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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有没有想过，也许我们可以换一种方式学习语言？”在瑞典英孚的老板办公室里，一个小伙子不理会创始人Bertil Hult怀疑的眼光，只管滔滔不绝地推荐一款由自己设计的语言学习软件。这是24岁的费比然（Bill Fisher），在电脑尚未全方位普及的90年代初，他想要做的事业看起来是如此异想天开，就像是要把皮鞋推销给从不穿鞋的土著人。

他已经不是第一次这样“不走寻常路”。1993年，从布朗大学计算机科学系毕业后，费比然没有像亲友所期望的那样，顺理成章地走上程序员之路，而是拎起背包跑到斯德哥尔摩，在一个陌生的国家开始了他的经济学硕士课程。

“我的父亲是一位数学博士，母亲是一位人文学家。我想我的原始理念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他们双方的影响——用电脑去帮助人类，也许比单纯写程序更有意义。”为了更好地融入当地文化，费比然开始自学瑞典语，但传统的语言学习方法似乎很难让这位横跨工科与商科的高材生满意。于是他产生了一个想法：为什么不利用自己擅长的电脑知识来学习语言呢？

正所谓初生牛犊不怕虎，当这个有些“疯狂”的念头被他实现之后，费比然找上了当时英孚的老板Bertil Hult，想说服他资助自己成立一家制作语言学习软件的公司。“我和他商谈了整整6个月，”费比然交叉着手指，笑容里有小小的得意，“最终我们都各让了一步：不看好电脑生意的老板认同了我的软件，而我，从幻想中的准老板变成了英孚的雇员。”

可能连费比然自己也没想到，这个雇佣关系会整整维持17年，并且还将继续下去。而那个由他设计出来、打动了英孚创始人的小小软件，成了如今英孚教育“未来学校”的雏形和重要基石。

不讲生意讲使命

时间进入21世纪，一个经济、贸易、文化飞速全球化的新世界已经展开。地球村从未像今天这样拉近距离、联系紧密，沸腾着相互理解与沟通的迫切需要。在这其中，费比然的角色更像是一位使者：他带来的不仅是一种学习语言知识的方法，更是一种重要的沟通能力。他致力于让中国听懂世界，反过来也让世界听懂中国。

“也许很多人把这看成一门生意，但对我而言，我更多是带着使命感来的，这个使命就是用语言消除文化的障碍。”为了实践这一使命，费比然从踏入英孚直到现在，从来没有间断过对于英语教育发展方向的思考与完善。刚刚进入中国市场的时候，面对差异巨大的文化背景、个性习惯和民族气质，英孚也曾有过一段时间的“水土不服”，但很快就在探索中渐渐摸到了契合的路径。

“以前的英孚采用的是同一标准的模块教学，给所有人一样的东西。很快我们发现这在中国是行不通的。于是我们开始细分市场，针对不同人群给出不同的方案。我们在中国有五个部分的生意——青少年学习的学校、成年人学习的学校、在线课程、国外学习的学校、青少年国外的夏令营。国内暂时还没有任何一家机构的英语教育层面像我们这样丰富。”

细分市场为英孚带来了惊人的成功。截至2009年，英孚教育在中国的收益一直呈现快速增长，其独到的课程安排和多种教学手法的运用，让英孚成为了白领和成功人士提升英语能力的首选。而费比然的Englishtown（注）也一改当年势单力薄的窘况，发展成了拥有庞大市场需求、在过去一年中增长近50%的热门在线业务。2009年，英孚继续以研发和创新为主要策略，投入500万美元进一步优化其世界领先的语言教学体系，并与世界顶级的英语语言认证提供方——剑桥大学ESOL达成一项全球性的创新合作，进一步提升语言学习体验。同时，针对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等大型盛会展开的紧密合作与赞助支持，也让费比然致力“打破文化障碍”这一使命得以逐步实现。

专攻中国市场

费比然的中国情结几乎完全得源于父母的潜移默化。因公务经常往来于中美之间的父亲，每次都会为他带回极富中国特色的礼物，有时是一块玉石，有时是一幅字画。从少年时起，费比然就对这个用筷子吃饭的神秘国家心怀向往。“12岁那年，我在家乡看到一部关于中国的电影，是IMAX版的，航拍中国的一些景色，看起来非常美。那时我就有个念头，将来是不是可以到中国去工作。”

这个看似遥远的梦想最终变成了现实。今天的费比然已经去过中国的12座城市，爬过天山，赏过西湖，品过上海小笼包，当然，旅行的最重要目的还是将英孚的教育模式推广到更多地方，让更多人感受到“无国界沟通”所带来的便捷和惊喜。

“来到中国之后，我才发现它与想象中大不一样。这是一个飞速发展的国家，也是一个恪守千年传统的国家。因为与国际合作的机会越来越多，学英语逐渐成为中国社会的普遍风气。而通过跟许多中国人交流，我发现他们普遍善良、勤奋，同时也害羞、内向，害怕犯错。这些都成为刺激我完善英孚教育的灵感。”因地制宜的策略让费比然选择了孔子的思想作为中国式语言教学的突破口——“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鼓励实践、鼓励表达自我、鼓励正视错误——在英孚，每一个学员在学习英语知识的同时，也挑战着各自在应试教育机制下形成的保守观念。而“未来学校”的成立，更是为他们提供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时代学习体验。

