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初，尚未开春，寒气很重，25岁的青年女工黄晓菊独自来到北京郊区的小汤山疗养院疗养，她的关节炎又犯了。关节炎已折磨了她多年，使她步履艰难。这一次是最为厉害的一次发作，她几乎不能行走，膝盖、踝关节全是肿的，深入骨髓的疼痛令她的心情更为抑郁。

与此同时，21岁的大二学生潘也在苦闷中度日。几个月前，潘喝下浓缩来苏水自杀，被抢救过来，重新回到这“悲惨的世界上”。

那本是一个振奋的年代。刘少奇在含冤死去十一年后得到了平反，全国下半旗致哀；最高人民法院开始审判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华国锋辞去职务，“两个凡是”的时代终结。

年轻人热切地寻求表达和发言的机会。1979年北京西单出现大量大字报，对中国政治体制提出看法和要求，号称“西单民主墙”，于当年年底被取缔。1980年北京各高校学生直接竞选区里的人大代表。在潘印象中，那是他所见识过的选举活动中最火热的一次——“火热到什么程度？火热到人人都可以报名、自荐。经常在一堂课快结束时忽然闯进来一个人，走到讲台上就开始讲我是谁谁，我的竞选主张是什么。学生还成立了北京高校竞选联盟。这场学生运动规模虽不大，但质量很高。”

那又是一个苦闷的年代。文革不仅造成了文化的荒漠，也造成了心灵的荒漠。那一年刘心武发表了《爱情的位置》，一位当时还在农村插队的知青给作者写信说，当他在田野里干活时，忽然电线杆上的高音喇叭里开始广播《爱情的位置》，听见“爱情”两个字他吓了一大跳，“觉得发生了政变”。

面对外在世界眼花缭乱的变化，从荒漠状态中惊醒过来的人们陷入深深的困惑之中。社会的困惑首先落到了青年人的身上，他们还未形成稳固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刚刚接受了一个个被强加的价值理念，随即就眼看着这一个个理念不断地被否定；偶像崇拜曾是他们的生活基础，如今却造成了他们无法填补的内心空虚。

《中国青年》杂志社的编辑们觉察到了年轻人这种普遍性的苦闷。1980年4月，黄晓菊和潘分别接到《中国青年》马笑冬和马丽珍两位编辑的约稿邀请，二人各写了一篇文章，后来被合成一篇 《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以读者来信的方式发表在《中国青年》1980年第5期。署名的时候，编辑从他们二人的名字中各取一个字——“潘”和“晓”。

这篇并不算长的文章开头便是一种绝望的口气，“我今年23岁，应该说才刚刚走向生活，可人生的一切奥秘和吸引力对我已不复存在，我似乎已走到了它的尽头”。然后“潘晓”历数了自己在家庭、单位、朋友、恋人面前所遭受的挫折，作者发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雷锋日记》已经不合时宜，葛朗台、聂赫留道夫式的自私自利的人物却比比皆是，社会公开宣扬的理想和道德在现实面前是那么苍白、可笑、缺乏说服力。

由此潘晓得出一个结论：“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只要每一个人都尽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价值，那么整个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也就成为必然了”。

但潘晓还是感到困惑，“有人说，时代在前进，可我触不到它有力的臂膀；也有人说，世上有一种宽广的、伟大的事业，可我不知道它在哪里。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

潘晓的困惑也正是许多年轻人的困惑。很快，潘晓的来信引起了无数年轻人的共鸣。《中国青年》持续发表讨论文章，总共8期，一直到当年的第12期，共收到读者来信6万多封，有数千万人参与了这场有关社会伦理与人生观的大讨论。这是一场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全民性大讨论，是改革开放后中国青年接受的第一场思想洗礼。

