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历史：只有诚实和谦卑(1)

12:51

2010-03-11

柳红

我在《话语权背后的责任——兼谈为吴敬琏写传》中，提出了慎用话语权的问题；反思了自己9年前撰写《吴敬琏评传》（以下简称《评传》）时的思想局限性，以及历史研究不足等诸多遗憾；我同时指出吴晓波所著《吴敬琏传》是一本粗糙的、带有快餐性质的传记。随后，吴晓波发表《对于诚意的怀疑，我必不能接受——答柳红对<吴敬琏传>的质疑》。经过思考，我决定回应，为了历史，也为了那些不能开口说话的人，或故去、或衰老、或被边缘化、无话语权的人。

一、硬伤

吴晓波的《吴敬琏传》，“硬伤”累累。所谓“硬伤”，是指书中显而易见、与事实不符的地方。本文举例如下：

硬伤1：媚俗拔高。

吴晓波在《吴敬琏传》开篇的“缘起”称吴敬琏，“这个从外貌到灵魂都干干净净的人”。这种近乎宗教式的颂扬，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普通民众听来，都不以为然。

封底折页上写：“吴敬琏之重要性在于，他几乎参与了建国之后所有的经济理论争议，由他的思想演进出发，可以勾勒出中国经济变革理念的大致曲线。”须知，1949年吴敬琏只有19岁；1950年才上大学。至少在上世纪50、60、70年代，他的年龄、知识、思想水平在经济学界都是小字辈，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和作用。中国经历了巨大的转型，1949年前后，从市场经济私有制社会转向计划经济公有制社会；1979年前后，从计划经济公有制社会转向市场经济，其间，至少有五代经济学家参与了中国的转型再转型。如果有人能够在这样巨大的社会转型中始终处于主流，其逻辑怎么自洽呢？

硬伤2：提前时间。

170页，吴晓波写1993年：“吴敬琏认为，中国前15年改革的本质近似科尔奈提出的‘战略A’，他据此分析说：‘……这一理论框架完全可以用来分析中国改革战略演变。’”

在这里，吴晓波把吴敬琏2003年的一个分析提前了10年。

2003年，科尔奈的《后社会主义转轨的思索》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中，科尔奈对于两种转轨的分析给了吴敬琏很大的启发。他在2003年11月1日“中国－俄罗斯转轨经验比较研讨会”上，首次介绍和谈论科尔奈的这个分析框架。他说：科尔奈认为“‘休克疗法’和‘渐进主义’的分类隐含的标准是速度，而速度不应成为衡量改革成功与否的主要标准。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有两种战略。其中，战略A被称为有机发展战略,最重要的任务在于使私人部门得以从下而上地生长起来；战略B被称为加速国有企业私有化战略，最重要的任务是尽快地消灭国家所有制。随后，吴敬琏说：“从这样的一种分析看，我觉得在中国之所以能够比较成功的转轨，它是实行了战略A。”当时与吴敬琏一起工作的人和他的学生对此都十分了解。我的电脑里，至今保存着当时的工作草稿。

硬伤3：删除人物。

157页，吴晓波写：1992年“3月14日，……由吴敬琏任主编的《改革》杂志和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联合举办了一场 ‘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研讨会……这是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国内最先作出反应的大型学术活动。”这里删掉了《改革》杂志的创办者和主编蒋一苇的名字。蒋一苇是何等人物？20世纪40年代，他是江姐的战友，《挺进报》的编辑；改革开放后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1979年发表著名的《企业本位论》。他不论在资历上、品德上、学术事业的创建上都了不起。以会议的方式联合学界、发出声音是蒋一苇最擅长的。和他相比，吴敬琏是晚辈，是后继者，也是行事作风有很大差别的人。这一次会，蒋一苇虽身患癌症，但是，他的威望、号召力和人格魅力，使他依然是绝对的灵魂人物。当时具体操办会务的人如今都在，都了解情况。

67、68页，是写1976年冬，于光远找人研究问题。67页省略掉冯兰瑞、苏绍智的名字；68页加上了冯兰瑞，省略掉苏绍智。要知道，今年90岁的冯兰瑞和87岁的苏绍智都是于光远的老友，不仅是对中国思想史有贡献，而且是为自己的良知和历史选择付出了人生代价的人。此时的吴敬琏是于光远、冯兰瑞、苏绍智的晚辈。

128页，“1986年1月25日国务院主要负责人听取‘七五’改革设想讨论会的汇报。会上，宋国青、徐景安和吴敬琏代表三个不同的 ‘学派’作汇报。”事实是：那天汇报的人有：体改所的王小强、宋国青；体改所的徐景安；社科院经济所的华生和吴敬琏等。王小强是体改所副所长，宋国青是研究人员，吴晓波删除王小强，留下宋国青，不知用意为何。再有，删除华生。当年以华生为首提出的资产经营责任制非常重要，并且在局部做过试点。分明是四种方案汇报，他把它说成三个学派。且不论“学派”之说成立与否，由四变三让人莫名其妙。

