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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卫平:机构与制度

  
作者:崔卫平
发布日期:2007-06-07

崔卫平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

最近有一本小书在市面上流传,但是很少有人关注,因为它看上去是那么单薄,区区100来页,有着一个俗气的封面设计,翻翻内容也不得要领,看看目录:“我们的高三——开学、动员、偷闲、动力、差生、受挫、色彩、坚持、冲刺、花儿、轮回”,弄不清楚这是一份关于中学高三年级的“说明书”,还是一份回忆录。只是该书封面的右上角两行很小的字透露了其中奥秘——“2006年香港国际电影节最佳纪录片人道奖”,接着以更小的字表明:“随书附送《高三》纪录片VCD”。原来如此,有一部纪录片要抵达人们手中。

实际上对于许多人来说,这部纪录片已经不陌生。它曾经在凤凰电视台分五个单元播出过,中央电视台也做过一个简短的版本,自2005年底开始,在国内不少大学有过放映。它无疑拥有一个“励志”的外表。一位三届艾美奖获得者、美国纪录片导演BillEin-reinhofer也说:“如果有人让我推荐一部可以让他们了解当代中国的纪录片,我慎重地提议推荐《高三》,这部片子触及了不少中国基本的生活和社会问题”。总之,这是一部获得不小成功的片子,看起来方方面面都感到比较满意。

不同的接受渠道有不同的理解。对于一个文本存在歧异的解释,这再正常不过。但是若是存在完全相反的解释,那就有些不同寻常了。在纪录片的历史上,也有过一部内容接近的片子引起人们完全歧异的解释,那就是怀斯曼的《高中》。费里德里克·怀斯曼是始于1960年代的美国纪录片大导演,被称誉为“真实电影之父”。他工作的特点一是专注于“机构”,观察机构如何运行,其意识形态如何,机构中人们又是如何总在做同样的事情;二是不干预拍摄对象,摄影机的位置相当于“墙上的苍蝇”,一声不响地记录眼前的情景。他拍摄了诸如《医院》、《少年法庭》、《军队》、《公共住房》等,《高中》是其代表作之一。

《高中》集中在作为一所学校如何运作这个焦点上,它将镜头主要给了在机构中有权势的一方——学校的组织者以及教师,给予由他们所控制的场所——不同的课堂、不同的老师、学校的集会、讨论等,而基本上不去反映学生的立场。许多镜头是从讲台往下拍摄的,而不是从课堂座位往上看。事实上这样做非常符合学校的情况,在高高在上的校方看来,学生们的感受和意见是不重要的,“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据怀斯曼后来说,他是很厌烦那所费城的学校的,其教学内容、课程安排非常乏味,教师们教学生们如何随波逐流。但在片中,他却采取了一种模糊立场,他更宁愿让观众们自己得出结论。因而有一位非常保守的女政治家在看了这部电影之后,兴奋地跑上前来祝贺他:“祝贺你,怀斯曼先生,你拍出了一个非常好的学校。你能告诉我们,怎么样才能学到这个学校一些好的东西和经验吗?”

秉承怀斯曼《高中》精神的是香港纪录片女导演张虹的作品 《中学》(周浩声称自己拍摄《高三》是受了张虹的启发),这部纪录片以香港两所声誉优良的学校为拍摄对象,张虹本人更是沉默而固执地躲在了摄影机背后。可以感觉得到,香港这两所学校仍然拥有基本的教育理念。比较起来,香港学生的课程比较完整,并且在那些副科科目的课堂上,比如制作标本、音乐、烹调或者缝纫课上面,老师和同学的态度都是认真和诚恳的。“家长会”则采取了工作坊的形式,按照某个主题,家长们先参与“游戏”亲身体会,然后互相讨论发表看法,而不是像我们这里坐在自己孩子的座位上被动地听受训斥。必要的时候,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在办公室门前点名需要见哪位老师希望得到他/她的帮助。

另外给人深刻印象的是,香港这两所学校都非常注意学生的仪表和礼貌,尤其是那所女子中学。说话声音不要太高,不要影响别人,不仅是学生在校时需要监督检查的内容,而且还当作假期在家的“家庭作业”,返校后老师会询问同学们不在校的这几天,“是否收声啦?”在办公室的会议上,老师们会仔细讨论有明星来学校义演时,“允许她们疯狂到什么程度?”离开座位肯定是不行的,但是能否允许站起来;如果只能留在自己的座位上,那么是否允许她们跪着?跪到什么程度?是否允许臀部离开座位?

