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因素是出口和外汇管理制度导致的通货膨胀以及民间财富的缩水。按照一些经济学家的分析，目前我国的出口和外汇管理制度，具有财富转移的效应。也就是说，按照我国目前的外汇管理制度，人们在出口获得美元之后，是要把美元卖给中国人民银行的，中国人民银行再按照汇率印发人民币。也就是说，中国出口的东西越多，中国银行的外汇储备越多，同时印出的人民币钞票也越多。所以有人将其称之为中国经济的陷阱，即经济增长越快，出口越多，中国的外汇储备就越多，印的钞票也越来越多。换言之，中国的经济越发展，通货膨胀会越严重。这样就使民间财富以贬值的方式流入政府手中。对民众而言，就是收入或财富的缩水。当然，更确切地说，造成这种效应的，并不是外汇的全部，而是出口减去进口的差额部分。

居民收入和财富缩水的程度，从人民币与虚拟的国际元的比值就可以看得出来。世界银行近年来在不断调整人民币与“国际元”之间的购买力平价，2005年1国际元=2.1372元人民币，2006年为2.0872元人民币，2007年为3.6471元人民币，2008年为3.8044元人民币。从这里可以看出，单位人民币的购买力是在不断下降的（http://www.chinanews.com/cj/2010/11-23/2675291.shtml）。

与民间财富流向政府相反的，是国家财富向个人的转移。这主要包括政府的再分配、国有资产的流失以及不正常的福利。

近些年来，各级政府在社会保障和基本公共服务上的投入不断加大，2011年我国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将达到4414.34亿元，同比增长16.6%。意味着通过这种方式国家财富向个人的转移在明显增加，政府的再分配职能在强化。这对于改善城乡贫困群体的生活状况，缓解社会中的利益关系失衡开始发挥重要作用。但要看到，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相比，我国在这方面的投入比重还是明显偏低。同时，公民在享受社会保障上，还严重不平等。

而国有资产流失的过程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就已经开始。据当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胡和立的计算，仅仅在1988年，我国控制商品的价差总额超过1500亿元，银行贷款的利差总额超过1138.81亿元，进口所用牌价外汇的汇差总额在930.43亿元以上，这三项合计的价格双轨制差价就在3569亿元以上，约占当年国民收入的30%。其中有一部分流入了个人腰包。有的富人的第一桶金就来自这里。进入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在国企改制中通过低估漏估、低价转让，使国有资产大量流入个人腰包。就是到今天，仍然有经济学家估算，近年来，“国有资产每天流失1个亿”，一年就是365个亿（http://finance.sina.com.cn/review/20090219/09045875398.shtml）。也许这只是一个形象的说法，但由此推断国有资产向个人的转移肯定是一个巨大的数字。

而就目前来说，土地和资源的转让环节，则在成为国有资产流失的重要途径。据估算，现在政府垄断的土地资源大约为35万亿元，在土地转让环节上发生的国有资产流失虽然无法准确计算，但会是一个相当大的数字，正因为如此，近年来土地转让成为腐败的高发地带。此外还有矿产资源领域发生的国有资产流失。在过去几年中，国有矿产资源被贱卖的报道时有所闻。据媒体报道，2006年2月，山西省政府187号令就已明确规定采矿权价款的收取标准，但临汾市直到2007年10月前，仍在执行资源整合试点期间的采矿权价款标准，少收采矿权价款52.32亿元。吕梁、阳泉两市在未经省政府批准的情况下，从2005年8月到2007年6月，执行临汾市资源整合试点期间采矿权价款标准，吕梁市少收采矿权价款34亿元，阳泉市少收采矿权价款3.18亿元。

另外这里说的不正当福利主要体现在政府向贫困群体之外的人提供的社会保障用房上。近年来建设的经济适用房等社会保障用房，有一部分是向困难群体提供的，属于社会福利性质，可以看作是有利于缓解贫富差距的再分配措施之一。但同时，也有相当一部分是向公务员或事业单位人员提供的。在北京、深圳、杭州等地，向公务员提供的经济适用房只有当地房价的几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在这些地方得到一套经济适用房的人，相当于得到上百万甚至几百万元的财富。这里特别要指出，在政策上已经明确停止福利分房之后，这些既没有政策法律依据，也没有在各级人大审议的财政预算报告中列支的建房支出，应当属于私分国有资产的行为。