178页，写吴敬琏1995年12月在《改革》杂志上发表《放开放活国有小企业》的文章，这是吴敬琏与其第一位博士生张春霖合作的。吴晓波删除了张春霖的名字。

硬伤4：贬人扬吴。

167页：“1993年6月，中央电视台《经济专家论坛》……，马建堂对正在展开的‘急刹车’政策进行了解释，吴敬琏的言论则显得更为独立”。“在晚年回顾此事时，他说‘我理解，经济学家的正确角色，不应当是‘解释和论证政策’，而是对经济情况和政策作出独立的判断’，并告诉政府和公众。”在这里，吴晓波设立了一个逻辑，以对一个政策的赞同与否来判别经济学家的独立与否。然而，他自己并没有贯彻这个逻辑，当吴敬琏赞同和解释政府政策的时候，吴晓波没有得出不独立的结论。更有问题的是，在同一页上，吴晓波两次用对比的方式表现“马建堂对‘十六条’进行了一番解读”，而吴敬琏与他不同。

269页，2008年1月12日北大光华新年论坛上，“与厉以宁相比，吴敬琏的表述更具有批判性。”

用这样的对比写法，贬低他人，抬高传主，不公正。

硬伤5：轻易结论。

4页，邓孝可“成为梁（启超）最信任的爱将之一”。我曾花了不少时间研究吴敬琏母亲家族，考察吴敬琏曾外祖父名字；追踪吴敬琏外公的哥哥邓孝可的事迹。从我掌握的史料上，无法做出邓孝可是“梁（启超）最信任的爱将之一”的结论。吴晓波这样写的根据何在？如果有，理应说明。

硬伤6：编造情节。

24页，吴晓波写1956年向科学进军中的风波，“在一次党支部委员会上，吴敬琏一边做记录，一边听党支部的人批乌家培，他忍不住插嘴说‘我认为没有错，他们是在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呀。’话音刚落，狄超白等人马上用手指着他，齐声喊道：‘原来你就是后台！’”。

我在《评传》中是这样写的：“在党支部的一次会议上，吴敬琏边做记录，边听支部的人批乌家培，他觉得实在是太无理、太过分，忍不住插话说：‘我认为他们没错，他们是在响应党中央的号召。’狄超白和林里夫早就知道吴敬琏的思想倾向，对他的态度一点儿也不吃惊，反而说：‘你就是后台。’”。

看看这两段的相同和不同。内容和用字大体相同，只是，吴晓波加进了想象，出现“齐声喊道”的戏剧场面，降低了传记的可信度。

硬伤7：数据错误。

191页，“在此（1998年）后将近10年的时间里，……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则始终低于3％，走出了一条高成长、低通胀的‘完美曲线’”。实际的CPI是，2004年3.9%；2007年4.8%,2008年5.9%。

116页，“1984年12月银行放贷总额比上年同期猛增48.4%”，应为84.4%。

硬伤8：轻浮推理。

25页，吴晓波评论1956年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党支部和团支部青年的风波时写道：“它是一批信仰社会主义理论，已有一定学术涵养的青年们，为了追求‘思想自由’所进行的一次集体抗争，尽管它最后以‘失败’收场，却深深地埋下了思想解放的种子。”事实上，那次党支部和团支部之间的冲突，没有赢家。和我们数十年后所说的思想解放没有任何关系，那是一场时代悲剧。“失败”的一方，被打成“右派”和“反党分子”，甚至失去了工作权利。吴晓波的推断，完全忽略了时代背景。

对于同一段历史，我在《评传》中的评论是：“党支部的领导人和青年人无疑都做了政治运动的牺牲品。而想给别人戴‘反党’帽子，到后来自己也被戴上‘反党’帽子，苦渡‘右派’生涯的悲剧是这些当事人事先怎么也想不到的。年轻人的内心也为之不安。但是，谁又能掌控这个局面呢？个人的悲剧是由悲剧的时代引发的。”今天重读，我仍然认为对这场悲剧发掘和阐述得远远不够。

硬伤9：微妙改动。

72页，吴晓波写筹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胡乔木和于光远从全院征调了三个不同业务方向的骨干进行前期的筹备，其中包括哲学研究所的邢贲思、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的丁守和和经济研究所的吴敬琏。”

我在《评传》中这样写：“社科院要成立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胡乔木让于光远负责筹备。于光远找来邢贲思、吴敬琏、丁守和先是吹了风，让他们起草意见书，后又到经济所具体谈了一些思路……”

注意这里的差别：是胡乔木交待给于光远；于光远又找了几个人。原本，这并不是什么值得书写的大事，但是吴晓波还是用了这个材料，并做了改动，变成胡乔木、于光远从全院征调三个人。

