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开辟留学路（上）

2009-08-04

雷颐

在美国留学毕业前夕，容闳就认定以派遣留学生为先导建立新式教育体制，是救国强国最重要的途径。回国之后，他一直想方设法，却屡屡碰壁，一筹莫展。得到曾国藩重用后，他感到此事可成，但要等待时机，因为自己与曾毕竟不熟，而且当时国人对新式教育、尤其是出洋留学完全没有概念，若操之过急，很可能欲速不达。

他在美国订制的机器8月顺利运到上海，完好无缺。容闳也在9月回到上海。这批机器成为江南制造总局里最新式、最重要的母机，是中国工业化起步的重要标志。对容的工作，曾国藩大加赞扬，不久即保奏容闳为五品实官，被封为江苏省候补同知，在江苏省衙署任通事译员。这时，容闳结识了另一重要的洋务官员丁日昌，丁当时为苏淞太道。两年后，丁日昌升为江苏巡抚，这时他对容闳的思想、见识非常了解、佩服。由于他与在中央掌大权的满族大臣文祥熟悉，所以鼓励容闳将自己的治国方略写个条陈，由他转给文祥。听到这个消息，容闳兴奋犹如电击，跳了起来。他立即提了四点建议：第一，组织轮船股份公司。不准外国人入股。第二，政府派优异青年到外国留学。第三，政府开采矿产以尽地利。第四，严厉禁止教会干涉人民词讼，以防外国干涉中国主权。这四条建议，容闳最看重的其实是第二条，即派青年学生到外国留学，但他知道实行这一条困难最大，一年前“同文馆”要学数理化引起的激烈争论、反对余波未息，派学生出洋便更加难以想象，所以将其列为“第二”；并且，此条对留学的目的、人数、方法、管理、经费等一系列问题都详加论述，切实可行。然而，条陈交上，并无下文，容闳深感失望。

失望但不灰心，容闳只要见到丁日昌仍叮嘱他不要忘记自己的 “留学教育计划”，恳请他向曾国藩提及此事，甚至请他直接向皇上奏请。丁日昌毕竟更了解官场成规，劝容闳不要操之过急，耐心等待。1870年“天津教案”发生，曾国藩、丁日昌受命处理此事，急调容闳到天津担任翻译。容闳认为这是与曾密切接触的良机，可乘机向他提出自己的主张，于是急忙赴津。天津教案处理基本结束时，容闳再次向丁日昌详述了自己的计划，要他向曾国藩进言。第二天，丁日昌就向曾国藩大力推荐容闳的留学计划，终于获得曾的首肯，表示愿向朝廷奏请。容闳得此喜讯已是深夜，他后来回忆道：“予闻此消息，乃喜而不寐，竟夜开眼如夜鹰，觉此身飘飘然如凌云步虚，忘其为偃卧床笫间。”历尽艰辛、为之奋斗了十几年的理想终于快要实现，他确实不能不如此兴奋；而且他坚信，如果他的教育计划能够实行，“借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良东方之文化，必可使此老大帝国，一变而为少年新中国”。

曾国藩知道此事重大，自己一人的威望仍嫌不足，于是立即联合李鸿章等人联明上奏，1870年冬得到清廷批准；1871年8月、1872年2月，曾、李又联名上奏，一方面进一步强调派遣留学生的重要性，催促朝廷尽快施行，另一方面明确了幼童留学的规章和具体方法，由陈兰彬任出洋局委员、容闳为副委员。

但是，克服了“官方”的障碍后，留学却又面临着“民间”的阻力。按照规划，决定挑选120名12岁左右的学生，分4年派赴美国，每年30名。但官方出钱派人到美国留学，竟然无人愿去。当时人们仍认为只有读“四书五经”、由科举当官才是“正途”，国内的新式学校本只能招收到没有地位身份的穷人家子弟，出洋留学更被认为是有辱门楣之举，被所有人耻笑，略有钱财的家庭都不愿子弟出洋留学。所以，第一批留学生30名在上海竟然招不满额。为宣传留学，容闳深入江苏乡间，又回到家乡，招收部分家乡子弟。他还不得不到香港，在英国人开的学校中招收留学生。好不容易才招满30个名额。为了完成任务，清政府认为东南沿海一带向有出洋传统，所以把留学名额作为 “任务”摊派给一些地方。地方官为了完成任务，只得到一些穷苦人家动员把小孩送出国留学。一位留美幼童后来回忆说：“当我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有一天，一位官员来到村里，拜访各住户，看哪一家父母愿意把他们的儿子送到国外接受西方教育，由政府负责一切费用。有的人申请了，可是后来当地人散布流言，说西方野蛮人，会把他们的儿子活活地剥皮，再把狗皮接种到他们身上，当怪物展览赚钱，因此报名的人又撤销。”为打消此种顾虑，容闳便以自己的留学经历现身说法，证明留学并不会被剥皮展览。

从詹天佑的出国留学经历，便可见开创留学事业的艰难。詹天佑也是广东香山人，与容闳同乡。官派留美幼童，詹天佑一家原来并不知道，一位在香港做事的姓谭的邻居归来，才将这一消息告诉詹天佑的父亲詹兴洪，并力劝他送詹天佑出洋。詹兴洪虽不富裕，但属小康之家，所以犹豫不决，还是希望詹天佑走科举之路，升官发财。但谭姓邻居因在香港多年，知道外洋的富裕，认为科举之路最多找到一个“铁饭碗”，而出洋留学则有可能得到一个“金饭碗”。当时给儿子找媳妇要花很多彩礼钱，詹兴洪很喜欢谭家的小女儿，早就想与谭家订“娃娃亲”，谭某也非常喜欢詹天佑，认为此儿聪明，人品好，此时对詹兴洪提出，如果送詹天佑出国，他就同意与詹家订亲。在这种情况下，经过谭某反复劝说，并可省一些彩礼钱，詹兴洪才同意把儿子天佑送到美国。

经过百般努力，好不容易才凑足了这首批30名官派赴美留学生，于1872年8月中旬从上海起航赴美，开启了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新的一页。

各批幼童出国前都要到上海出洋预备学校进行初步培训，临行前先要到上海道台衙门向道台大人磕头称谢，因为从理论上说，道台就是他们的主试官。见过道台后的第二天，他们还要拜见美国驻上海总领事。没想到见美国驻上海总领事时，不仅无须磕头，反倒是总领事拿出茶点糖果招待他们，热情亲切。中美两国官员的这种不同，给孩子们留下深刻印象，还未出国，就开始感到了中美的文化差异。

雷颐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leiyi5684@vip.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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