就国家财富向个人转移来说，还应当计算进来的是三公消费。这个数字至今扑朔迷离，无从计算。有关部门甚至将其列入国家机密。2006年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时报》提供的数字是，每年公款吃喝2000亿元，旅游3000亿元，公车4085亿，合计超过9000亿。对此，财政部预算司的官员曾进行澄清，指9000亿的数字“严重失实”，“三公”支出仅为1200亿。但在2010年两会上，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透露，他看到由发改委、财政部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关于行政经费调查报告，全国的公车大致是230万辆，仅这一项的开支就在1500亿到2000亿元之间。由此推算，全国的三公消费当远远超过1200亿元。三公消费无疑属于国有财富向个人的流失。

第三，社会中财富价值的变动和财产性收入有多少？

改革开放30年，中国社会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从一个无产社会变成一个有产社会。在这当中，最重要的是住房以及相伴随的财富形成。现在整个中国居民拥有的住房总价值估计在100多万亿元。这100多万亿如果按照有的学者提出的四分之一和四分之三在城乡之间进行划分的话，城市居民大约拥有价值75万亿元的住房，农村居民拥有的为25万亿。近些年来，随着房价的大幅上涨，由此实现的财富升值是相当可观的。因此，在研究中国目前贫富格局的时候，我们应当对财富变动的因素给予足够的重视。

近些年来财富变动的幅度，往往远远超出人们的工资性收入。在2009年，我就曾提出过在我国存在一个“以房地产为主要载体的财富形成过程”的问题。而这种财富形成和升值过程对整个社会的贫富格局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以城乡差距为例，前面已经指出，去年我国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城市居民，这意味着，在收入的意义上，去年城乡差距是有所缩小的。但如果再考虑到财富价值变动的因素，结论就完全不一样了。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201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0年70城市房价平均涨幅为9.99%。也就是说，城市居民这一年住房财富的增值大约有六七万亿元，而农村居民住房价值的增值是很有限的。换句话来说，从财富的角度来衡量，这一年城乡居民贫富的差距仍然是拉大的，而且拉大的幅度还不小。

因此，近些年来城乡差距的扩大，不能仅仅从收入的角度来理解，更要考虑由房地产形成的财富升值过程的影响，这种影响在城乡之间是明显不同的。农村居民的住房主要是不能流通、从而也无法在市场上体现价值的自建房，这种自建房的增值幅度是比较有限的。现在的问题是，要说清楚房产增值和收益的确切数字几乎是没有可能的。这当中有一个东西我们现在很难确定，就是这些房产购买时候的成本究竟是多少。因为在不同的地区，在不同的时期，在不同的体制下，这个数字是很不一样的，可能没有任何人能计算出来这个数字。

我们这里可以做一个假定，假如考虑到这当中相当一部分是房改房，而且当初的价格很低，再考虑到2008年到现在，这两三年的时间在一些城市当中房价差不多增长了一倍。这样估算的话，这75万亿元中有一半是属于升值的部分，即大约是35万亿到40万亿元之间。实际上升值的部分可能会更大。今年两会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负责人提供了这样一个数据：中国城市居民89%拥有住房，其中约12%是祖上传下来的，是原来的私有住房；有40%多一点是计划经济时代建的宿舍，最后通过住房制度改革变成职工个人的房产，即房改房；其他不到40%是居民通过市场购买的商品住房。这样来看的话，这75万亿元住房增值的部分可能不小于50万亿元。即使算作是40万亿元的话，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可以说，这40万亿元大体上相当于现在居民储蓄的余额加上股票价值的总和。现在居民手中的股票大约是10万亿元，储蓄余额是30万亿元。

问题是如何在财富的意义上看待住房的增值部分。有人是从泡沫的角度看这个问题，我个人的看法，中国房价中泡沫是肯定存在的，但现在的房价及其上涨不能完全看作是泡沫。这当中是有真实的财富因素在里面的。可能还有人说，无论价格怎么变动，不还是那些房子吗？其实，财富有时是在相对和比较的意义体现的。假如说，一个人有200万的现金存在银行里，一个人有200万的住房，两个人财产的数量是一样的。一年后，200万现金还是200万，200万的住房变成了250万。这时我们能说这两个人的财富是一样的吗？

