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心是最重要的
崔卫平
08:52
2007-0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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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卫平/文 

  

电视的历史不长。用电视片的形式来展现某些重要的历史过程,尤其是用作重大问题的讨论,如我们曾经熟悉的《河殇》以及不久前播出的《大国崛起》,这种做法都可以追溯到一个叫做《文明的轨迹》(Civilisation,下简称“轨迹”)的电视片,它于1969年由英国BBC制作,共13集,每集约50分钟,内容主要是关于西方两千年艺术发展的历史,历经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以及工业革命等多个重要阶段。在这之前,纪录性质的大型电视片,只有一部内容是关于二次大战的。据“轨迹”制片人大卫·艾登堡说,拍摄这部电视片最早是为了适应彩色电视机的需要,它是最早在电视上播放的彩色节目,而片中主持人克拉克(Kenneth Clark)阐述了它的一个当下需要,即影片拍摄之际,正值西方学生闹学潮如火如荼之时,此时出现了将所有成为陈迹的东西扫地出门的呼声,像我们这里文革期间发生的那样,于是就有了保存这些东西是否一定必要的讨论。将重大事件及问题通过电视交给普通观众,这是需要冒很大风险的。

一部主要是艺术发展的历史,为什么冠之以“文明史”的标题?克拉克引用他的同胞、艺术史家罗斯金(1819—1900)的话来说:“伟大的国家史记有三份:功绩史记、文学史记和艺术史记。想对该国历史融会贯通,三部史记缺一不可。但最值得信任的是第三部。”也就是说,从艺术史的角度去观察一个民族的心智结构,从心灵的内部描述其实践的生长点和空间,更加可以解释这个民族为什么发展为这个样子而不是别的样子。实际上这部片子远远不限于艺术史,其内容涉及雕刻、建筑、美术、音乐、诗歌、哲学、科学乃至经济学众多领域,确切地说是一部西方两千年的“心智史”。恰好此地的《大国崛起》(下简称“崛起”)从广义上来讲也是探讨有关西方文明尤其是近代文明的发展,虽然着重点是罗斯金所说的“功绩史记”即“行动创造业绩”的部分,但两部片子在时间上和视野上都有所交叉,所面临的问题部分是重合的。若将它们放在一起谈论,与其说是一种比较,不如说是一种补充:看看人家在进行自我表述时,有哪些东西是被我们有意无意遗漏掉的,尤其是某些重要的不该遗漏的东西,可能还是我们这部电视片中不曾出现过的。

关于这位主持人克拉克还要多说几句。此公何许人也?他是一位艺术史家,达芬奇学者,出版了好几本有关风景与裸体画的著作。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任英国国家图书馆馆长,炮声隆隆当中依旧在伦敦主持举办音乐会,显示出罕见的从容和镇定,因而声誉卓著。担任此纲时克拉克已经年届七十,他不仅是从头到尾的主持人,而且全部解说词都是他一人撰写的。渊博的知识加上雍容的风度,给这部影片增添了充分的信任和迷人的魅力。这部巨型的电视纪录片,是以35毫米的电影摄影机拍摄的,成本十分昂贵,效果出奇地好。据说当年在英国放映时,拥有彩色电视机的家庭还是少数,每周两次,矜持的英国人结伴涌到有彩色电视的人家集体观看。在美国华盛顿首次上演时,观众热情的欢呼使得这位饱经风霜的老人,独自跑到洗手间足足痛哭了15分钟,普通观众对于专家工作的肯定令他十分感动。这位先生后来被英国女王授予贵族头衔。这部电视片有一个副标题为“克拉克爵士的个人观点”。这样做也是为了避免一些麻烦。比如在他的叙述当中,缺少西班牙这一块,因为按照他的“文明”的标准,他不知道如何处理“宗教法庭”与“斗牛”这样的事情。

物质生活之外的起点

先从这样一个细节开始。“崛起”与“轨迹”关于17世纪荷兰的叙述中,同样都谈到了当年阿姆斯特丹作为最早的资本主义城市是如何的富裕富足,并且不约而同地谈到了这个期间的荷兰绘画,那是在西方美术史上非常重要的一页,甚至同样引用了绘画大师弗美尔(1632-1675)的《倒奶女工》与伦勃朗(1606-1669)的《犹太新娘》这两幅作品。几乎可以断定,“崛起”的作者没有看过“轨迹”一片,真可谓“英雄所见略同”。但是不同的电视英雄对于所见到东西所提供的解释,却大相径庭。

