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怎么办？

保罗.克罗格曼/文

现阶段世界需要的是一个拯救手术。全球信贷体系现在正处于瘫痪之中，而就在我写作此文的同时，导致一场全球性衰退的动力也正在酝酿当中。改革导致可能导致这场危机的原因固然是题中应有之意，但这显然还可以再等一下，因为目前我们更需要解决那些明显的当下已经存在的危险。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全球的决策者们需要做两件事情：让信贷重新复苏，外加刺激消费。

第一件事情要比第二件难对付，但它不仅不能逃避还需要快速的解决。信贷结冰不造成更进一步的伤害的消息最近一段时间才变得少起来。而就在我写作这段文字的时候，形势恶化的报道已经深入到信用证崩溃的阶段，而它是世界贸易的一种关键性的金融手段。突然地，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进口商品采购商们再也无力将交易完成，而运输船们也开始无所事事，广泛被才用来计量航运成本的波罗的海干散货运价指数今年已经下跌了89%。

造成信贷结冰的背后原因是彼此信任的减少以及金融机构资本的不断减少。在没有稳固的资本作为支撑的前提之下，没有任何人愿意和别人进行交易。而这次危机已经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和机构陷入了资金危机。

显而易见的解决方案是投入更多的资本。事实上，这已经成为了危机来临时候的标准应对动作。1933年罗斯福政府利用金融复兴法案购买优先股使得银行提高了各自的资本充足率。当瑞士1990年代早期经历金融危机的时候，政府插手进来为银行们提供了额外的相当于该国GDP总量4%的资本——假如今天美国也想这么做，它需要投入相当于6000亿美元的资本——以获得对这些银行的所有权。当日本1998年开始拯救银行的时候，它购买了超过5000亿美元的优先股，以GDP计，这相当于美国要投入大约2万亿美元。在这些例子当中，补充资本帮助银行重新获得了借贷的能力，并解冻了信贷市场。

虽然已经错过了最佳时机，但一次沿着相同轨迹的财政救助正在美国和其他一些发达经济体中已经正在进行着，形成今天这种局面的一部分原因是布什政府意识形态发生的倾斜。一开始，当雷曼兄弟倒掉之后，财政部提议要用7000亿美元购买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的问题资产。而到底这将如何帮助局势从来都没有弄清楚过——假如财政部以市价购买的话，对银行的资本前景起不了太大的帮助，而假如以高于市价的架构购买的话，又毫无疑问将白白浪费纳税人的钱。不用过分担心：经过三周摇摆不定之后，美国遵循已有的轨迹迈上了正常的轨道，在它之前，英国首先拿出了方案，接着是欧洲国家们的积极跟进。现在，美国也开始了以重新调整资本为目的的救助计划。

而这样就已经足够让事情开始转变的说法充满着疑问。我至少可以找到三个例子。首先，即使是全部的7000万美元都被用来调整资本，相对与日本曾经的银行拯救计划，以GDP相对来说这仍然显得渺小——而美国和欧洲目前正面临的危机一点不亚于日本曾经的经历。其次，先让仍然不清楚现在的拯救计划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接触到整个银行业肮脏的系统——它曾经如此的缺乏监管——而这才是问题的核心。再次，现在还不清楚银行们是否愿意将钱借出去还是把它紧紧的坐在腚底下——75年前的新政就遭遇过这样的问题。

我的猜测是目前的政策最后还是得不得不变得规模更大、范围更广，而政府对于整个经济的控制也会更加明显起来——假如要取得效果的话，政府也许要暂时的将整个金融系统相当大的一部分国有化。但需要澄清的是，掌握整个经济的指挥权不是一个长期的目标，时机一旦成熟，金融业应该再次回归私有化，正如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瑞士银行大拯救之后所做的一样。但现在的首要之事不应该再继续被意识形态所固化，而是应该采取一切措施让紧绷的信贷市场松弛下来。

同样的方式也可以用来解决次贷危机：美联储应该临时介入非盈利部门的借贷业务之中去。美联储能够购买商业票据是朝着这个方向迈进的一大步，但这还远远不够。

所有这些行动都必须与其他发达国家一起携起手来。因为金融业务已经全球化了。美国拯救金融业务的行为可能也会帮助欧洲减轻压力，反之亦然。所以我们大家在或多或少都会做些相同的事情，我们必须朝着同一个方向使劲。

还有另外一件事：金融危机向发展中国家的扩散意味着，帮助拯救这些国家将成为整个危机解决方案的组成部分。和上次亚洲金融危机时附加过多的要求不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向乌克兰这样的国家提供了紧急贷款。与此同时，美国也已经准备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帮助。这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了一小步，我们还需要做得更多。

即使拯救金融系统已经开始让信贷市场复苏，我们依旧面临着全球性的衰退问题。我们将要如何面临这样的形势？答案毫无疑问，一个老套却有效的凯恩斯主义财政刺激计划。

现在，美国已经在2008年年初的时候开始了一项财政刺激计划，布什政府及民主党国会都将之“吹嘘”为一项能够“启动”经济的计划。但实际的效果却令人失望。有两个原因造成了今天的局面：首先，刺激太小，仅仅只相当于整个美国GDP的1%，下一个计划应该比这大得多，或许是4%会比较合理。其次，绝大多数资金都是以减税方式投入的，这更多的是造成储蓄而不是消费。下一个计划应该聚焦于持续扩张的政府支出——持续的向各级政府提供帮助，扩大它们对道路、桥梁及其他形式基础建设的投资。

