微观多元个体的活力与自主性为基础的，这是与多元自主性的竞争完全不同的文化，不谈文化上的结构上的根本区别，而大谈“老子过去比你们阔多了”，就如同把千百条小竹筏绑在一起，说成是我们早就是航空母舰一样荒谬。

处于90年后的今天，我们当然不能像五四人士那样，简单化地把传统一棍子打死，但决不能变成浪漫的历史学者。因为历史离开了真实，就不能提供智慧与启示。

事实上，把历史浪漫化，在二十世纪以来的历史上，确实也是个普遍文化现象。有学者研究指出，梁启超1902年反传统的激进主义，认为专制主义只会导致中国亡国，中国必须全盘西化，到了1917年以后，他的看法则完全反了过来，他在《欧游心影录》中认为，西方已经没落，中国人必须回归到中国传统精神中去。他的这种文化转向，正是因为中国面临着两重使命与两重价值重叠的困扰：反省与批判传统的价值，代表了现代化的使命，回归与浪漫化传统，代表着对现代化、世俗化后果的担忧，从而不得不从缺乏宗教资源的中国的历史中，通过对历史文化的再解释来满足国人在无根状态中的精神寄托。

在当今中国，对于近代以前的中国历史，存在着两种明显不同的价值趋向，一种是沿着上世纪80年代启蒙思潮而延续下来的价值趋向，批判专制主义与专制传统文化，上接五四以来的反传统，呼唤启蒙与自由民主，对国家对社会的控制抱有强烈的警觉意识，这不但与五四以来现代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有关，也与当下中国现实政治中仍然存在着大量的家长制专制现象的反思有关，更有一种道德批判的使命感。

另一方面，意识形态史学的消极后果还没有得到清算与反省，历史浪漫主义却又由于其所具有的对国人精神真空的填补功能而进一步崛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正处于双重价值关怀交叉的时期，生活在一个双重价值重叠文化气氛之中，社会上的自由派与新左派，文化保守主义、民族主义思潮各自所表述的价值关怀也同样体现在我们近年来的学术讨论之中。

西方文明对民主的贡献

问：不少人开始认为西方民主模式已经没有前途了。他们的论据之一是，西方的竞争式民主导致的是向选民无限制地承诺，无可避免地走向高福利国家，又因为不敢得罪选民，于是改革举步维艰，你怎么看这样的论点？更有甚者认为西方已经无可避免地走向衰弱，果真如此吗，你怎么看西方模式的未来？

答：我承认，现代西方民主正面临一系列挑战，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与亨廷顿的《第三波》中表现的那种民主乐观主义确实过于简单了，如果说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 “第三波民主”在发展中国家遇到的最大麻烦是民粹主义，那么在发达西方国家，民主的困境则来自于以一人一票的选战为基础的高福利主义，西方劳工阶层手中的选票与强大的工会的压力，往往使政客们不得不对选民报以高福利的承诺，任何不利于既定的福利主义好处的结构性改革都在这些国家难以进行，这就极大地影响了经济效率的提升与维持。但这决不能成为我们幸灾乐祸的理由，因为人家毕竟已经现代化了，更不能成为我们拒绝走向民主的挡箭牌，因为我们不是民主太多了。

多党政治在现在的中国未必符合国情，但民主监督，非政治领域中的公民社会自由，应该是我们现在可以而且应该致力的目标。我有一个信念，那就是民主政治是人类进步的结晶，成熟的民主社会中出现的民主困境，可以通过多元的试错机制来予以克服，西方文明为人类实现民主理想作出了自己的重要贡献。在这一方面，我们中国人还是谦虚一些为好。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