73页，吴晓波写1979年理论务虚会，“在这次会议上，吴敬琏做了一个长篇发言……”我在《评传》153-154页中描述的事实是：“务虚会一共分了五个组，……吴敬琏在小组会上做了一个关于大寨执行‘左’的路线的真相的长篇发言。”在人们概念中，小组会和大会有区别。吴晓波用“会议上的发言”的模糊说法替代了小组会上的发言，经过如此微妙改动，很容易使人误会是大会上的发言。其历史重量就不一样了。

诸如此类的微妙改动，一处、两处也罢，如果在一本传记中有八处、十处，甚至更多，则不免引起熟悉历史的人们发问：这是为什么？

硬伤10：人名错置。

25页，吴晓波写1956年《中国青年》第8期上，“吴敬琏、张卓元合写了《只是指责过严吗？》”。我在《评传》中是按当时文章发表时的人名顺序写的：张卓元、吴敬琏。吴晓波把吴敬琏的名字提到张卓元前面，却并没有改动同期发表的章良猷、周叔莲所写《三大“罪名”》的作者顺序。

32页，写到1959年4月，在上海和平饭店召开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讨论会”上，“吴敬琏、张卓元和孙尚清等年轻人为几位著名经济学家充当助手和编写会议简报”。我在《评传》中写：“政治经济学组的孙尚清、吴敬琏、张卓元、陈吉元第几个年轻人担任会议记录、简报组工作。”孙尚清无论是在当年，还是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时期，乃至去世前，他的职位和影响力始终处于领先地位。而在吴晓波这里，却把孙尚清放在了最后。

147页，写1990年7月5日吴敬琏和袁木等人就计划市场问题争论后：“在这次座谈会上，薛暮桥和刘国光也站在市场取向改革的一边……”用“也站在”几个字，把薛暮桥和刘国光放在相对次要的地位是完全不对的。要知道，薛暮桥是改革时期最早主张市场取向改革的领军人物，并为此承受过种种批评和压力。

硬伤11：荒谬拔高。

33-34页，吴晓波用一页多篇幅，写吴敬琏在1960年发表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性质》一文，将其拔高到“不但在中国经济理论界造成了轰动，甚至在国际左翼理论界也产生了影响”，“意味着一颗经济学新星兴起，吴敬琏从此成为新中国第二代经济学家中的一位标志性人物。”这篇吴敬琏自我评价很“左”的文章，恰恰证明吴敬琏的思想是需要不断成熟、不断突破、不断扬弃的，而并不标志才华和崛起。此外，吴晓波还写道，吴敬琏在这篇文章中提出的理论，“为当时的执政者提供了‘灵活’的理论武器”。什么叫“当时”？当时的执政者是毛泽东；当时的国情是“大饥荒”。多少人饥饿死亡，多少党内有识之士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吴晓波无视历史背景。在那个时代有远见卓识的人物，值得歌颂的人物是那些对当时的经济制度和政策进行反省和批判的人。

硬伤12：自相矛盾。

34页，吴敬琏因《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性质》“受到前辈学者的青睐和器重”。此处的“前辈学者”未指明是哪一位。38页，“孙冶方对吴敬琏非常器重，他们的经济观点也比较接近”。但是，紧接着分析吴敬琏成为“批孙”（批判孙冶方）积极分子原因时，第一点里就有《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性质》的观点与孙冶方截然对立。前言不搭后语。

硬伤13：随意草率。

283页，吴敬琏“这个在中南海勤政殿孤身出战的老者”“这个在讲台上一站就是几十年的知识分子”。吴敬琏何时孤身出战勤政殿？和谁作战？至于在讲台上一站就是几十年的说法，估计连吴敬琏本人也不会认可。

101页，“从现有的资料看，身在耶鲁的吴敬琏是第一个提出不能把改革与放权简单等同的中国学者。”仅仅“现有资料”四个字，来证明“第一个提出”太随意；再有，又有谁说改革与放权可以简单等同呢？

36页，把老一代经济学家杨坚白与张卓元、何建章并列说成年轻人；

49页，“在息县的荒芜平原上”。我随父母去的“五七干校”恰巧也在息县，且在那里生活三年。息县盛产小麦、水稻，绝非荒芜的平原。

硬伤14：大量重复。

25页第9行，“按照‘反党委就是反党’的逻辑”，向下间隔4行，出现同样的句子；

35页第4行，“这本书的‘资本主义部分’只用了1个月的时间就写成了”；第11行又写一遍；

44页第2-3行，“将学部全体成员下放到“五七干校”；在15行，又写一遍；

47页最后一个自然段，仅仅间隔两行，反复出现“一天还会被斗上三四次”；

116-117页，“他们认为，通货膨胀正是经济起飞时期的典型现象”，两次出现；

难以想象，一个老练的写作者，诸如此类的重复是怎么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