通常，人们反对这种以公共支出的形式刺激经济计划的理由是，见效时间太长——当真正刺激起来的消费出现的时候，衰退可能都已经结束了。如今的情景让这样的担心失去了基础，因为现在还很难看到经济有迅速复苏的可能性——除非我们再次制造出一个比房地产泡沫更大的泡沫来的话。（讽刺性报纸《洋葱》的一个头条可能正抓住了这个问题的关键“被衰退瘟疫折磨的国家需要一次新泡沫来拯救”）只要是以一种合理的速度实施的，公共支出就能够及时的帮上很大的忙——而这比减税有两个更大的好处。一方面，钱将被真实的投入消费；另一方面，一些真实的价值（比如桥是不会很快就倒掉的）将会被创造出来。

一些读者可能会举出上世纪九十年代日本的例子来方队这次的财政刺激计划。但即使是在那时候的日本，公共支出也的确帮助经济避免了滑向真正的衰退。因此，假如美国能够拿捏得当的话，刺激计划将取得比在日本更好的效果。理由之一是，我们并没有陷入日本一样的对经济无法摆脱衰退的思维惯性之中。不仅如此，日本在采取行动的时候出手的太慢，这也是我们很有可能避免的。

所有这些解决危机措施的关键精神是，为了使局面得到转圜，我们将做任何事情。假如直到目前我们所做的还不够的话，我们应该做得更多更不一样，直到信贷市场开始流动，实体经济开始复苏时为止。

而假如复苏计划的确起到了效果，那之后就是转向采取预防性政策的时候了：我们应该改革这个引起麻烦的系统，避免危机的再次发生。

金融改革

“我们的发电机出了问题，”大衰退刚刚开始时候的凯恩斯说：绝大多数的经济发动机都工作正常，但一个关键的组成部分——金融系统，不再工作了。他也指出了这一点：“我们把自己陷入了巨大的混乱之中，因为我们在操作一架精密的机器时过分鲁莽，而我们对它的工作机制并不了解。”不管是当时还是此刻，这话都具备同样的洞察力。

到底是什么让这第二次的巨大麻烦出现的？大衰退结束之后，我们吸取教训重新用自己能够了解的方式设计了这架机器，我们觉得这可以在避免任何规模的灾难再次发生。曾经在1930年代故障重重的银行业被置于一种严密的监管及安全网的保护之下。与此同时，曾经在1930年引起巨大麻烦的国际间的资本流动也有了新的控制。整个看来，整个金融系统虽然变得有些无趣，但更加安全了。

接着事情变得越来越有趣，而危机再次降临了。不断增长的全球资本流动引起了97年的金融危机，为今天的灾难打好了基础。有问题银行系统不断增长的同时，监管却没有跟上脚步及时跟上，这就给近代银行业少见的灾难奠定了基础。

我们应该去做的事情十分明显，就是必须重新学习我们的祖父们在大衰退时学会的经验。我不会去为新的监管体制设计更加详细的图纸，但是基本的原理十分清楚：所有那些在危机中因为太大太关键而不得不得到解救的组织，在危机结束的时候，都必须得到严密的监控以使得它们不会再次涉险使危机发生。相应的监管应该起到更大的作用。

我们也必须重新思考如何应对金融全球化。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曾经一度有人呼吁建立一种对国际资本流动进行长期监管的机制，而不是到了危机来临时候才临时抱佛脚。在极大程度上，这样的提议被如下观点给反驳回去了。这种观点认为，保持一个庞大的外汇储备将有助于避免未来危机的发生。现在看来，这样的战略并没有起到作用。对于像巴西和韩国这样的国家来说，这看起来很想一场梦魇：在它们做了这一切准备之后，他们竟然又再次遭受了1990年代的危机。下一次危机的具体形象现在还无法描绘，但金融全球化肯定比我们所认识到的还要危险的多。

观念的力量

正如一些读者可能已经想到的那样，我相信不只是我们经历了一个新的经济衰退时势，曾经对大衰退深有体悟的凯恩斯也是如此。在他的杰作之一《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中，他曾经就经济理念的重要性单独僻处了一章谈论：“或远或近，或好或坏，正是观念，而不是来自特权阶级的利益，将起到更大的作用。”

我们可以不相信这些话的长久有效性，但是在当下的情景中，它的确颇具洞察力。用一句话来总结经济学的原理的话，可能就是“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资源是有限的，假如你不放弃一些东西，你就不可能获得其他东西，有得必有失。导致衰退经济学正是那些研究哪里有免费午餐的学问。

在没有真正希望想清楚我们的问题并且跟随这些想法付诸实践之前，我们不可能真正理解我们到底需要什么。一些人说我们经济存在的问题是结构性的，因此它没有快速的解决方法。但我只相信一点，我们经济体唯一真正能够阻碍走向繁荣的结构性问题就是——有太多陈旧的教条妨碍了人们的头脑。

2008年，11月20日

焦建 译自《纽约书评》（newyork review of books）原刊保留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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