“崛起”的作者是这样转入有关艺术家话题的:“作为一个称霸全球的商业共和国,17世纪的荷兰从贸易中获得的巨额财富没有体现在王公贵族的豪奢宫殿中,它们被中产阶级商人们用来建造和装饰自己的住宅。荷兰人富裕的生活图景,被弗美尔、伦勃朗等一批卓越的现实主义画家真实地记录下来。”在这样的表述中,物质生活被当作了艺术活动的起点,富裕的物质生活则是伟大的艺术作品的直接源泉:物质水平的提高在前,艺术家的活动紧随其后。

从这个视野出发,“崛起”进一步介绍了弗美尔的这幅《倒奶女工》,居于画面中心的是一位女仆正在将罐子里的牛奶倒出来,片中的解说词是这样的:“主人公身上洋溢着蓬勃的生命力。只有良好的营养,充足的睡眠才能塑造出如此健康的体型。这种专注、平和的表情,只会出现在那些没有对饥饿的恐惧,不用时刻担心流离失所,在富足的环境中度过一生的人们的脸上。”注意其中“良好的营养”、“充足的睡眠”、“对饥饿的恐惧”、“流离失所”等表达,同样根植于物质生活水平的发展和改变,强调女主人公不再经受贫困的重重折磨,因而启动了艺术家的灵感。

“轨迹”的作者是如何介绍同一幅作品的呢?这位弗美尔拥有的野心和追求完全在别的地方。弗美尔有着与当时借住荷兰的法国哲学家笛卡儿颇为接近的心智,即希冀通过理性来追求心目中的真理,后者曾经花了大量时间来研究胎儿、光线的反射和漩涡等话题,得出了与达芬奇同样的认为万物都由漩涡构造而成的结论。弗美尔则企图在绘画中表达他对于事物构造之谜的解释——世间万物都是呈现于光线之中,不仅呈现于肉眼所见的“自然之光”当中,而且也呈现于笛卡儿所谓的“自然流露的心智之光”当中。此时所谓的“自然流露”,是指不带传统偏见和习俗的影响,忠实于自己探索到的真实,直捣事物的本质。这位克拉克在电视观众面前从容不迫地谈起这位艺术家的哲学实验:

“弗美尔是最具知性的现代画家,最大的特点是对于光的热情。这点与他同时代的精英一样,所有从但丁到歌德重要的文明先驱,都对光情有独钟,我们可以视之为文明至高无上的象征,这在17世纪经历了一个发展。透镜的发展给了光线全新的变化与力量。弗美尔这样的作品中,记录了科学研究与日俱增的重要性。他发挥了无比的巧思,让我们感受光的动感。他让光线通过一张起皱的地图,仿佛是要让我们更易于了解光线的行进,他的作品至少提供了4张这种地图”。此时镜头面前展现了一张弗美尔所画的破旧地图,其中连绵的褶皱中流露出光线的奇妙运行,的确让人对这个实验瞠目结舌。在如此累积的基础之上,再以慢镜头推出的这幅《倒奶女工》,其绝妙之处就顺理成章了:“用串珠形态表现的光线,也许在老式取景器中可以看到,用这种方法进行的实验,迸发出无比的诗意。我想这要归功于他对光线近乎狂喜的感受”。

笔者深知,此时不宜讨论对于一幅艺术作品的不同解释,令人感到有兴趣的仅仅是——为什么在这部号称凝聚了百余位专家学者心血的权威电视片中,所出现的视野那么狭窄、那么局促、那么低矮和光线不足。上述列举的关于著名的“荷兰画派”如此“物质主义”的解释,听上去更像是一群刚刚摆脱饥饿并对此记忆犹新的人们写下来的句子,没有一点专家的眼光。难道在若干年前经历了饥饿之后,人们就要一辈子用肚皮贴着地面行走?不仅是我们自己,也包括我们的下一代,都仅仅面临物质(material)和需求(need)这两座“太行山、王屋山”?过去那种抛弃物质条件只讲“精神能动性”是不对的,但是今天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只讲物质水平的富裕与否,不讲精神与科学的探求,是否仍然重复着过去那种片面性的错误?我们是否仅仅拥有物质生活这惟一一个起点?因而满足了物质需要就万事大吉了?尤其是在今天,当我们的物质发展达到一定的规模,难道不需要同时发展出超出物质的其他眼光,更加完整地体现我们人类成员的身份,体现我们的尊严、价值和经过锻造的人性眼光?而不要表现得那么粗俗和逼仄?

