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王忠明/文 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过去两年，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救助措施，也引发了对 “国进民退”问题的颇多议论。无论是公开激烈批评者，还是认为统计数据不支持 “国进民退”结论者，似乎都认同一个前提，即 “国进民退”不是一件很合适的事情。在我看来，这倘若真是 “共识”，就比辩论是否存在 “国进民退”更有价值。因为它表明人们已普遍认可深化国企改革和发展民营经济的大方向是正确无疑的，即使目前有所滞缓，也只是历史进程中的波折而已。

细心的人，或许可以发现，自党的十六大开始，原本在中央重要文件中几乎每年必提的“国有企业改革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已然淡出。但这并不表明对国企改革不重视，更不表明国企改革已完成使命，而仅仅是表明关于国企改革的一系列方针、路线、政策已经非常成熟、周全，从经济学探索的角度而言，亦无太大空间，也就是说，国企改革主要已不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和贯彻落实的问题。

经过上世纪末“三年两大目标（改革与脱困）”的全力推进，朱基内阁大体已把国有中小企业在 “三改一加强”、“抓大放小”等一系列重大举措中转化了，留下的国有企业大多是大型企业或大中型企业，由于国家大量投入改革成本及其他原因，他们日子也普遍好过了起来。

“危机改革”（不危机，便不思改革）的社会心理特征，以及根深蒂固的易于满足的小农意识等，使得各种既得利益板块形成，当然也包括一些理论误区、业绩考核导向偏失等（比如督使国企做大做强），于是人们看到在全社会范围内深化改革，包括国企改革已普遍缺乏足够动力、热情、激情以及紧迫感。

那么，现在谁最具有改革意愿呢？通观全国，上亿之众的“新生代农民工”可能是推动当今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的重要变量。他们是“80后”、“90后”，他们不再像长辈们那样恋根恋土，他们向往和同龄的城里人一样过体面的生活，他们对于教育、医疗、住房以及其他公共服务、公共品的需求决定了“政府供给”必须与之匹配，包括户籍管理制度、城市管理体制改革等必须跟得上。或许，“新生代农民工”这样一个巨大群体的存在，能够从“需求端”进一步撬动我国改革开放大业走向新突破。

偶见有些报告或讲话，用一堆数字进行环比、同比后竟断然言之，“以上证明国有企业是完全可以搞好的”。我以为，这是最大的荒谬和愚昧之一。我们到底应当肯定什么？是国有企业，还是国企改革？如果细细观察或分析当下的央企或国企，但凡日子过得比较滋润的，其他不论，例如资源垄断、政策保护等因素，应当说正是主要得益于改革。

每一步改革，都驱使国企越来越贴近市场，或者说越来越背离国企的原有体制属性，越来越不再是原本意义上的国企了。为什么不能理直气壮地去肯定改革的价值呢？为什么还硬要杜撰“新国企”这类概念，去框套已经在海外上市的 “中石油”、“中石化”、“中移动”等央企呢？在相当程度上已为全球公众、世界公民持有的海外上市公司，为什么不能摆脱固有意识形态的束缚，旗帜鲜明地证明国企改革的大踏步迈进，而却依然要生硬地非驴非马地捍卫所谓的国企风采呢？

党的十六大以及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以建立健全现代产权制为方向，这是衡量国企改革的根本尺度。一旦建立健全了现代产权制度，也就是说，国有资本、集体资本、私人资本乃至外国资本形成多元格局，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那么，还有国企可言吗？现代市场经济，应以融合发展为取向，以股份制企业、上市公司等混合经济型企业为微观主体。这决定了“国企改革下一步”的基本脉络或基本方向。偏离这一方向，就意味着我们还在或还将为国企改革徒增成本，意味着旷日持久的国企改革还将“持久”下去，且不知何为“倒计时”。

我历来不赞成在国资监管中刻意强调要“做大做强”、“保值增值”之类。中央的明确要求是 “国有经济布局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这在相当程度上应主要理解为收缩战线，从过多覆盖的状况中摆脱出来，有序实现国有企业的 “战略退出”，进而有效实现国有资产与国有资本的 “战略集中”，以满足对“市场缺陷”的修补以及市场环境的最优供给。

严格地说，国有企业不是也不应是直接为竞争而诞生来证明自身价值。凡与民企发生正面竞争的领域和行业，原则上都应以“退出”为宜。依据中国的现实国情，目前在一些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保留一定数量（中央给出的量化概念是“极少数”）国有独资企业，其社会政治意义大于经济意义，而且随着市场经济与法治社会的完善，也未必是一成不变的。推进步骤必须稳妥、稳健，不能操之过急，但最主要的是方向不能走偏。方向偏移，就难免会出现“央企频抢地王”这类必定招致人间民怨的种种尴尬与困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