这当中，更重要的因素是，我们要考虑到，在住房价格上升的过程当中，一个相当的部分是来自于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建设投资的渗透效应，以及由这种渗透所形成的财富的效应。这一点很容易理解。两个人在不同的地方买的房子，单价都是3000元/平方米。过了一段时间，一条地铁修了过来。地铁旁边的房子升到了6000元/平方米，另一套房子还是3000元/平方米。前面那套房子升值的3000元是哪里来的呢？实际上是修这条地铁的投资有一部分渗透到土地和房价当中去了。从这样一个意义上来理解，这应当是一个财富的转移过程，体现的是投入到地铁中的财富向周围地区和房子渗透的过程。换言之，在城市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当中，实际上隐含着一个财富的再分配过程。由于我国现在是城市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的超常发展时期，实现的财富转移也相当大，房地产升值所形成的财富在整个财富格局行程中的位置凸现出来了。

对于这种财富价值的变动过程，有两个问题是需要进一步讨论的。第一，现在的问题是，人们对由政府公共投入渗透过来的财富的分享是相当不平等和不公平的。有些居民获得了由此渗透过来的财富，有些居民却没有获得。或者说，有的获得很多，有的获得很少。这种情况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与一般的小城市或农村之间，呈现出巨大的反差。这些大城市的居民动辄坐拥几百万元以房产体现的财富，与这种渗透和转移过来的财富有着直接关系。因此，如何使国民公平分享这种渗透性财富，是需要在政策层面上加以考虑的问题。但事实求是地说，目前还没有一个很好的思路来解决这个问题。第二，要善待和善用这笔财富。一方面，通过种种调控措施，包括行政手段控制房价上升过快的趋势，是完全必要的。但在另一方面，应当善待和善用这笔已经形成的财富，使之成为形成居民安全感的物质基础，成为扩大内需的物质条件。

至于我国居民的财产性收入，目前是极为有限的。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和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在2010年中国宏观经济预测与分析报告中指出，从居民收入构成来看，我国城镇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仍然是工资性收入。2008年工资性收入占城镇家庭收入的66.2%，而财产性收入占比仅为2.27%。

第四，财富在不同群体或个人间是如何转移的？

实际上，即使是最后到了人们手中的收入，甚至包括掌握在个人手中的财富，还有一个在群体间或在个人间转移的问题，这又是影响社会中贫富格局的一个重要因素。早在2004年，北师大的钟伟教授就曾做过一个研究。根据他的研究，群体间或个人间的财富转移，在当时至少包括如下几个方面：一是资方对劳方的掠夺。当时农民进城务工人员已高达1.85亿。假定他们的月收入和必要的劳动保障较之正常状态每月偏低200元，那么用工企业每年因此而多获得4400亿元的利润；二是土地方面，当时大约在每年3300亿元；三是每年储蓄增量1.5万亿元的增量和负两个百分点的实际收益，也意味着存款人每年损失至少600亿元的利息收入。此外还有中小股民在证券市场上的损失，在当时计大约有1.5万亿元（http://finance.sina.com.cn/economist/xuezhesuibi/20060104/13352247729.shtml）。

除此之外，有几个因素特别值得注意。

资本市场特别是股市中实现的财富转移，其中主要涉及两个环节。一是直接融资。个人在股市中的投资应当是属于投资的范畴，应算在个人财富的变动当中。但中国的情况有些特殊。在过去的20年里，中国股市融资额达到3.7万亿元，而给予公众投资者的分红却不到4000亿元。同时，由公司上市造就了824个亿万富翁。以2010年为例，沪深两市A股总市值为27万亿元，流通市值接近20万亿元，A股上市公司实际发放给投资者的现金红利为953.16亿元。与此同时，2010年上市和再融资合计从A股市场抽走1.01万亿元的资金。全年沪深两大交易所的交易经手费达137.56亿元，A股印花税合计达到528.37亿元，当年收取的证券交易监管费为43.47亿元。上述三项费用合计高达709.4亿元（http://www.gushi360.com/finance/news/2011-02-18/974975.shtml）。

