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洋，但不媚外

2009-07-15

雷颐

从孟松学校毕业后，容闳于1848年考入耶鲁大学，但昂贵的学费他根本负担不起，这时有关教会愿意为他提供资助，但条件是毕业后要当传教士回到中国传教。虽然容闳在这一年已正式成为基督教徒，但却拒绝了教会的资助。他表示，我虽贫穷，但生性自由，毕业后无论选择何种职业，只选择对中国最有益的工作，不能因贫穷改变自己的志向。

正在困难之时，勃朗先生帮他找到了一个妇女会提供的资助，使他最终头戴瓜皮帽、身穿长袍、拖着长辫子顺利走入耶鲁大学。在大学的几年中，他学习刻苦，文科成绩优秀，不过数学不好。他还利用课余时间半工半读，管理图书、担任二、三年级同学司膳，供应饭菜。他还参加了足球队和划船队，是划船队的主力之一。这些，使他赢得了同学的尊敬，也使他对美国社会了解更深。虽然他在美国的大学生活如鱼得水，但他仍时时想起祖国，他说：“予当修业期内，中国之腐败情形，时触予怀，适末年而尤甚。每一念及，辄为之怏怏不乐”，“更念中国国民，身受无限痛苦，无限压制。”

他亲眼看到了西方的富强，更感到中国的落后。但尤其使他忧心不已的，是当时中国人对外部世界仍然茫无所知，仍认为中国是天下中心。所以，他在大学时确立了自己的奋斗目标：“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我的志向就是去实现这一目标，而此目标犹如一颗明星，时刻指明我前进的方向”。事实证明，从他1854年回国后到1872年办成留学之事，历经18年，他一直为此目标努力奋斗，忠贞不渝。

1854年，容闳以优异的成绩从耶鲁大学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于这年秋天自纽约乘船踏上归程，决心把自己学到的新知识改造离别了八年的祖国。他为报国而回，但却尴尬地发现自己对汉语已十分陌生，于是他只得在1855年夏天在广州补习了半年汉语。就在这期间，他看到时任两广总督叶名琛残酷镇压农民起义军，屠杀上万人，尸横遍野，他愤怒异常，从而认为农民的造反有一定道理，对太平天国抱有了一定好感。

当年只有“科举”才能进入体制内，而他这美国名校毕业的“海龟”却“无人识”，于是他只能通过关系给在广州的美国代理公使伯驾当秘书，薪水不高，且为国人看不起，但他想通过伯驾结识中国官员，向他们提出派中国学生出国留洋的建议。然而，三个月过去了，他根本没有机会结识中国官员，于是辞职来到香港，在香港高等审判厅当翻译。他勤奋钻研法律，没想到却遭到了香港英国律师的联合反对，他们认为，容闳是中国人，会中文又精通英文，会抢了他们的饭碗。容闳只得愤而离开香港，来到上海，在英国人掌管的上海海关处任翻译。海关工作轻松，薪水极高，他曾问总税务司、英国人李泰国，自己今后有无升为总税务司的机会，李泰国明确告诉他，中国人绝无此希望。容闳感到这是对华人的侮辱和歧视，于是决定再次辞职。而李泰国却认为容闳的真实意图是嫌薪水太低，只是想以此提高薪水而已，于是他把容的薪水突然提高到白银200两，以挽留容闳。但容闳志不在此，坚决辞职，离开了收入丰厚的海关。

他的亲朋戚友都不理解他为何放弃报酬如此优厚的工作，不知道他究竟想找什么工作，觉得他是个怪人。他写道：“我们来到人世间，不能只是为了动物般的生存而单调乏味地劳碌着。我为了求学而不得不努力工作，因而我以为我应当尽力利用自己所学到的有限知识，与其我个人受益，不如成为我民族所共有的福祉。我不断更换和改变职业，只是为了弄清楚我的忍受力，以及我怎样才能使自己成为一个造福于中国的人。”

