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影者的节日

3月17日至4月6日是今年的香港国际电影节，王小帅带着在柏林拿了银熊奖和最佳剧本奖的《左右》来参加该片的亚洲首映礼，他本人现身在放映之前的电影节颁奖礼上，但放映之后却并没有按照电影节惯例与观众问答互动。我身旁的朋友立刻读解道，这样一种微妙的轻视恰如其分地证明了香港电影节不尴不尬的国际地位。当年还是默默无闻的王小帅带着《冬春的日子》第一次前来的时候，当然不像今天这样。香港电影节而今已进入第32个年头了，这个亚洲电影节之父曾经把多少亚洲电影和电影人推介到世界去，曾经怎样扶持香港新浪潮电影和大陆第五代导演的历史已经翻篇了，今天世界上有数不清的电影节，在亚洲有釜山、东京甚至上海电影节在效仿中分庭抗礼，而且在亚洲电影越来越得到承认和重视后，多少苦心栽培出的成果正被欧美更大牌的电影节轻而易举地摘走。著名的电影史学家大卫·波德维尔举例说，如果王家卫能让自己的影片在戛纳电影节首映，又凭什么要给早一个月的香港电影节？他因此结论道：“香港国际电影节正被自己的功劳所伤，那些经由它而走向世界的电影人总是被别的电影节占了先。”

这种不甘和焦灼在前年的第30届电影节上闪烁了一回，那一年的主题几乎是指向电影节本身的，凝重的海报和面孔似乎都在说，振作啊香港电影，振作啊香港电影节。而今年，这种逢零恐惧症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电影节恢复了它应有的平常心，一切在惯例中从容不迫地推进着。入选影片300部，放映500场次，从剧情片、纪录片到短片、动画和前卫电影，从两岸三地电影到世界各国出类拔萃的影片，从大师到新秀面面俱到。于中突出香港电影人曾志伟专题，纪念去年故去的杨德昌和伯格曼专题，回望中国电影史的朱石麟专题，另眼相看的格斯·范·桑特（GusVanSant）专题，聚焦捷克电影和以色列电影的专题，以及随之普及的各种专题讲座。种种章法和分寸能让人感觉到，香港电影节一直以自己的角度和节奏构筑着自己的谱系。

似乎是要重新确立自己亚洲电影节之父的位置，香港电影节从去年开始设立“亚洲电影大奖”，韩国影片《密阳》一举拿下了今年的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女主角奖，只有最佳男主角给了《色戒》的梁朝伟。《密阳》的李沧东在领奖时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

真正紧张兴奋的是那些前来找钱找机会的年轻电影人或独立导演，今年是香港亚洲投资会（HAF）的第六年，有900多名嘉宾出席，促成500多个融资的会面。HAF的投资计划大奖则给了香港导演彭浩翔的 《公车》和内地导演宁浩的《七宗梦》。

今年参展的内地电影数量质量都不算多出色，尤其是剧情片。《左右》映后观众鼓掌两次，属于中等偏上的肯定，这部老老实实的情节剧契合了香港人的观影传统，但是内地朋友不买账的多。《左右》讲当下中国人在伦理中左右两难的选择，有刻意生硬之嫌，而且导演摁着人物一意孤行地向左走实在有些简单粗暴了。《立春》被排在小厅放映，观众反响平平，顾长卫蒋雯丽在见面会上客客气气地点到为止。顾长卫说《立春》是对年轻时的理想主义的怀旧，自己在现实中容易妥协，而王彩玲这个灰色的小人物身上投射了他对的理想的坚持。而理想到底是什么？王彩玲憧憬的理想是歌剧本身呢，还是她在歌剧舞台上成功的形象？后者和虚荣又有多大分别？《立春》似乎根本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同样地一意孤行下去。《左右》和《立春》真有些神似，不约而同地拧巴。

值得说的是李缨的纪录片《靖国神社》，映后已经夜里十一点多，观众并不急着离去，长时间鼓掌，心中问题也多。李缨拍摄靖国神社的时间跨度长达十年，素材累积数百小时，而通过一种沉静旁观反思的态度凝缩在两个小时的片长中，再现出了事物本身复杂的肌理和理解的多向度，但同时作者丝毫没有模糊自己的立场。李缨说靖国神社是日本战争后遗症的一块顽疾，在日本很少有人敢碰这个题材，他是无知者无畏。现在该片在日本政界和新闻界搅起了轩然大波，很有可能要被禁止在全国公映。

对于那些圈中的专业人士，电影节是新老朋友聚会的机会。不必说侯孝贤、蔡明亮、张震、浅野忠信或者威尼斯电影节主席马可·穆勒这样的熟面孔，这两周在夜里随便扎进兰桂坊的某家酒吧，说不定就能撞见某拨人在把酒言欢。而快乐是他们自己的，广大的电影节观众其实对名人并不那么热心，他们关心的是那些可以一睹为快的电影。看电影是香港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香港待得越久，这一感受就越深。电影院总是人丁兴旺又秩序井然。海报张贴得分明，片目排得细密，票价交待得清楚，多块显示屏轮播着片花，总有人一站就不走了。观众教养好，安静时真安静，会心的时候笑得也活泼，是会看电影的气氛。

我这样的描述还是过于表象，如果你明白日常意味着什么，你大概要想想运作于这背后的商业机制和文化机制如何地成熟健全，又如何年深日久地保障和滋养着观众的消费和欣赏。你进而会好奇香港人对电影文化接受的广度和深度，或者这里影像文化的发达程度。你或许还会想想电影到底是怎么回事，如何不知不觉地影响着人们的审美、思维、表达和生活，正是这种日常性凸显了香港电影节的意义。在各个shoppingmall的商业电影放映之外，香港的各种文化组织对电影艺术的严肃普及在全年中几乎没有间断过。电影节只是一个水到渠成的集纳和延展，是影迷们在全年中集中时间拓宽观影经验的两周。

香港电影节给人最深的印象还是这里的影迷。有那么多的人对电影一往情深，这才是它坚持下去的真正理由，世界上有那么多虎视眈眈的电影节，但这一个无可替代。无论多么冷僻的电影都不愁上座率。经验丰富的影迷都知道电影节的票更要趁早订，香港电影节有一套完善的票价系统来尽最大可能地满足不同身份和收入的影迷之需，最贵的畅看无阻的VIP通行证今年已经涨到4200港币，有不同程度限制的影痴通行证和日场通行证还维持在原来的1500和1000，而基本票价从去年的55涨到今年的60。无论怎样贵，各种通行证还是两三日就售罄了，一些影片因为供不应求还得加映。

电影节的观影气氛在严肃和热情上都胜过平日，入选电影节的影片多不如商业片那样娱乐，但是观众在某些点上或笑或叹或惊呼一致得像一场共谋，似乎都是看电影的高手，自有一种默契和明白在，而且能够互相感染。然而，无论在影片中的反应有多热闹，观众对一部影片的真正态度还得从放映后的掌声来判断。比如赫尔错格的纪录片《冰中漫行》（Encountesrattheendoftheworld）是我所看的数场中观众笑得最肆无忌惮的一部，但是人们似乎忘了鼓掌，而且片尾字幕还没出完，诺大的剧院中人就已经散得差不多了。而索科洛夫纪念已故大提琴家罗斯特洛波维奇 （Rostropovich）和他的歌唱家妻子的纪录片《生命挽歌·古典二重奏》（ElegyofLife）引起的反应恰好相反，人们的掌声中有一种浓度，似乎不只是向影片本身致意，还是给老罗的，人人都爱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