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可的成长经历与上海密不可分。太原路是朱大可整个童年和少年的记忆，文革期间，他的父亲在那里受迫害去世。

文革结束后，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朱大可写了一些抒情短诗，赞美这个伟大的转折。

1979年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朱大可正在上海照相机四厂做钳工。

大学是另一个转折点。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朱大可接触了新的思想，受到了系统的知识教育，他的习作频频在市里获奖。但他也常常逃课泡图书馆。“我觉得老师不能在课堂给我足够的养分”。朱大可说。

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文化界出现了难得的宽松氛围。

1986年，在当时的市委宣传部的主持下，上海举办了城市文化战略研讨会。在规模盛大的研讨会上，朱大可首次提出“石库门文化”的概念，并对谢晋电影模式提出质疑。

随后，朱大可应约写了一篇《谢晋电影模式的缺陷》的短评，登载在《文汇报》上，结果引发轩然大波，许多年后，电影史家认为这篇文章为第五代导演的问世开辟了理论道路。

这一年，朱大可对电影的批评、刘晓波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批评、王小山对传统中国画的批评，一并被称作是“1986年中国文化界三大冲击波”。至今，在北京电影学院的研究生考试中，还有这样一道题目：“是谁发起了对谢晋电影模式的批评？”

此后，朱大可不再做电影评论，而是转向文学领域。他的《燃烧的迷津》、《聒噪的时代》、《话语的闪电》、《流氓的盛宴》相继出版，引起国内文学界强烈关注。

1994年，朱大可远赴澳大利亚。2001年回国后，朱大可以文化学者的身份，对余秋雨、卫慧的作品，以及时下各种文化现象，提出犀利的意见，率先开辟了“文化批评”的道路。

现在的朱大可，职务是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教授。在为学生们讲授《中国文化史》课程的同时，也在传达普世哲学的观点。

4月的一天，朱大可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一袭中式黑色盘扣上装，传统的小立领，敦厚笑容，娓娓而语，这与他批评文化现象时的尖锐以及写作时华丽诡异的文风，判若两人。

谈及上海这座城市，他说：“它跟我的童年记忆紧紧捆绑在一起，我无法否定自己的童年，尽管有很多忧伤和痛苦，但更多的却是欢乐。这里有我童年的梦想、少年时代的爱情，以及所有美妙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