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问题絮论(2)

之二

什么是农民的“集体谈判能力”？

“集体谈判能力”：取决于结社权，

还是取决于“所有制”？

一些反对地权归农户的朋友强调,在市场经济中农民无论与官员还是与老板打交道,如果缺乏“集体谈判能力”都会吃亏。这个看法真是对极了！但是他们说“被集体化”能增加农民的谈判能力，却是错得一塌糊涂、错得缺乏常识，其荒谬的程度只能与如下说法相比：据说自由散漫的犹太人是没法与希特勒讨价还价的，因此把犹太人“集中”起来（集中营），为的是增强他们与政府“集体谈判”的能力！

其实这里的简单界分是不容忽视的：

首先，农民的“集体谈判能力”本质上是个政治概念，它取决于农民有没有自主的结社自由，而完全与什么“所有制”毫无关系。谁都知道当今发达民主国家的农民有多牛：他们是“私有者”，但是他们可以组织农会和亲农社团，支持亲农党派，进行强有力的集体行动，议会中有他们的代表，媒体上有他们的声音，如果需要，他们更可以成千上万地开着拖拉机涌进城里，在都市的大街上发出呐喊，政府与社会都非常重视他们的诉求。与马克思关于“小农是散漫的一口袋土豆”的论断相反，这些年来，发达国家“工会衰落，农会兴盛”是个明显趋势。正是由于美欧各国争相护着各自的农民，遂使“农业保护”问题成了国际 “商战”中最执拗的争论，从“乌拉圭回合”到“多哈回合”多次导致谈判失败。显然，只占人口百分之几的“小农”在这些国家对公共政策的影响之大，超过他们国家一些人数更多的其他阶层，更远远超过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我国农民！

相反地，斯大林时代的“集体农庄”成员，在统治者面前有一丝一毫的“谈判能力”吗？别说这是“右派”污蔑，请读1956年以后的毛泽东是怎么评价 “特权阶层”控制下的苏联农业的吧！

“农民”与“农场主”：区别在于经营规模，还是在于“国民待遇”？

有人说，西方农民不是农民，是“农场主”，所以他们有集体行动能力，而中国“农民”就没有这种本事，必须由官府“组织”他们。老实说，区分 “农民”（peasants）和“农业者”（farmers，也就是所谓的“农场主”）在中国笔者可能还是最早之一——1980年代笔者就写过这方面的文章。但是两者的区别在哪里？

西方绝大多数“农场主”不是雇工的老板，而是类似自耕农的 “家庭农场”或类似佃户的“租地农场”，当然，其经营规模比我们的农民大得多，但比前苏联集体农庄农民的人均耕地规模通常不是更大，而是更小。而日本、韩国等东亚精耕细作区的小农场不但比苏联小得多，比我们的农民也大不了多少，但他们的集体谈判能力却与欧美农民（或“农场主”）差不多。显然，“农民”与“农业者”的区别既不在于经营方式是租佃、雇工还是家庭自耕，也不在于经营规模的大小。区别就在于杜润生杜老说的那个 “国民待遇”问题：“农业者”是有充分权利的自由公民，而“农民”则是没有“国民待遇”的无权者。他们被剥夺了权利，你反过来倒怪他们不是“农场主”，所以不配有权利，这是哪门子歪理？

更重要的是，所谓“集体谈判”，与谁谈？主要就是与各地官府和涉农商家。在今天中国的体制下，政府是“招商引资”的主体，涉农商家与农民打交道也都要取得政府支持，所以归根结底还是与官府。而与官府谈判必须通过官办的“集体”，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靠谈判对手“组织”你去与他谈判，否则免谈，这不干脆就是不许你谈判吗？

所以，如果说你要退回到改革开放以前，重建命令经济下“一切行动听指挥”的人民公社，你就直接说这种体制如何优越得了，至于说到“市场经济中的集体谈判”，那就要清楚：作为谈判对手的“集体”与“一切行动听指挥”的“集体”截然就是相反的东西，两者的区别比两者各自与什么“集体”都没有的“小农”的区别还要大得多！

“集体”与“交易费用”：截然相反的两个极端

老实说，这个道理与其说是“私有化论”者阐述的，毋宁说在反私有化的朋友那里得到了最好的论证。温铁军先生曾指出我国改革前搞的人民公社很有必要，因为它“节省了国家与一个个小农户打交道的交易费用”。但他在另一处关于印度的文章中却说：印度的工会农会很厉害，以至于“政府、企业与工农打交道的交易成本太大”，弄得征不成地，修不了高速公路，也吸引不来外资。温先生在此对“交易费用”这个术语的误用（经济学上的“节省交易费用”决不能理解为不许讨价还价）姑且不论，但显然，他非常清楚这两种“集体”间的区别要比两者与“单干户”的区别大得多：人民公社完全、彻底地剥夺了小农的谈判能力，而自主农会作为谈判对手却比一户户的小农难对付得多。人民公社使得农民不仅无法讨价还价，在大饥荒年代甚至连逃荒的可能都被剥夺，在所有粮食都被抢完后只能困在村里活活的就地饿死。而有了结社权的印度农民却成了漫天要价的强硬对手、令“政府、企业”都干瞪眼的“最牛钉子户”。这两者何止天壤之别！

当然，并不是说农民成了“最牛钉子户”就一定是好事。温先生就此批评印度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我也说过，反对地权归农唯一合乎逻辑的理由（注意：“合乎逻辑的理由”未必就是现实中当务之急，也未必就是合乎道德的理由），就是如果农民的地权过于绝对化，是否会过分强化农民的谈判能力。但是温先生应该想好了：他到底是想削弱农民的“谈判能力”呢，还是想强化这种能力？在这种讨论中最好还是不要“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吧。

