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上海商务成本的不断抬高，上海原有的制造业企业有动外迁的意愿，这给城市管理者带来了更大的挑战。“如何正视企业在转型过程中的困难，既不放任产业外流，又不完全用行政手段把产业要素积淀在上海，这是一个重大考验。”上海交通大学公共管理系副教授王郁说。

城市管理者们还有更大的考验，经济衰退给世博会在上海的运营带来了挑战。

一些观察人士担心，人们过分夸大了世博会为上海城市转型带来的机会。他们认为，全球经济发展已经不像20世纪初期，技术和成果的交流在当下常态经济活动早就已经可以做到。

“世博会本身对上海产业经济的影响还很难定论，”王郁说，“但对上海来说，利用世博这个机会让轨道交通上了一个新台阶，对城市化绝对有作用。但交通只是一个方面，还有教育、医疗等城市公共服务的配套需要同步。”

“世博会的意义更在于，带给人们新的理念，提升人们的认识水平，完善城市整体功能，增强城市影响力，提供更丰富的机遇。”陈维说。

市场占有率为全球第一的新日电动车无疑是世博受益者之一。这家世博会指定电动车供应商终于可以将主战场拉到上海，而此前，上海市场一直由其竞争对手绿亮集团牢牢把握。世博会为它争取到了与交通银行、虹桥机场、SMG这样上海大型国企客户搭建订单平台的可能性。

“运钞车、电视转播车这些业务都是此前新日从来没有被开发的新增长点。”新日电动车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刚表示。

毫无疑问，在这场城市盛会中，城市管理者们在逐步学会适度的放权以及更为灵活的管理方式；学会如何定位城市管理者与参与者——企业之间的角色分工；如何将庞大资源需求下的非常规合作引导至常规合作。他们甚至将世博会的部分场馆通过分包的形式交给有能力运营和管理的企业或机构，这令复星集团这样的民企在民企馆的建造中能充分调用社会各方面的资源。

除了产业结构调整的瓶颈，上海也正面临着国际化和地域文化之间的平衡。当一座高楼林立、大都市氛围浓厚的上海兴起时，一座曲径通幽、以弄堂文化为特色的上海正面临消失的危机。“国际性越强，地方特色就越弱。如今只有少数上海平民还在低调地守望着旧的生活方式。”文化评论家朱大可说。

地方特色的凋谢也表现在 “海派文化”的式微。朱大可直言上海在消费上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的文化遗产，逐渐沦为一个文化资源匮乏的城市。

这显然与国际大都市的梦想背道。一座具有魅力的都市不可能经济上蓬勃向上，文化上却陷入荒芜。

上海因此更任重道远。与产业转型不能靠世博会一蹴而就同样的道理，文化的重建也不是一次盛会能解决的。“世博会只是一个活动，而一个城市的气质是百余年积淀形成的。”上海作家夏商说。

为了延续当年的光辉与梦想，上海将重新启航。国家“两个中心”的定位给予了上海政策机遇，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大势所趋为上海带来了不同于以往的发展新途。时代背景变化了，如果说曾经的上海可以一枝独秀地傲视长三角地区，今天的上海必须让自己和周边城市彼此融合，协同发展。长三角地区的其他城市为世博会所做的积极准备就是这种变化的印证，世博会不仅仅属于上海，它的影响辐射了整个长三角地区：它也是一个契机，为长三角一体化的深入发展提供了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