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洪波：不仅是央企跋扈

河北武安市受一央企下属的两家国有铁矿非法排放尾矿之苦，民营矿山因之而关停，河道和村庄因之而污染。地方对之无可奈何：“这需要新闻媒体加大监督力度，只有公开曝光后才能引起上级领导的关注，问题才好解决”。
央企与驻在地的关系，这是一个极端的样本。情况通常并不如此糟糕，然而这个样本，显示了两者关系本质上的真实状况，“他们……根本不把地方执法人员放在眼里”。为什么这样呢？武安市不肯透露姓名的领导说的是 “他们是中央企业，自恃财大气粗”。其实，这跟是否财大气粗也没太大关系。

中央企业、地方政府，这里面包含着两组相对的概念，中央和地方，企业和政府。企业和政府，关系容易处理，多数情况是企业被政府拿捏；中央和地方，关系也简单，地方应服从中央。然而，这两组概念组合成为中央企业和地方政府，就如同发生了化学反应，意蕴变得丰富而搞怪。

就服从与管制关系来说，中央与地方、政府与企业，方向性是一致的，而中央企业与地方政府，这样的概念组合，逻辑语义上类似于“大的小”与“小的大”，两个在管制关系上就蕴含了可以相互拮抗的意味。多数时候，两者你来我往，事情好说，地方政府还常常热忱欢迎中央企业驻在当地，以带动发展；然而要顶起牛来，变成河北武安与中国五矿的样子，吃亏的一方就只好寄望于“上级领导的关注”了。

中央企业与地方政府，并没有先验的吃亏者。武安吃了五矿的亏，这是地方居下风；但在别的地方、别的事情上，也可能是央企吃地方的亏，例如央企周边治安混乱、央企在地方办事阻碍重重等情况，也往往有之。

不只是央企，举凡是行政关系与属地关系不相重合的情况，都可能产生不能按正常逻辑来处理的“顶牛”状况。省属企业与驻在地方、中央事业单位与驻在地方，关系都类似。

这种顶牛状况会存在，是法治水平低下的证明。中央企事业单位也好，地方政府也好，如果处在依法治理的社会里，没有什么关系难处的。但法律实在太绵软了。五矿集团的企业在武安制造污染，地方执法人员无能为力；别的地方，可能地方政府不向中央企业提供正常服务，央企也无能为力。在这些情况下，没有有效的依照法治社会解决问题的途径，只有想办法引起或者请求“上级重视”，然后通过批示或亲自到场来“依法解决矛盾”。果真如此，“法”已经不是国家治理的最高权威，而是实现“指示”的一个有效工具，权威在“指示”那里。

中央企业与地方政府，在顶牛状态下，能够找到的解决途径是“领导重视”，这是行政上下级关系的权威性；在一团和气的状态下，双方依赖的是人情关系，或说“相互买账”的关系。从治理来说，双方之间其实是没法律什么事儿，也没有逻辑什么事儿。

法治社会里，一个企业、一个机构或者一个人与驻在地政府之间没有那么多冲突，甚至没那么多交道要打。大家都在法律框架下去办自己的事就行。河北武安与中国五矿之间发生的事情，如果只是让人讨伐一下央企的跋扈，意义将是被浪费的，也是过于简单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