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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历任韩国总统的政治悲剧、人生悲剧相对应,韩国商界、企业界大佬,每每随政权更迭而上演“悲情剧”。何以如此?
如果我们的货币还没有形成网络的外部性,那我们首先要做的不是人民币国际化的事情,而是利用中国经济的规模性,推进人民币结算的“网络建设”。
但是统计数据百花齐放并非坏事,相反,强调统一口径、统一数据才可能造成虚假数据,让我们离经济真相更远。
当前的所谓回暖只是“政策性回暖”而非“市场性回暖”。为了不使扩大内需变成分两次跨越鸿沟,须进一步巩固扩大内需第一波的成效,让回暖真正变成回转,让V形反转不致走形。
政府、包括专家都不可能设计出适合于一个地方的产业结构。从根本上说,合理的产业结构只能是市场运行的自然产物,而不可能由人们事先设计。
起墙者原本只想把真相围住,没有愿意把自己也围进去的。孰料此举却往往更激怒公众,导致公众对起墙者更大规模的围殴
真正的复苏取决于持续的私人消费取代政府需求,取决于新的财富创造机制出现去填平政府救市所遗留下来的天量账单。而这方面的形势还很严峻的。
“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危机,我们必须要这么做,如果光是愤怒、生气是没有用的,我们要共同努力寻找一个方式解决问题,而不是过多地坚持自己的看法。”
一方面,当下中国的法律和规定制定得还很不完善,甚至不少制度和规定本身很不合理 ,但是,另一方面,官民的“法制意识”超强,而将道德良知范畴的追问视若虚无。
消费金融公司提供的服务,在眼下只能是点缀、尝试,主要是积累经验;就扩大内需而言,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它属于“远水”,难救眼下扩大内需之“近火”。
美国的经验告诉我们,尽可能减少信息不对称,不仅是对消费者的保护,也是对金融风险的有效规避。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保护消费者的知情权,强化银行的充分告知义务,打击违规套现...
很多政府官员都不在乎个体遭遇,但是他们非常害怕公共事件。可惜的是,绝大多数个体遭遇都没有“冒名顶替案”和“飙车肇事案”这么幸运,能够迅速转演化成公共事件。
近代以来,发展了以个人为基础的权利观念,而疫病可能造成个人权利与集体权利之间的某种紧张关系。控制疫病的措施更需要在进退尺度上、行动力度上保持好分寸
只要人民币汇率能够保持稳定,再加上中国经济会比世界其他国家较早复苏,那么无论国际金融市场如何动荡,已经进入中国的国际热钱大量流出的机率不会太大。
政府要使自己的措施产生效果,应首先应当意识到自己的能力之限度。即意识到自己的正当角色。唯有如此,政策措施才能发挥事物的内在逻辑所允许其发挥的那种作用。
亚洲不能仅仅满足于“世界工厂”的角色,它应该还是一个拥有强大金融的洲域。正是在这样的预期背景下,人民币国际化和亚元的构想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共同关注的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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