还有是否允许她们大声疯狂地叫喊等等,当讨论如此详细时,会令人想到阿尔都塞的解释,包含礼仪在内的纪律教育等都是“软性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是培养顺从人格、为现有社会提供劳动力再生产的起点。但对于经历了斯文扫地的大陆人来说,礼仪礼貌教育仿佛不显得仅仅是一件坏事。

可以质疑的是,两所华人学校主要是以英文上课,包括上面提到的那些副科科目也是。这令人担心运用一种外来语来建立有关这个世界的图景,与人们实际生活的世界是隔膜和脱节的,从中年轻人也没有学会如何表达自己对于世界的认识及种种切身感受。这其中有许多历史背景,涉及到曾经作为殖民地一个世纪之久的香港如何建立自己文化上的主体性等问题。

还有一些显然令人不舒服的片断:一位老师甚至用上了“孙子兵法”开导某学生“不应该向老师态度强硬,因为你斗不过他”;一位女同学则态度强硬地坚持那些没有拿到居留权的大陆人应该马上回去,尽管老师再三提醒“他们的权利是被剥夺了”;另一位教师视高中最后阶段不能继续升学的学生为理所当然,认为这是政府的决策,而这项决策无疑是英明的;当一位澳洲教师反复提醒这样做不合适而你们可以提出抗议时,她的脸上表现出非常不屑、傲慢的神情。

周浩的《高三》将镜头主要对准一个叫做福建省武平一中2005届高三(7)班这个群体,尤其是这个班的班主任王锦春。应该说,王锦春是一个称职的老师,他有事业心、对学生负责,业务好且懂得学生心理,在现有教育制度的框架之中,他做到了自己所能做的。这也是我身边的一些朋友对这部电影不满的原因之一,因为这个环境和老师都太光明温馨了,实际情形要比这个严酷得多。笔者的看法正好相反。正是因为这样一位在各方面几乎无懈可击的老师,才能够将目前教育制度中的问题呈现得更加清楚。观看这样的影片重要的是,看其学校系统在日常状态下是如何运作的,而不是为了满足一时一地“暴露”之快。难道我们所需要的仅仅是事实?某种结构本身不是更加触目惊心吗?如果允许按各自本地习惯,比如香港多用“教育机构”而自称,而大陆则多用“教育制度”来讨论诸如此类的问题,我们下面则可以通过周浩的《高三》,来比较一下作为“机构”与作为“制度”,有哪些不一样的特质。

首先不一样的是,“制度”拥有一个压倒性的目标,一个位于所有其他事情之上的重大事情,其余的一切都要向这个目标看齐。因此围绕着这个大目标而进行的,从任何角度看都像是一场“战争”,其中的人们时时刻刻处于某种紧急状态。高考对于十六七岁的年轻人来说,就是这样一场战争。王锦春在开学不久进行“动员”时,就明确地说:“4个人考1个人,你要打赢3个人,你才能考上本二”,为此应该“拿出半条命来”。乍一听,这几乎没有问题,但如果想到这个国家的年轻人,在他们成长的最关键时期,先要经历一场同龄人之间“你死我活”的战斗洗礼,将别人踩下去而自己爬上来,这还是比较可怕的。在一次班会上,为了鼓气,这个班的全体同学一起听了齐秦《北方的狼》这首歌,他们希望自己能够从那匹狼身上吸取力量:由孤独变得冷血。

既然年轻的学生已经成了这场战争的人质,那么这位班主任老师便可以像要求班上的学生那样要求他们的父母:“一定要把孩子明年的升学问题当作一年当中的头等大事来抓”。所谓“抓头等大事”,都是这个国家最为熟悉的政治语言。王老师甚至自告奋勇地代理起这些父母的婚姻事务:“千万不要去闹离婚什么的,要夫唱妇随,你要离婚,等你孩子考出去以后再离。”如此产生的问题不仅在于一般所说的“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的矛盾,更在于经历过这种倾斜的状态之后,这些年轻人如何回到和建立起自己的日常生活?如何建立起对于这个世界基本的平衡感和分寸感?如何培育起自己生活的根基?在经历过一种极度绝望和孤独之后 (俗说高考仿佛从鬼门关里爬出来)是否能够建立起对于生活的基本视野和信心?很有可能,一度被高度控制的心理上的黑暗会将某种阴影拖延很长时间,一度被彻底压倒的经验会伴随终身——不是被他人压倒、就是去压倒别人。任何牺牲都是需要付出代价的,所有那些被压抑下去的东西,当它们在其他时间以其他方式重新出现时,会是扭曲的和膨胀的,甚至可能是报复般的、穷凶极恶的。周浩这个片子的最后版本删去了学生们高考之后在操场上焚书的场景,那种快乐那种兴奋,是他们对自己报复也是对环境报复的开始。