之三

现行政治条件下地权归农户的结果会是“权贵私有化”吗？、讨论中有人指出：秦晖过去一直认为在大的体制背景不变的条件下单独推进“产权改革”会导致“权贵私有化”，并因此对国企的产权改革有很多批评，怎么现在在同样背景下又不反对“土地私有化”，而且还批评反对者？

这个问题提得好！

我的确认为，在不民主的条件下处置公共财产，由于公众所有者与官员“看守者”之间缺乏真正的委托-代理关系（即民主授权-问责关系），容易出现“卖方缺位”下的“看守者交易”。但是在这方面，我国的土地、主要是农村土地与其他资产相比有一个不同，那就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农村土地如今并非由官员经营，而是由农民自己经营的。农民自己就是“看守者”。

对于过去的国营企业和乡镇 “集体企业”的产权改革，笔者一直强调处置公共财产应该遵循“群域要民主”的原则，在缺乏公共参与、公共监督、也没有利益相关各方的充分博弈的情况下，公共资产的“看守者交易”往往就是“掌勺者私占大饭锅”。当年如果人民公社也按这种方式搞私有化，把公社变成公社领导人的私人庄园，农民变成打工的，或者干脆被赶走，那农民还不造反了？

幸亏当时农村改革是农民自己搞起来后上面才承认的，农民平分了土地（当然只是“承包”，地权问题遗留至今），打破了“大锅饭”。如今土地是农民各自经营的，并没有“掌勺者”。然而耐人寻味的是，这反而成了地权改革比其他公共资产 （包括乡村中除土地以外的其他公产如企业等）的产权改革更为困难之处：土地如今不是由官家经营、而是由农户经营的，于是有些人就绝不允许它私有化！

由官员控制并经营着的公共财产在没有民主的条件下搞私有化，那当然很容易会变成权贵私有化。事实上我们的企业，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农村中所谓的乡镇集体企业，产权改革几乎都是给了“看守者”。工人只能“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从头再来”！但这样的私有化不是从来就势如破竹吗？当初反对这样做的不就是我秦晖和很少的几位朋友吗？著名的郎咸平先生对此持异议还是在我之后十年吧？而如今反对地权归农最力的那些朋友当初干什么去了？为什么那时把企业私有化给官员你们不反对，现在把土地私有化给农民（可以“化”给农民的，也就只剩下土地了！），你们就那么反对呢？说穿了，现在土地不是由官员、而是由农户“看守”的，“看守者私有化”也化不到官员手里，私有化了他们搞“圈地”反而不方便了——这才是地权归农的阻力如此之大的真正原因吧？请问如今绝大多数乡村中那些土地以外的公共资产，包括曾经风光无限的“乡镇企业”，现在还有剩下的吗？能够不明不白地 “化”到权势者手里的，早就“化”光了。只剩下由农民“看守”的土地，他们一时“化”不掉，就坚决不 “化”给农民，宁可留着以后再“圈”！可以黑箱操作的私有化，都已经搞了，而最可能正大光明公平合理的私有化，却坚决不搞，这叫什么道理？

有人说，地权改革非常复杂，因此不可行。“土地如何私有化，我无法想象。”他还举例说：地权应该“化”给谁，按什么历史时段划线？是化给现在的承包者，化给集体化前的所有者，还是化给土改前的主人？

但像这种问题，任何稍有历史的公产不是都存在吗？工厂的私有化难道没有这种问题？为什么那种私有化就可以势如破竹？其实就是当初土地“承包权”的分配不也可以这样提问吗？这块地凭什么是你承包，而不是我承包？但农民是有智慧的，乡土是有习俗的，当然政府也可以出台必要的规定。学者关在房子里“无法想象”的事，农民可以做到，农村改革中这样的事例有多少！

我当然不认为地权改革是一桩简单、容易的事，但如果排除既得利益的阻碍，仅从技术角度看，地权改革并不比其他产权改革复杂。本来，土地的分配是各种财产分配中最容易达到公平的一种。它不像股市那样百姓看不懂，容易被操控，被下套，也不像企业那样涉及无形资产、隐形负担、债权债务、评估价与变现价之差异这类算不清楚的糊涂帐。正如当年费孝通先生所说：土地明摆在光天化日之下，既难于隐藏、私吞，又易于分割、分配——不仅自然形态的土地易于分割，土地权利的分割（如明清时期的“田底”、“田面”）也相对简单。历史上的“计口授田”屡有先例。当年的激进土改，虽然在是否该剥夺地主的问题上有强烈的争议，但在土地分配环节上没有多少质疑。东欧对国有企业搞“一人一份”的证券私有化，引起不少争论，但我们在“大包干”改革中“一人一份”地分配责任田，并没有招致多少纠纷。……如果连这样的产权改革你都“无法想象”，请问你还能想象什么样的改革呢？

必须指出：农民是土地“看守者”的这种状况目前正在逐渐改变。在“极小农”缺乏竞争力、而“土地私有化”又不能搞的情况下，有人想用“圈地”的办法推行“规模经营”，有人提出应该把土地重新交由“集体”经营，还有人主张让“村官买卖村地”、使“集体土地”（而不是农户的土地）入市交易。这些做法实际上都意味着把土地变成过去的“乡镇企业”那样由官员、而不是由农民“看守”的财产。而过去的乡镇企业的结局，大家都看到了：在市场经济下到一定时期它们还是都私有化了，只是，那时就真正是“掌勺者私占大饭锅”大行其道的时候。反对地权归农的朋友，你们是不是希望看到那一天呢？

换言之，正是为了避免“现行政治条件下地权改革的结果造成 ‘权贵私有化’”，我们才要呼吁地权尽早归农。而在“被集体化”问题并未解决、农民还缺乏自组织的情况下首先是要 “地权归农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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