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报道称，事发后，李启铭若无其事、一脸轻松，被拦下后竟声称“看把我车刮的”、“有本事你们告去，我爸是李刚”等。这无疑令一次交通肇事演变成对于特权行为的集体声讨。有评论直指“‘我爸是李刚’背后的权力骄横”，颇能代表当下民意。

近年来，官员及其家属徇私舞弊、目无法纪的现象接二连三地发生。“屁民”、“我是局长”等言论一次又一次地刺激民众的神经。事实上，在社会快速发展过程中，种种特权行为疯狂攫取社会资源，已经引发民众的极大不满。对于“我爸是李刚”的声讨，实质上是这种不满的又一次集中爆发。

这次，陷入风暴眼的是一个年仅22岁的年轻人。事发后，李启铭迅速被人肉搜索，其爸爸“李刚”被查证是保定市北市区公安分局副局长。于是，“官二代”、“个性张狂”等定语接踵而至，“禽兽”、“内心肮脏”等咒骂声则更是不绝于耳。

尽管当地警方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无论是谁，只要触犯法律，将严格依法予以惩处。”但舆论并未停止对这一事件的关注。事发后，河北大学的“禁言”行为，以及“围观者”的集体沉默，更加深了舆论的愤怒和不满。

如果李启铭只是一个普通肇事者，没有官员家庭背景，也没有在现场说出“我爸是李刚”之类的话，事态或许会向另一个方向发展。但事发至此，舆论大有要将李启铭严办重办之意，似乎不如此不足以平民愤。

对于李启铭的辩护，当然应该留待法庭上使用。没错，李启铭涉嫌犯罪，但我们不能因为他说了什么不当的言论，就要在他身上加诸法律之外的惩罚。在群情汹涌之下，舆论是否也应该思考，如何将对特权的憎恨与对交通肇事行为的认定予以较为清晰地区分？

对于事实的认定，本应由法律去做。然而，舆论之所以对这一事件异常关注，无非一方面来自于对特权的痛恨，另一方面来自于对法律的不信任。舆论不愿意再一次被迫接受这样的“经验教训”：李启铭不仅以“官二代”身份醉酒肇事，而且很可能因“官二代”身份而被轻判。

因此，舆论执着地在场围观。这一刻，舆论并不考虑是否会干涉司法，而是几乎一边倒地对李启铭大加挞伐，以此向司法施压。这其中夹杂了多少道德评判，又夹杂了多少长期积累的对于特权行为的不满情绪，已是很难量化的了。

在这种语境下，几乎没有人在意一个年轻人事故之后是否会惊慌失措，以至于失言、失态。类似“看把我车刮的”、“我爸是李刚”的话语，当然可以解读成“官二代”的蛮横骄狂，但是否也隐含了一个年轻人在做错事之后习惯性地找借口、逃避责任？

对一个“官二代”作这样的轻罪化推理，在当前势必为人们所唾弃甚至谩骂。然而问题就在这里，一旦被戴上“官二代”的帽子，似乎我们就只能对他进行谴责，喝令其认罪伏法，而枉顾其在法律上是否还有权益。

鲁迅称曾向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揣度中国人，当前舆论也正是如此对待现实的。在这种揣度之下，舆论认定的事实是否会变形，从来不会为舆论所考虑。相反，对现实怀有一种朴素的认知，反而可能会被认为是幼稚甚至居心不良。

处于社会深刻变革期的我们，越来越相信自己所认定的那一套，而所谓公平正义，所谓相信法律，似乎越来越成了笑话。正因如此，种种“阴谋论”才会大行其道。

在事实面前，种种莫须有的猜测总像阴影一样笼罩着舆论。一般而言，舆论常常自适性地选择一个出口进行简单宣泄。而在事实和自我认定事实的中间，舆论常常选择后者。

然而，我们自我认定的事实，往往与事实或法律认定的事实多少有所出入。这种出入反过来又坚定了人们对于社会不公和阴谋论的认定，从而导致恶性循环。

这一环到了“我爸是李刚”这里，又一次集中引爆了舆论。在这个过程中，舆论看似火力凶猛，快意恩仇了，实则充满着不可名状的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