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历史：只有诚实和谦卑(3)

12:51

2010-03-11

柳红

三、后果

吴晓波的《吴敬琏传》会产生不良的社会后果，有些已经显现了。直接后果至少有：

第一，提供了一个不真实的经济改革历史图像。媒体上已经出现“吴敬琏，一部改革开放史”这样的报道。吴晓波对改革三个十年的关系没有起码的认识，对经济学界的整体贡献，包括老中青三代，缺乏概念和理解。没有一个人可以反映和代表这三十年，那是一个群像。忽视了这一点，就没有了历史感、没有了质感、没有了实感。

第二，对吴敬琏本人的伤害。改革历史尚在研究中，有很多需要重新评估的史实。包括吴敬琏本人，也会有新的有价值的东西需要发掘。而吴晓波的《吴敬琏传》之粗陋和错讹，很可能给年过80岁的吴敬琏带来难以挽回的遗憾。

第三，助长了快餐式传记的产生。以吴敬琏这样知名度的经济学家作传主，吴晓波的《吴敬琏传》开创了一个学者传记写作的坏先例。

第四，书中的史实错误，给社会留下了以讹传讹的可能。

四、回应

吴晓波在《对于诚意的怀疑，我必不能接受——答柳红对《吴敬琏传》的质疑》中指出在我的《话语权背后的责任》一文，没有对他书中的“事实、数据、论点或价值观提出异议”，本文前两部分，就是对他这一点的答复。下面是对其他几点的回应：

第一，写作时间和作品之间的关系。吴晓波讲“对我来说，用两到三个月时间写完《吴敬琏传》，不是什么有难度的问题”。为了证明自己，他提到“美国的彼得·德鲁克一辈子写了94部作品，日本的大前研一从1990年至今，共出版了将近30部作品”。德鲁克和大前研一都是具有原创性的人。他们创造性地思想，创造性地写作，因为思想喷涌而高产。而为学者作传，是完全不同的写作，需要依赖史实，需要仔细调研，需要大量采访，需要资料积累；要依据传主的思想，而不是自己的思想。顺便提一句，有一个关于德鲁克的评语：德鲁克是“在充斥着自大狂和江湖骗子的行业中一个真正的具有原创性的思想家”。这句话既肯定了德鲁克，又从另一个侧面给我们揭示了某种丑陋的社会现象。

吴晓波的《吴敬琏传》硬伤累累，软伤比比皆是，至少是吴晓波花时间不够、用功不足的一种证明。

第二，所谓吴晓波的原创性。吴晓波称，“我至少完成了三个原创性的研究工作：一是梳理了‘梁启超（邓孝可）—胡适（邓季惺）－顾准－吴敬琏’这条伟大的改良主义血脉”；二是“以‘批判性精神’与‘建构性人格’来描述吴敬琏式知识分子的人格特征”；三是“我发现吴敬琏几乎见证和参与了建国之后所有重要的经济理论及政策争论，我以他参与过的十多场‘论战’为叙述的主线，结构性地描述了60年经济改革思想的衍变历程。”

先说其一，他把一部自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到文化大革命、经济改革的历史牵强附会，对号入座，而没有扎实的依据和有说服力的论证；其二，吴晓波并没有向读者提供足够的“批判性精神”与“建构性人格”的特征和历史逻辑，以及支持这个历史逻辑的事实。吴晓波在书中多次提及科尔奈的名字。但是，只要读过科尔奈的自传《思想的力量》的人，都会看到，作为出自社会主义国家，经历了转型时期的经济学家，什么是他应有的批判性精神；其三，他把本文前面提及的封底用语 “参与了建国之后所有重要的经济理论及政策争论……”作为原创性研究，恰恰说明他对改革前三十年没有足够创造性的发掘，对后三十年也是浅尝辄止。

吴晓波还说 “中国本轮改革才进行了30多年，……没有人士或机构进行有条理的、及时的整理和记录。……很多重要事件的还原已是‘一地鸡毛’”。这是想当然的说法。吴晓波有所不知，有不少人，包括机构都在研究改革史。他们埋头苦干，他们踏踏实实，他们访问、收集资料、仔细求证。我们对于中国改革的历史书写的期待将寄望于他们。我自己在过去一年多所写作的八十年代的《那些人与事》，也是一点小小的努力。

第三，关于采访。“柳红对我的另外一个质疑是，为什么只采访吴敬琏一个人。我的回答其实很简单，为什么不能只采访吴敬琏一个人？中外传记史上，从来不乏只采访传主一人、其余全靠文本资料、历史档案的传记。”问题是，吴晓波写《吴敬琏传》并不仅仅写他一个人。所以，我的回答其实也很简单，你有权只采访一个人，但是，你无权错写他人。只要你涉及他人，就要谨慎，就要负责任。我的质疑是基于我的经验教训，是看到吴晓波的《吴敬琏传》中涉及他人的不公正和错误。

第四，所谓应景之作。吴晓波说，“《吴敬琏传》的确是一本冒险的‘应景之作’”。不知所冒什么险：是政治风险、学术风险、商业风险，还是不能严肃对待历史的风险？所谓应景，是应了中国大历史之景，还是改革三十年之景，抑或是吴敬琏80寿辰之景？既是应景之作，在很大程度上就难逃媚俗，古今中外历来如此。而背后，则是价值观的问题。归根结底是怎么看待历史。

第五，关于专业知识。吴晓波对经济改革中面临的基本课题，思想演进的基本框架，经济学家群体及其思想，了解得都很不够，所以才发生了前述例举的硬伤。这是需要学习的。而学习是需要时间的。这些年，我们看到一些非经济专业的“财经作家”采用工作室、“流水线式”的工作方法，来写作一些重大的严肃的题材，其产品之粗糙和出错是必然的，不出错是侥幸的，精致是不可能的。

吴晓波说，“历史不是一条河流，而是几条河流”。没错，但是每条河流的水，不能是无源之水。历史不可以虚构；传记所涉及的史实，不可以信手拈来，演义，扭曲，按照自己的意愿，粉刷和包装。这，将是永远不变的前提。

唐德刚先生是中国史学界的大家。他说：“胡适老师曾谆谆告诫我辈说，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有九分证据不能说十分话。……笔者不学，在个人拙作中，虽因时跻电脑时代，检索日益方便，而不愿再循繁琐史学之旧砗,然无徵不信之史学清规，则绝不敢逾越也。”

今天，我之所以站出来批评，不仅因为我和吴敬琏及其传记的渊源，更重要的是，我想实践唐德刚先生的精神，尽我所知纠正一些被扭曲的历史。在历史面前，只有一把尺子，这就是真实。所以，我和吴晓波的分歧，不是别的，是对待历史的态度的分歧。这背后，其实是价值观的问题，是良心的问题，是能不能够坦坦荡荡地立于天地之间的问题。一句话，面对历史，只有诚实和谦卑。

柳红

自由撰稿人，专栏作家liuhongfuture@gmail.com

相关链接：

1 | 2 | 3

经济观察网相关产品

(共有条评论)

更多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