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一年期将至,北京是否继续实行限行政策又是关注焦点。
只要保障房定义有丝毫含混之处,“剑指”高房价的土地新政,就不免令人担忧。
我假设教育家们还是关心考生质量的,那就应该致力于优化选拔学生的考核办法。
从近期媒体报道看,打着网络公关旗号的网络删帖公司生意红火,顾客盈门。
央企在投资市场沉迷下去,将成为中国实体经济的毁灭者。
我们认为,同票同权仅仅是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人大代表选举的第一步。
公立医院回归“社会公益”,自来水、公共交通、垃圾处理等市政公用事业怎么办?
只有启动税制、土地、金融、户籍等一系列体制改革,才有可能走出调控怪圈。
我们已经不再生活在一个坚固的共识之上:我们迫切需要变革。
如果压缩行政性支出,并将省出来的费用转移到教育投资上,4%的目标并不难。
民工荒让两个问题提上日程:工资关系;农民工的市民化和产业工人化。
部分政府机构和公务员缺乏服务型政府应有的服务心态,仍秉持管理者心态。
对无法忍受的社会不公现象的抨击,都应该被理解为实现社会公平的必要方式。
政府公权力的正确行使是社会信任的基础,而中国最大的信用问题在政府信用。
外国不以记者为权力主体,只是言论自由和批评、控告等权利和知情权的主体。
我们也惊讶地发现自己在精神上面对着一片前所未有的空旷之地。
一旦为政者能够建立起公信力,商界的预期就会相对稳定很多。
城市化进程与民众权利意识产生猛烈冲突,《条例》修改只是溅起的一朵小浪花。
春运综合症的核心,是其内在的经济机制。消除短缺的唯一办法就是提高价格。
多数利用《反垄断法》是在市场竞争中失利的公司,而真正的消费者发出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