在对于伦勃朗那幅画《犹太新娘》的解释中,“崛起”的作者解释画面中男性的一只手放在女性的胸部,说这是体现了“隐蔽的欲望”,而在克拉克的解释中,这幅《犹太新娘》本身就是“成人之爱”的表达,其中男主人公公开地将一只手放在女主人公的胸部,并不是什么可以引起丰富联想的“隐蔽”做法,而是表达了一种“温柔”与“信任”。与弗美尔追求理性秩序不一样的是,这位伦勃朗被描述为拥有与19世纪俄国文豪托尔斯泰相接近的心智,即以深刻的宗教情感去体验及解释人们的六情七欲,反过来也是以人们生活经验场景来诠释圣经,因此在他的许多作品中,那些佝偻的老人或贫苦的穷人,让人分不清到底是圣经中的情景,还是画家本人在大街上看到的身边故事。这是不同于弗美尔的另一种“现实主义”叙事。

此时可以将这个物质生活之外的起点称之为“关心真理与真相”,关心隐藏在事物表面之下的世界秩序和结构。尽管对此拥有不同的解释,但都认为人类身处的这个世界本身有其自身的奥秘和规律,需要对它们持有一种尊敬的乃至敬畏的态度,而不是仅仅提供人类成员在其中建功立业、大展宏图,拿走自己想要的东西。任何个别人功名利禄的考虑都不表明那恰恰就是世界的意志,因此他不能凌驾于这个世界之上,可以无法无天地行事,认为万物皆备于我。

经验之光

在克拉克的叙述中,许多杰出的心灵为探索世界的奥秘和秩序贡献了整整一生的力量,其中最典型的是人们熟知的达芬奇。这位老兄将对于世界的好奇心发挥到了极点,他不仅像咱们的祖先屈原那样,提出无数个宏伟的天问,而且还用绘画的形式,对这些问题一一加以回答。克拉克在电视观众面前展示了达芬奇用草图绘制的那些奇特解答。那些草图乍看起来就像一堆堆乱糟糟的烫发,只有细看才能看出它们之间的区别:“漩涡的形状为何物?”“岩石如何形成的?”“乌云如何密布?”“树木为何形成森林?”“小树枝如何支撑起簇橡子?”“黑刺梅如何在树枝上集结成群?”“圣星百合的叶片为何酷似水的流动?”“鸟儿翅膀的构造如何?”“鸟儿为何能飞?”所有这些问题和答案今天看起来既天真又深刻,那是一个科学、艺术和哲学不分家的年代,所有的智力活动都可以归结到探寻某个超越秩序。这个严正的秩序不允许人们在大自然面前表现得像一个妄想狂那样手舞足蹈,像一个赌徒那样贪婪无度。

近代发生的变化在于把握这个秩序的途径发生了根本改变,即经验的观察代替了形而上的思辨。“轨迹”的作者克拉克关于荷兰的这一集拥有一个响亮的名字:“经验之光”。有关“经验”的现实与“物质的现实”不能划等号的原因在于——“经验”乃是另外一种探索真理、到达真理的方式。弗美尔的“光”是将经验观察和理性精神结合起来的完美典范,伦勃朗通过观察身边的人们来画出圣经故事,也是得风气之变。还有那些著名的荷兰风景画,包括哈尔斯(1591-1666)的许多描写行业人们的群体肖像画,当然与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不无关系,但是根本上是因为克拉克指出的思维方式的“革命性转变”,“上帝的权威被世俗体验、实验和观察取而代之”。人们不再提出“这是上帝的意思吗?”(翻译成我们这里的话来说即“这是上面领导的意思吗?”)而是自己去衡量:“这样做可行吗?”“划得来吗?”“崛起”中花了大量篇幅讲述荷兰人如何“务实”,务实即源自这种新的智慧。

克拉克声称自己不懂经济,但是惟一在谈论当年的荷兰时谈到了经济,然而他选择荷兰资本主义经济暴起暴落的第一站是郁金香,因为有研究者发现这种从土耳其引进的花卉品种,其变异性无法推测,于是培养郁金香变成了令人血脉贲张的赌局。而郁金香代表着荷兰人的两种爱好:科学与艺术。(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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