其次不一样的是,“机构”中的人们相对比较被动,那些学生们看起来多少有些消极,有些漫不经心,他们遇到的更多是阿尔都塞表述的令其 “屈从”的处境,消耗和磨平年轻人的个性和意志,让他们变得乖顺,在某种意义上“制度”则相反。“制度”激发人,激发人的野心和斗志,想方设法使得人变得很兴奋,始终兴致勃勃,处于一种被调动起来的高昂状态之中。我的一位年轻朋友称那个王老师像个 “搞传销的”,说得有点刻薄了,但是他看上去的确是像个永不疲倦的推销员,以一种不容置疑的口吻滔滔不绝地提供各种“进攻方案”、“口令”、“密电码”以及各种心理按摩。学生们也必须显得个个劲头十足,他们早起晚睡,一遍一遍地做已经会做的题,背诵已经会背的政治条文,还要一遍又一遍地鞭策鼓励自己。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不兴奋是可耻的,置身其外是不被允许的。片中有两个学生因为在网上做生意时有迟到、旷课、缺考行为,则被认为是麻烦制造者。而他们自己也都希望上大学,他们不会说干脆放弃这个愿望,这场战争就不打了。

用哈维尔的话来说,人人都在卷入这个制度,不同的人只是卷入的程度不一样。——不,岂止是卷入,而是“投入”,只是好同学与差同学、同学与老师、学生与家长各自投入的程度和方式不一样。是什么力量能够如此这般将所有的人发动起来?作为“制度”到底有什么奥秘能够激发这样的能量?其实很简单,它所使用的是“利益语言”。它对学生及家长说,这是你们的“切身利益”,是你们自己的终生大事;对老师说,考上多少重点大学你们会得到多少奖励,于是,制度的目标就和个人的目标结合了起来,制度将自己弄成正好代表着个人的利益要求。这表面上听上去振振有辞,但是人们忘记了一个前提:一个人是不能简单地缩减为他的利益存在的,尤其是一个年轻人是不能够过早地被缩减为他/她的生存压力。

当人们的利益被充分“照顾”到了的时候,一个抽空和注满的过程就这样产生出来。既然制度实现了他们的要求,他们也应该满足制度的要求。与机构中只是抹杀你的个性不一样的是,制度要求效忠,起码表面上要做到如此。早读时,同学们如痴如醉般背诵的那些政治条文到底有什么意义?是否能够提供关于这个国家政治生活的任何实际知识或者理性的眼光?因此也就有了言不由衷的种种表现,有了种种明显迎合的言词举动。比如,课堂上老师在谈完印尼海啸之后,转而问学生:“我们中国也发生一些大型事件,比如非典,从中能够得到什么启发?”一个被叫起来的同学很快脱口而出:“这些事情后面不是都解决了吗?说明中国政府有能力集中力量去办大事,中国人民是伟大的”。她无懈可击的回答引起了课堂上一阵哄笑。当然不是嘲笑这位同学,而是嘲笑需要得到这种千篇一律的答案的人。

在很大程度上,我们的高考制度就是奖励这种迎合者,而将那些不懂得或者不愿迎合的人淘汰出去。总有人被淘汰出去,于是总有人打破头要进来。由教育制度体现出来的这种情况,从另一个角度表明,这种制度并非高不可攀,外人进入也并非需要万贯家财,说实话它的门槛并不高,但是最主要的条件是要能够迎合和效忠。笔者十分希望那些喜欢说目前这种高考制度是惟一合理的人们都来看一看这部影片。中国人声称是最聪明的民族,难道就想不出别的办法来,一定要让我们年轻人、让我们民族的未来,在这种一边是恐惧、绝望、残忍,一边是亢奋、迎合、连根拔起的状态下成长吗?

笔者十分希望那些喜欢说目前这种高考制度是惟一合理的人们都来看一看这部影片。中国人声称是最聪明的民族,难道就想不出别的办法来,一定要让我们年轻人、让我们民族的未来,在这种一边是恐惧、绝望、残忍,一边是亢奋、迎合、连根拔起的状态下成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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