二是个人或机构在股市交易中的盈亏。2010年全年中国股市蒸发了上万亿元财富，年跌幅达14.31%，投资者70％亏损。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曾经将中国的股市形容为一个赌场，“坐庄、炒作、操纵股价这种活动可以说是登峰造极”。由此实现的财富转移是一个无法计算的数字。创业板设立当天造就13位10亿级富翁，北京银行上市首日造就千万富翁78人，南京银行上市一天造就66名百万富翁，宁波银行上市造就七名亿万富翁高管。有人统计，2010年上半年，平均每2天有3个公司上市，半年造就近600个亿万富翁。2010年上半年，登陆创业板的55家公司造出180个亿万富翁，登陆沪深两市主板和中小板的120家公司，更是造出了不下400个亿万富翁，也就是说，仅2010上半年，A股就造就了近600个亿万富翁。

另一个因素就是通过价格实现的财富转移。“移动通讯与中国社会”课题组对居民使用手机的状况的调查显示，手机资费已经占到居民收入的5.43%，而在年收入不到1万元的手机人口中，占到了10.31%。世界银行在2007年的一份报告中认定，受高通行费的影响，中国成为了全球物流成本最高的国家之一。据统计，在中国，全社会物流总成本占GDP比重的21.3%左右，而发达国家则是10%左右。由此可见，由垄断造成的财富转移效应也是不容忽视的。就是在非垄断部门，类似的现象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比如，我国商品流通渠道的成本远远高于国外的一般水平。据报道，广东一家鞋企负责人深有感触地说，金融危机之后，公司开始从事内销市场，“但不进不知道、一进吓一跳”，没想到内销渠道涉及到这么多的费用和成本。此外，上面已经说过的物流成本也非常高。有人计算，从上海到广州，一公斤货物大概0.5元，而从上海海运到美国芝加哥，一公斤货物不过0.8元。

行贿受贿。最近的一个例子是广东省茂名原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罗荫国腐败案。据报道，在罗荫国的办公室和家中仅现金就被搜出近1000万元，其中办公室所存放的现金约6万元，这些现金被初步认定为是罗荫国在春节前后所收受，尚未来得及转移处理。其实，类似的财富转移渠道是广泛存在的，比如提成、回扣有许多就属于这一种。

人情往来中实现的财富转移。这方面既缺少相关的统计数据，也缺少系统的调查数据。但推断应当是一个不小的数字。如吉林省白山市江源区2010年进行的百户农民家庭抽样调查显示，2010年1月～10月，人均人情费支出达686.39元，比购买食品支出多出了48.54元，比人均购买衣着支出高出413.68元。这当中有一部分会互相抵消，但我们知道，在不同地位人们人情往来中，远不是对等的关系，由此形成的财富转移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因素。新华网4月20日报道根据贝恩咨询公司近日发布的报告，2009年中国奢侈品市场增长了近12%，达到96亿美元，占全球市场份额的27.5%。预计未来5年，中国奢侈品市场将会达到146亿美元，占据全球奢侈品消费额的首位。根据麦肯锡发布的一项调查数据，2009年中国市场50%的奢侈品消费主要就是由“送礼需求”构成的。

除此之外，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还应当考虑到国与国之间的财富转移。首先是直接转移到海外的财富，包括以移民、留学等方式转移出去的，也包括以非移民的方式转移出去的财富。近年来，富人向海外移民渐成趋势，在这个过程中带走大量财富。2009年2月，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的一项统计报告显示，过去10年逃往北美和欧洲等地的中国腐败官员达1万多人，携带出逃款项达6500亿元人民币以上（http://bbs.news.163.com/bbs/society/120981160.html）。其次，为了扩大出口，我国实行出口补贴和退税政策，有人估计，每年等于补贴外国消费者5000亿元人民币。第三，中国海外上市公司的海外分红。据2008年的数字，中石油在美国上市融资不过29亿美元，上市四年海外分红累积高达119亿美元。仅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四个公司四年海外分红就超过1000亿美元，合计六七千亿元人币。而中国全部A股上市公司在截至2008年的18年里，给全体股东的分红总额才刚刚超过2000亿元人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