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当时波兰报纸上正为是否取消死刑而争论热烈，基耶斯洛夫斯基以第五个故事（一般称《杀诫》或《杀人故事》）参与了这次社会讨论。而且他的立场十分鲜明：反对死刑。他很少这么直接和激烈。他后来回忆道：“我想拍摄这部影片恰恰是因为这所有的一切都是以我的名义发生的，我是这个社会的一名成员，我是波兰的一位公民。因此，在这个国家里，如果有人将索套套在别人的脖子上，他就是以我的名义在做这件事情。我不希望这样，不希望他们这样做。”

影片开始时，一个头发蓬松的男孩在街头闲逛，他大约二十岁左右，目光迷离，神态恍惚。他和这个世界的关系是游离的，仿佛是一个幽灵。拍摄街景部分时，摄影机镜头上装上了绿色的滤镜，使得所拍街道、房屋、地面染上了一层病怏怏的色彩，影片的摄影师共制作了600个这样的滤镜。导演强调，那个城市是“肮脏的、悲伤的、空洞的”，指的是华沙。

人们生活在莫名其妙的怨气当中。出租车司机嘟嘟囔囔，身材肥胖，成心为难他的乘客，把妻子做的午饭扔给狗吃。男孩坐上了他的车，他们一路往郊区驶去。窗外的风景越来越荒凉，男孩要求关窗户，被司机拒绝，他们发生了争执。男孩拿出事先准备在身的一根绳子，从背后套住了司机的脖子将他杀死。

男孩很快被抓、受审、出庭、被判死刑。他的律师刚刚通过资格考试，他反对死刑的理由是:“惩罚是一种报复，尤其是意在伤害罪犯，而不是预防犯罪。”他的辩护没有成功。接下来是国家机器有步骤、有预谋、有计划地完成一桩事先张扬的杀人案。人们在行刑室有条不紊地准备一切。有人提醒“窗帘该换一换了”。关心窗帘的人，并不关心这天要处死谁，他做了什么和没有做什么。同样的冷漠也体现在高级法官身上。该案子的法官对匆匆走过的律师说：“听说你新添了一个儿子”，让悲哀的律师无言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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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时刻，律师去死囚牢房看望男孩。男孩讲述了一个不幸的故事。几年前，男孩和自己的朋友喝酒，喝完酒的朋友驾驶拖拉机，把男孩十二岁的妹妹压死了。男孩内疚不已，一方面认为是自己的责任，另一方面可能也由此产生了对于司机莫名其妙的恨意。杀人过程在影片中占了很大的篇幅，男孩弄死司机大约七分钟，而后来国家机器弄死男孩需要五分钟，透过银幕，人们听到不同生命在暴力重压之下的喘息。拍摄吊死男孩的那一场戏不得不中途停止，因为每一个人看见那种场面都膝盖发软。基耶斯洛夫斯基说，杀人总归是错的。我们不知道男孩为什么要杀人，但是我们知道社会为什么要处死这个男孩。

这部影片既拥有敬畏生命的那种悲凉感，又有生命本身的脆弱感及仓促感，为这十部影片中本人的最爱。这个故事还有一个电影版本，普通电影长度85分钟，获1988年戛纳电影节评审团奖。

同样拥有电影版的还有第六个故事（一般称《情诫》或《爱情故事》），片长87分钟，也是这个系列中最为优秀的影片。这是一个偷窥的故事，在电影中并不少见。不同在于，偷窥者与被偷窥者因为这件事情，他们的生活和内在的思想感情发生了改变，各自走过一段人性的长廊。

尤其是被偷窥者，为一名30来岁的独身女画家。她有不同的感情生活，在家里与不同的男人约会，看上去她比较满不在乎，当然也有伤心的时刻。偷窥者是一名20来岁的年轻人，在邮局上班，他爱上了自己的偷窥对象，是那种全身心的爱。然而女画家却以一种玩笑、居高临下的态度来对待他。年轻人割腕自杀，被送进医院。