从海关辞职后，容闳找到一家专收中国丝茶的英商公司工作，当起了“买办”。买办收入颇丰，但也非他所愿，他一心想的仍然是如何引进西方近代教育制度、进而改造中国。不过，容闳虽然推崇西方的近代各种制度，却毫无“媚外”之态，他曾两次与欺辱他的洋人较量，在上海滩一时传为美谈。

一天晚上，容闳与仆人从基督堂祈祷归来，碰到一群东倒西歪的醉洒的洋人手舞足蹈、狂呼乱叫迎面而来，路人避之惟恐不及。为容打灯笼的仆人也畏缩不前，不知如何是好。容闳要他不用害怕，一直向前。没想到，其中一人想夺走容闳仆人的灯笼，另一人甚至想踢容闳，由于醉酒站立不稳，并没有踢到。容闳认为他们醉酒，便不与计较，仍往前走。但他突然发现其中有几个人并没有醉，反而在身后笑看他们欺负中国人。容闳顿时大怒，走上前去，厉声让这群人告诉自己那两个肇事者的姓名。凑巧的是，其中一个人正是容闳1855年回国时所乘 “尤里克”号的大副，容闳与此船的船长认识，而此船正由他所在的商行管理。第二天早晨，他就给这位船长写信抗议。船长收到信后，对大副的行为非常气愤，怒气冲冲把信交给大副。大副只得立即上岸来到容闳住处，向他道歉。

另一次是容闳参加一次拍卖会。他身后站着一个身材高大健壮的苏格兰人，没想到此人却把棉花搓成一串小球，系在容闳的辫子上，以此取乐。容闳发现后，先是压抑住自己的愤怒，和颜悦色地要他把棉花球解下来，但这个苏格兰壮汉却流露出蔑视和嘲笑的神情。面对侮辱，容闳正言厉色再次要他摘下棉花球，没想到苏格兰壮汉反而趁容闳不备，一拳打到他的脸上。容闳怒不可遏，虽然比他矮小许多，却用最大力气给他脸上也回敬一拳，这一拳打得这个壮汉鼻口流血不止，两人厮打起来。被人拉开后，苏格兰壮汉感到颜面大失，立即转进了人群中。后来，一个朋友告诉他，当时英国驻上海领事恰在现场，说：“这个中国少年血气太盛了点。如果他不报复，可以到领事法庭对这个苏格兰人进行控告。现在既然他已报复，痛打了别人一番，并且当众让这个苏格兰人大丢其脸，就无控告此人的优势了。”那个苏格兰壮汉事发一个星期之后都不好意思在公众场合露面，说是为了养伤，实际是因在众人面前被一个身材矮小的中国人打败而感到丢脸。因为此事在租界引起相当大的轰动，一时成为租界内外国人的谈资。而在中国人中间，则传为佳话，容闳因此备受敬重。

事后，容闳说，自从外国人在上海建立享有治外法权的租界以来，经常有中国人受外国人欺负的事情发生，但还没有听说过有中国人敢在外国人管辖的区域内毫无畏惧地赤手空拳进行反抗，捍卫自己的权利。之所以会是这样，是因为中国人的温良和逆来顺受的性情，能容忍种种人身侮辱和冒犯，既不怨恨也不抗争。这种情况，恰恰养成了一些无知的外国人的骄横心态，助长了他们对待中国人的横蛮、嚣张气焰。对此，容闳认为：“他日中国教育普及，人人咸解公权、私权之意义，尔时无论何人，有敢侵害其权利者，必有胆力起而自卫矣。中国人懂得维护和捍卫自己权利的这一天很快就会到来。”

公权、私权之分，捍卫个人权利，是中国传统所无的近代观念，要让人人了解实非易事，此正为“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的启蒙重点所在，也是后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核心内容。从容闳到新文化运动，这种启蒙精神一以贯之。容闳也与这场运动的思想家们一样，对西方文明推崇备至，但其目的都是为了“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他们虽然“崇洋”，但绝不“媚外”。

雷颐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leiyi5684@vip.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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