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卫平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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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拍摄《十诫》是律师皮尔斯威茨的主意。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一个寒冷雨天的下午，基耶斯洛夫斯基与这位律师在马路上偶然撞见，两人都处于四处闲逛、无所事事的状态。他们此前在《永无休止》（1984）这部影片里合作过。律师开门见山地对导演说：“应该有人来制作一部关于《十诫》的影片。你应该这么做。”这位律师与他一道编写了这10个电影短片的剧本。

圣经中的“十诫”包括“不杀人”、“不撒谎”、“不做伪证”等训诫。波兰是一个天主教气氛浓厚的国家。1978年10月，来自克拉科夫的红衣主教卡罗尔·沃依蒂瓦当选为教皇，即约翰·保罗二世，在波兰人当中更是引起强烈反响。人们在教会里感到心情舒畅，感到能够说真话和富有尊严感。

基耶斯洛夫斯基感受到了当时的社会氛围。但是他需要找到自己的途径和角度，需要找到自己的形式与语言，才能够与自己所处时代之间进行对话，与之相匹配，而不仅仅是跟在它的后面。比较起来，基耶斯洛夫斯基是一个低音声部，他完全不适应广场上喧闹和流光溢彩，不像瓦伊达（《卡廷森林》的导演）能够进入“时代的主流”，运用电影投身社会生活。瓦伊达拍摄于1981年的《铁人》，描写了一位团结工会成员的成长，以故事片的形式第一时间报道了那场举世瞩目的运动。

基耶斯洛夫斯基采取了将镜头对准人们的日常生活，试图观察外表看起来平静如水的居民住宅楼里，在成百上千个相似的窗户以及厚厚的窗帘后面，人们如何处理他们的日常生活，他们拥有怎样的道德状况和精神面貌。“我相信每一个人的生活都值得细细品味，都有它的秘密和紧张刺激的事件。”（《基耶斯洛夫斯基谈基耶斯洛夫斯基》）这是一个细致入微的领域，导演同时决定在影片中放弃当时波兰物质匮乏的种种情形，放弃商店门口长长的排队队伍，甚至放弃了人们在政治方面的不愉快。

这不能仅仅从审查制度方面得到解释。实际上，当人们丧失正当的公共生活，他们也丧失了正常的个人生活；当他们的公共道德遭到压抑和萎缩，他们的个人道德也遭到贬损和削弱。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所遭遇的谎言、谬误以及破灭感，必然进一步毒化和污染他们的个人生活及个人道德。这是西方学者比如阿伦特没有经历过的。人们远非在个人生活中固若金汤，只是缺了公共生活这一块。不同的地方上演着不同的故事，有着不同的乃至更加深刻的不幸。

事情必须在两方面同时开始，既要参与公共生活，为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而努力，也要清理自己的晦涩和黑暗，寻找属于自己的人生意义。就像在这十部影片的第二部里，当被问及“你信上帝”吗，那位年长的医生所说：“我有一个够自己用的上帝”。这意思是说，我的问题只能由我自己来承担，我的道路和受罪只能由我自己亲赴，我的方案只能由我自己来拿，它不一定适合你，就像你的不一定适合我。这句话可以看作是基耶斯洛夫斯基的自况，也是所有这些影片的起点：需要由个人负起他们自己的责任，而不是将一切尽力外推。

从一个内部开始——恢复人的良知，承担个人所要承担的——不可能成为事情的全部，但是不能缺少这样一个起点，也不能缺少这样一个动力。没有这样一种来自内部的革命，甚至谈不上一个外部的改革。

这十个当代波兰人的故事，与圣经中的“十诫”，只有一种松散的联系，很难一一对应起来。它们是为电视台制作的电视电影，每集50分钟，每个故事本身是独立的，其中也有一些互相穿插，大部分里面还有一个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由同一个瘦削的演员扮演。比起基耶斯洛夫斯基后来在法国拍摄的《红》、《蓝》、《白》，《十诫》系列比较不为人所知，但是其中蕴藏着的原创力量及纯粹感，更加值得一看。

二

十个故事放在同一个住宅小区，人们住在不同的楼号楼层，在电梯里相见，从高层掉下来的东西有可能砸在任何人头上。第二个故事中特地安排了这样一个细节：打扫院落的人发现地上的一只死兔子，去问那位医生：“这只兔子是您的吗？”接下来是医生问女主角：“这只兔子是您的吗？”学法律的人知道这样一个例子：一只乌龟从楼上掉下来，把楼下一个人砸伤了。住在这栋楼上的每家每户除非他们拿出这只乌龟不是自己的证据，否则所有住户对这只肇事乌龟都有赔偿的责任。他们互相之间因而拥有了某种联系。