他的行为令女画家极为震撼。她的神情变得肃穆起来，目光变得专注，时常挂在嘴角的那一丝嘲讽的笑容不见了。她遇到了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对手，这是一份准备以命抵命、不怕死的感情，很久以来她在自己身上已经体验不到这种东西了，她在周围的男人身上也体会不到。而当她感到懊悔的时候，某些东西在她身上复苏了。

用于偷窥的望远镜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她本人并不清楚自己的所作所为，她身在其中懵然无知，托麦克每天定时通过望远镜观望她。这个“看”的位置，这个“第三只眼睛，提供了一种观照的维度，代表了一种审视的立场。这正应和了苏格拉底所说：“未经审视的生活是不值得一过的。”

扩充的电影版本与电视版本在结尾处稍有不同：女画家来到年轻人的家中，看到了放置在桌上的望远镜，她情不自禁地走上前去，接下来是几个回放的镜头，即年轻人窥视到的几幕：她满不在乎地和来访的男人上床；她和男人在家门口的路边上吵架；她受了伤害之后回家，把瓶子里的牛奶洒了一地，并低声啜泣。她这回终于无可回避地直面自身，看清了自己的生活，它们就像春天的河流上漂浮的薄冰，非常脆弱，一碰即碎，缺乏根基。

四

“人为什么要死掉？什么叫做死亡？”十岁的儿子问父亲。父亲的回答是：“心脏停止把血液压进，血液进不了大脑，新陈代谢停止了，这就是终结。”父亲是一位电脑工程师，相信这个世界可以通过计算加以认识，一切都显示在数字当中。儿子发问：“你从来没有说过灵魂的事情？”父亲答：“那是葬礼告别的用词，灵魂是不存在的。”父亲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唯物主义者，是上个世纪一度流行的唯科学主义者。

儿子的母亲去世，父亲独自抚养他。父子之间有着独特的亲密方式，两人在电脑上有着长足的发展。儿子自己编了一个程序，可以和死去的妈妈对话。“现在是下午三点，你在干什么”？电脑屏幕上很快显示：“我在睡觉”。姑姑让他进一步问：“梦见了什么？”屏幕上显示的是“我不知道”。梦是程序之外的领域，是程序所无法理解的。

儿子提前得到了圣诞礼物滑冰鞋。他们打电话到气象局问最近三日的温度。得到的回答是：“今天－11摄氏度，昨天－14摄氏度，前天－12.5摄氏度。有8天的霜冻。”父亲将它们一一输入电脑，计算结果很快出来了，冰面的承受强度为每平方米可以承受257公斤——“一个比你重三倍的人”。黑夜中，儿子帕维尔兴奋地睡不着觉。

第二天下午父亲独自在书房工作。突然，放在桌上的一支钢笔开始渗漏，墨水瓶破裂，深色墨水洒在书上。有不安的消息从湖面上传来。意想不到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小男孩帕维尔沉落湖底，再也没有能够上来。父亲彻底失算，也是唯科学论的破产。

显然人们将科学活动的作用夸大了。实验室里的活动是在理想条件之下的活动，而任何具体的人类事务，总会遇到许多偶然的、意想不到的情况，受着某时某地条件的限制，实际生活不是用任何原理构筑起来的。这种盲信科学主宰一切，将科学当作一切声音中的最强音，试图用科学蓝图去改造社会，却抽取了人的生活意义这样重要的命题，不仅没有给人们带来幸福，反而造成了巨大的狂妄和带来深重悲剧。

这是第一诫，开门见山地提出了关于人生意义的思考，给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起点。这批电视电影在当时收视率很高，它们既可以看作是此前社会运动的回响，又可以看作是对于当下人们行为的阐释，那便是道德的要求，伦理的要求。信不信由你。当时年轻的英国记者贾顿·艾许（Timothy　Garton　Ash）目击了1980年-1981年波兰社会运动的全过程，他后来写书（《波兰革命》）向人们解释这是一场什么样的革命时，引用了格但斯克造船厂一位穿着脏兮兮夹克的工人的话说：“你看到了，这是一场灵魂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