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建“幸福中国”(1)
徐景安
2010-11-08 1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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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景安/文

《吴越春秋》中说:“民富国强,众安道泰。”“民富”在“国强”之前,古人早在千年前就提出了“以民为本”思想。始于30多年前的改革,将中国经济带入了世界前列,也使“发展第一”成为了30多年持续不变的首要目标。但GDP的高速增长并没有带来国民的同步富裕,收入差距过大成了发展起来后的问题,科学发展的目标渐行渐远。在10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十七届五中全会上,“城乡居民收入普遍较快增加”被定为今后五年的主要发展目标之一,创建“幸福中国”,还富于民,需要真正从物本位向人本位转换,而民富才是国强之源,是需要我们持续关注的话题——

今天中国存在什么问题,大家几乎没有分歧。应该怎么做也提出了不少:比如扩大内需、调整结构、合理分配、关注民生、社会保障、持续发展,并且已被当局认可写入报告、文件,但大都没有有效实行。几年前,我们曾讨论过转变政府职能,从主导经济转为公共服务。那时我说:“服务型政府好不好,好?对不对?对!但做不做得到?做不到!行不行得通?行不通!”为什么?发展第一是中国的国策,主导经济是政府的职责,GDP是考核目标,官员靠这个升官,怎么会成为服务型呢?

“科学发展”抗不过“发展第一”

“十一五”规划的发展目标将超额实现,所要求的科学发展的目标基本落空。“十一五”规划要求生产总值年均增长7.5%,从2006年至2009年四年年均增长10.1%。如果今年增长维持去年的水平8.7%,五年年均增长将达到9.4%。实现发展目标已成定局。可是,与此相反,“十一五”规划要求的科学发展,不仅没有做到,甚至更趋恶化,已达到临界点。

比如“十一五”规划要求,调整投资和消费的关系,结果我国投资率世界最高、消费率世界最低;“十一五”规划要求,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结果我国经济对外依存度、产值能耗水平都是世界最高;“十一五”规划要求,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结果是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世界最高,财政用于民生的支出世界最低,行政开支却是世界最高;“十一五”规划要求,保持社会安定,结果是群体事件不断,从1995年的6000起,到2007的6万起,2009年已经达到23万起。

“科学发展”作为这一届中央的一面旗帜,为什么就抗不过“发展第一”?

“发展第一”就是经济发展最重要,其他都是次要的。也就是说,把饼做大再说,至于怎么做大,增长方式是否合理,如何分配,分配方式的公平与否都不重要。所以,讲“科学发展”,就不能“发展第一”;“发展第一”就不是“科学发展”。可是“发展第一”是邓小平定下的国策,所以解释“科学发展”必须与“发展第一”保持一致。十七大报告解释什么是“科学发展观”时说:“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发展第一”是物本位价值观,把物的增长放在首位,而忽略物的增长方式与物的成果分配。“以人为本”是人本位价值观,不是不要物,而是物的发展方式与物的成果分配都要符合人本位的理念。以人为本就是科学发展。这里把“发展第一”与“以人为本”相提并论,让各级政府去选择,GDP考核是硬的,“以人为本”是虚的。结果就是发展的目标实现,科学发展的目标落空。

“发展第一”的功与过

今天我们来讨论转变发展方式,“十二五”进行这改革、那改革,无非是把过去说过的话再说一遍,这能起什么作用?当下中国不缺改革的具体方案,当然讨论一下也是有意义的,但最主要的是怎么启动新的改革。

阿基米德曾说: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撬动地球。今天,我们就要找一个启动中国新改革的支点。

先回顾一下,邓小平是怎么启动30多年前的改革的?当时面临的任务是要扭转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倾向,从政治挂帅转向发展经济。在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指导下,全党全国把反修防修、防资本主义复辟作为头等大事。小平找了一个什么支点撬动、翻转中国呢?他大讲要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就要把经济搞上去。“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成为他的著名论断。然后,他讲实现四化是最大的政治。这是从政治出发,落到经济上,完成了从政治第一向发展第一的转折。社会主义要发展生产力,这就是邓小平启动中国改革的支点。

这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论断,占据了意识形态的制高点。从这个支点出发,他提出三个有利于标准,不问姓社姓资,引入市场经济、推动改革开放。从此,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成了中国的基本国策,邓小平提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100年不动摇。此后无论提什么口号,什么“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科学发展”、“持续发展”都要提首先是发展,与“发展第一”保持一致。这就是中国的政治。

“发展第一”扫除了一切对发展经济的干扰,实现了改革30多年的高速发展,同时也为非科学发展打开了方便之门,产生了一系列严重问题。发展是第一、GDP为目标,各级政府压低劳动、环境、资源成本,竞相建设投资者的天堂,采用拼劳动、拼环境、拼资源的方式来实现增长,这就形成了低消费、高消耗、恶环境的非科学发展。发展成果的分配,向经济建设倾斜,投资率趋高;向政府自身倾斜,行政开支加大;忽视民生问题,公共福利短缺。事实证明,“发展第一”的最大得利者是政府,招商引资、建设项目,政府可获得政绩、增加收入,官员可碰杯喝酒、升官发财。今天中国提什么口号都是虚的,唯有“发展第一”是实的。出现了种种问题怎么办?发展中的问题用发展来解决,结果越发展,问题越严重。

改革前30年,中国沉浸在“政治第一”的狂热之中;改革后30年,中国陶醉于“发展第一”的成功之中。如果说,当年不能从“政治第一”的狂热中摆脱出来,就没有30年的改革开放。今天,如果不能从“发展第一”的偏执中解脱出来,改革开放30年的成果将付之东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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