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尼·布兰奇弗劳尔提出一个击中要害的问题，如果不能弄清楚危机发生的症结所在，就无法彻底根除危机的隐患，危机仍然还会发生。而按照他的看法，这是一个不可知的问题，因为历史不会重演，引起危机发生症结永远都是在变化的。尽管如此，历史虽不会重演，但历史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通过危机发生前各种社会焦点问题的对比，人们发现了1929年危机与2007-2008年危机发生前的某些惊人相似之处：1928年，美国10%最高收入的家庭获得占整个国家收入的49.29%，而2007年，这一幅度又创了49.47%的新高。1928年，1%最高收入家庭获得占总收入的23.94%，而2007年这一占比又达到23.5%。这似乎受到某种可怕的诅咒：当收入差距累积到某个限度，危机的噩运就必然降临。这个现象引起了美国学者（包括经济学家、法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的重视，越来越多的学者坚信，收入差距扩大引起的失衡就是美国金融危机的根源，要破解这个诅咒，就必须找到克服这种失衡的办法。

美国加州伯克莱大学伊曼纽尔·塞茨（EmmanuelSaez）根据从美国联邦税务部门获得的数据研究发现，伴随20世纪90年代到2007年美国经济持续增长，美国收入差距也在急剧扩大，增长所带来的收入绝大部分被收入最高的1%美国家庭分享了。美国1%收入最高家庭的收入 （通货膨胀调整后）增长比其余99%的美国家庭要快10倍。塞茨的研究还发现，2007年，美国0.1%收入最高的人获得了美国工资收入总额的6%，其所占份额自2000年以来翻了一番。在2007年，10%的最高美国收入阶层获得了美国全部工资总收入的49.7%，比1917年以来任何一年都高，甚至超过了1928年。从收入增量部分来看，收入最高1%的人拿走经济总的收入增长中的52%。而其余99%的美国人的收入在1993年-2000年每年都以固定2.7%的增幅增长，而到2002-2007年，收入增长就下降到1.3%。因此，在2002-2007年经济增长期间，1%收入最高阶层获得了收入增长的三分之二,这比自1928年以来任何时候都要高。

大约一年前，专注于经济和政策历史研究的哈佛大学莫斯（Moss）教授试图考察收入差距与金融危机之间的关系。他绘制了美国历史上收入差距扩大走势和银行倒闭与金融监管演变的两个曲线图，他非常惊讶地发现，二者波动在时间区间是同步的，即当收入差距扩大时，政府监管放松，银行倒闭上升。莫斯教授对自己发现感到异常兴奋，他对记者说：“我几乎无法相信它们是如此一致，二者不可思议地紧密相关。”莫斯教授认为，金融放松监管、收入分配不均衡和金融行业不稳定之间一定存在某种因果关系。

一直研究收入不公平问题的世界银行研究部首席经济学家布润科·米兰诺维奇 （BrankoMi－lanovic）对莫斯教授所说的收入差距、金融放松监管与金融危机之间内在联系作出了详细分析和阐释。他认为，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还是在真实经济领域，更准确地说，是收入差距的扩大。放松监管、金融行业不负责任行为虽对危机起到了推波助澜、加剧危机的作用，但并不制造危机的真凶，追根溯源，根源还在于收入差距导致的失衡，尤其是美国。

过去30年，1%的收入最高家庭占全国收入的比重翻番了，从20世纪70年代8%上升到21世纪初约16%。类似情形出现在1929年大崩溃之前。美国收入差距扩大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在随后30年间不断恶化。

收入差距的扩大导致越来越多闲钱进入金融市场寻求获利机会，当可投资的资源最终超过安全和可盈利的投资机会时,风险也就日益增加。但受到赚取巨额费用的诱惑（参与每笔交易获得费用）,金融业者变得越来越鲁莽与冒失，基本上是把钱扔给任何敢拿的人。从消费一端来说，美国真实的平均工资25年来一直处于停滞状态，尽管自1976年到2006年间，人均GDP几乎翻番了，而此期间真实收入所产生的收益的一半都集中到了美国收入最高的5%家庭。

在无法提高他们的工资而又要赢得收入停滞的美国中产阶级的选票的情况下，美国两党都竞相采取更多让他们更容易获得信贷方式来解决由于收入滞胀所带来购买力不足问题。这样，美国中低收入家庭开始更多依靠更多负债来生活。美国家庭负债从20世纪80年代初GDP的48%，上升到了危机前的GDP的100%。这让各个利益集团都皆大欢喜，高收入阶层和金融行业的钱找到了出路，政治家们解决了中产阶级滞涨的恼人问题，而中产阶级则乐于看到紧缩的预算约束被解除了，能够消费所有富人消费的好东西，分享了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好处。但信贷系统依靠美国庞大的赤字维系着，美国人消费的钱大多是依靠外国人的储蓄来维持。无节制负债消费创造了虚假的繁荣，也缓解了收入差距扩大和贫富分化引起的冲突，但它是不可持续的，一旦中低收入借款人破产违约，整个体系就坍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