“中国正变得越来越重要，所以早在2002年，我们就把研发中心从美国波士顿移到了上海。”费比然说，他组建了一个成员多达三四百人的研发团队，光是制作那些好莱坞式的教学视频的员工就达到了100人。3年的研发实践，不断的比较思考和丰富的学员反馈让费比然找到了一种全新的网络教学模式，分别针对吸引力、真实的世界、灵活有效的运用和内容的个性化。全新的Efekta10(TM)“未来学校”运用先进的语音识别系统、在线英语教师以及新颖的教学视频，通过24小时不间断在线英语辅导，使其与传统学习方法相比，进步速度提高了 50%。

“我喜欢中国，也希望了解它更多。中国是一个潜力巨大的国家，没有人能够忽视它如今的影响力。中国对英语的重视和其他很多地方是不一样的，5年后，中国的市场一定会超过美国，成为英孚全球最大的市场。”

创业是不灭的梦

相对于大部分把换工作当成家常便饭的美国人来说，在英孚一呆就是17年的费比然无疑是一个异类。“看上去就像一个史前动物，是吗？”费比然轻松地开着玩笑，“但英孚平均每三年就会让我看到不同的变化，这些变化让我很激动。每次回到上海，我就会感觉到有很多不同的想法在等着我。也许有一天，当我觉得挑战变得越来越少的时候，我可能会去寻找另一些机会，现在的我感觉很开心。”

不过费比然的创业梦并不会因为眼前的稳定而熄灭。那个计划成立软件公司的22岁青年，其实一直住在他的心里，如果自己暂时不能做，那就帮助别人去做。费比然参与了一些创业的扶持机构，同时还担任了一些创业公司的顾问。虽然只是从旁提供一些帮助，但从中得到的快乐与收获是一样的。“从中我可以接触到很多创业公司的人，他们有非常丰富的想法，我汲取了很多知识，可以用在当前的工作中。比如在瑞典时，我协助朋友做过手机游戏公司，当时的很多经验可以帮助我避免当前遇到的问题，也可以把这些经验用到English town的手机功能上。”费比然说，他最喜欢的例子是纽约的一个朋友开了一家公司，主要是做公益项目，帮助像老挝、柬埔寨那样的国家里由于战乱或天灾导致残疾的人学习英语。“这让我受益匪浅。”他说起往事忽然就有点兴奋。

作为一位成功的领导者，费比然也有一些好的经验提供给当下中国预备创业的有志青年分享。“我可以说说我在英孚的一些经验。”他耐心地讲道，“我是非常相信别人的，会告诉他们我的要求，然后放心大胆地让他们去做。每件事情回馈的时候我会做非常细致的追踪。英孚的文化有7条，一定要积极，要有优越性和主人翁精神，自己要有控制成本的意识，要注重细节，要忠诚，还要做到工作和生活有个很好的平衡。这都是从各个方面慢慢学来的，并且影响着我的经营管理风格。”

网商：你是中国通吗？

费比然：我非常喜欢中国，希望对中国了解越来越多。一年里我有250天左右的时间到中国和中国以外的地方旅行。因为我们是一个国际化的公司，所以也要去很多其他的地方。

网商：目前为止，你到过中国的多少个地方？

费比然：大约12个城市，希望可以去看更多的地方。

网商：你认为是什么样的能力帮助你获得中国区CEO的任命？

费比然：我非常的幸运。因为在中国有5个产品线，分别由5个杰出的管理人员负责，我一般不会细看每天的工作情况，而是更多地做战略性的前瞻。我很喜欢跟研发部门沟通，研究怎么用科技提高服务质量，提高学员的满意度。概括来说，我认为前瞻性与沟通能力是我主要的优势所在。网商：你的中文学到什么程度了？

费比然：不好意思，我非常想学，但还学得不够好，两年半上了20堂课。但在离开中国之前，我肯定要把中文学会。

网商：中国的语言培训市场在一线城市竞争一直很激烈。作为英孚中国区的CEO，你在一线城市竞争中有什么策略？二、三线城市又会如何推广？

费比然：其实二、三线城市竞争也很激烈，只不过程度没有一线大。2004年我成为中国区新的CEO之后，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一线城市上。很明显，我们在一线城市细分产品上的知名度和品牌都是相对领先的。今后几年我们也会试着把一线城市的成功模式复制到二、三线城市。而且现在我们有Englishtown，只要有网络连线就可以用Englishtown模式去学习。这也是我们可以向全国布局发展的主要策略之一。

网商：英孚跟苹果电脑公司一直联系紧密，苹果现在的移动终端iPhone非常火，有没有想过在这方面做一些文章？

费比然：iPhone确实是个很让人喜欢的东西，它融合了很多当今最新的科技。不久的将来，iPhone会成为所有手机的模式。最近我们正在研发一个与iPhone兼容的系统，帮助使用iPhone的学生更好地学习。我们的目标是，通过研究可以支持移动通讯系统的方式，来帮助学生在不同的地方学习得更好更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