女主角住在医生的楼上，曾经开车将医生的狗压死，偏偏她的丈夫眼下正在这位医生处接受治疗。她本人遭遇的意外是，丈夫在医院奄奄一息，她却与别的男人怀孕了。“一个人能够同时爱上两个人，是不是？”她问医生。她迫切想从医生那里知道，丈夫是否还能够存活。如果丈夫活着，她便不能要肚子里这个孩子；如果不能够，她才能生下孩子。这个故事被冠之以“两难进退”：同时面临两种选择，其中每一种都有其理由，因而作出取舍相当困难。

意识到这种“两难进退”，是一个伦理上的进步。在从前的某个时期及其意识形态之下，得到鼓励的是“不眨眼睛”的伦理态度，不管是“真理”、“历史”还是个人生活道路，都被表述成一条直线，表述为唯一的、不可辩驳的前进方向，容不得在两种选择之间徘徊犹豫。比如在这种情况下，拿掉孩子被认为是不需要讨论的。

接下来是如何“承担”这种两难进退？能够承担是一件更加困难的事情。影片中这位医生往往被人们忽视了，而他才是全部困局的最终承担者。怀孕女人将压力转移到了他的身上，只求他一个回答，她就会采取行动。

压力在一点点增加。年长的医生陷入了深深的迟疑当中。迟疑的背后是良心的煎熬。他有他自己作为医生的职业伦理。他不能做肯定的答复，“我不能推测”。当他感到没有把握的时候，他不能表现得信心满满。然而，为孕妇肚子里的小生命着想，他必须做出违反自己职业伦理的决定。故事实际上十分简单，但是影片的节奏却把握得非常好，将那种沉重的气氛一点点释放，逐渐积累起来。

当他最后对女邻居说：“别堕胎了，他快要死了”，接下来是一个非常诡异的镜头：医生整个人及头部陷入深深的黑暗当中，右半个脸却呈现在暗红色的光线之中，仿佛像是一个魔鬼，或正在被魔鬼所抓住。他处于内心的折磨当中，他知道自己撒了谎，虽然是出于好意，他也必须承担自己说了假话的代价。在某种意义上，“有道德”体现为这种“道德感”，而“道德感”则体现为“道德敏感”，对于自己所做的事情有清晰的自知和承担，对于不同立场的道德要求有所体谅和接纳。在这样的镜头背后，正体现出影片本身的道德精神。

在第八诫中，这个故事得到复述。伦理学女教授在课堂上讲述了这个孕妇的难处，引出了阶梯教室里一位女听众自己的故事。她叫伊莉莎白，来自美国，是教授著作的英文译者，也是纳粹德国大屠杀的幸存者。

当年她是一个被人牵在手里的犹太小女孩，需要立即找一个地方重新躲藏。新看护人提出一个条件，要求这个犹太女孩必须有正式的受洗证书，这需要一个能够充当她受洗教父的人，哪怕是走过场也行。一天宵禁之前，小女孩被人陪同，来到愿意当她的受洗教父的人家里。这位答应好了的受洗教父突然犹豫并拒绝了。理由是“不能作伪证”，否则良心不能安宁。与上一个故事一样，这回也涉及到一个孩子的生命安危。

女教授骇然。她进一步提出细节上的问题：关于那个人家的地点、喝水茶杯的质地、屋里是否有其他人等等。实际上她正是当事人之一，那位拒绝担当受洗教父的人是她的丈夫。女教授当晚邀请远道而来的客人去她家，道出了当年小女孩所不知道的隐情。他们夫妇都是地下抵抗组织成员。这之前接到有关情报说，犹太女孩的事情已经被暴露，领女孩前来的人只是“线人”。由于涉及到抵抗组织的安危，他们不得不做出拒绝的决定。

毕竟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如果不能意识到这种艰难，不能背负着艰难的重负，那就是缺乏良知了。而即使是这样，这个决定从理论上也有重新探讨之处。有关“线人”的情报一定是准确的吗？是否除了拒绝就没有别的办法可想？为了一个组织的安全，就一定要牺牲这个小女孩？为了正义必定要牺牲爱？但是假如没有孩子，便没有了未来，这个“正义”的实现又有什么意义呢？

从《十诫》开始，基耶斯洛夫斯基影片中的音乐显得非常突出，它们优美、哀伤，带有浓郁的乡愁意味，很好地阐释了影片的内容。与音乐家基纽·普雷斯那的合作，也是从《永无休止》这部影片开始的。音乐家是波兰南部克拉科夫人，此地人们性格温和松散，意志力高度集中的基耶斯洛夫斯基担心他工作不守时，对他强调必须准时到达现场。普雷斯那一听就烦了：“放心吧，我肯定搞砸过比这更重要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