就这样，潘晓，一个半虚拟的人物，一个追求自由、追求自我的勇敢者，一个与现实格格不入的孤独者，一个探求人生意义的困惑者，成为了1980年最为深入人心的人物。

黄晓菊、潘，这两个素不相识的年轻人，从此被一个共同的名字——“潘晓”联系到了一起，1980年他俩曾有过会面，却并没有给彼此留下深刻的印象。短暂的照面之后，他们走着各自不同的人生道路。二十七年后，当他们回过头来看这场人生观讨论，二人的看法也相去甚远。不过，他们怀着不同的感情、或情愿或不情愿地承认，他们的人生都因为这场讨论而发生了某种改变。

二

潘和晓，是性情截然不同的两个人。

那时的黄晓菊还很美丽，身材苗条，经常穿一身与众不同的中式对襟装，那是她扯来布料请裁缝按自己的主意做的。她热情开朗，一遇到相投的人便恨不得向对方掏心窝子。她性情激烈，无论在学校还是在工厂都被视为不受欢迎的叛逆者，25岁的她已经有过几次因不满的言论而被好友告发的经历。

那几年外在世界变化剧烈，她心目中那个“非常之人、伟大的人、真正意义上的男人”——毛泽东已经过世，然后是有关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改革开放启动，中国历史转向。黄晓菊当然关注这些变化，但她真正关注的不是政治，而是个人的根本问题——人为什么活着？活着有什么意义？她希望找到一个确切的答案。

在厂里，她经常向同事们提出一个开玩笑式的选择题，“假如我有机会得到毛主席或阿兰德隆的接见，两者只能选一，你会选哪一个？”那时正是《佐罗》风行全国的时候，阿兰德隆迷倒了无数男女，对这个问题，很多人陷入了两难。“其实到现在为止，我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选择”，她笑着说。

她参加了工人俱乐部的文学创作班。他们往往在下班后聚在一起探讨人生问题，她的发言总是尖锐而慷慨激昂。她引起了一个前来参加活动的人的注意，这人是《中国青年》杂志的编辑马笑冬。

在小汤山的一个月里，黄晓菊跟新相识的病友也是走到哪儿讨论到哪儿。在那里她还遇到了被称为“中国的保尔柯察金”的吴运铎。她苦闷，烦躁不安，总觉得这样活着是不对的，她有许多理想，她想成为影视编剧，但那时没有这个专业，她想当一名心理咨询师，但要考数学，她对数学毫无信心。她还想当记者、译制片配音、律师、教外国文学的老师。但因为身体不好，她只能接受分配，到一家残疾人工厂——北京第五羊毛衫厂当一名女工，在低陋的厂房里与身患各种残疾的人为伴。

潘则是一个孤僻的问题青年，1.87米的高个儿，异常地瘦。这位北京经济学院数学系计算机程序设计专业的大二学生，从小寄居在亲戚家，深有寄人篱下之感。他说自己是 “抵触社会，背叛人民”，实际上他高度关注社会，1976年“四五运动”时，他天天泡在天安门广场，1979年西单出现民主墙时，他又几乎天天泡在那儿。

他极其敏感，自尊心极强。上大学后，学校第一次举办越野比赛，谁都不知道谁的底，那是1978年12月，其他参赛者都穿着小背心小裤衩，只有潘一人穿着长衣裤，他想的是“万一丢脸就神不知鬼不觉地中途开溜”。结果他超过一个又一个人，快到终点时，他的同班同学说，前面还剩一个人了。他没有开溜，获得了亚军。“这长跑放大了，基本上就是我的人生，在各行我的先天条件都不是很好，所以尽量低调”，他说。

三

《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中描述的种种挫折，大部分都是黄晓菊的亲身经历。

黄晓菊是跟着外公外婆长大的，那是一个革命家庭，外公外婆都参加过抗日战争。五十年代初母亲去内蒙古支边，与当地一位解放军连长结婚。一岁半时父母把她送往外婆家抚养。

外婆家在北京儿童医院对面的一栋两层的红色筒子楼里。虽然父母不在身边，但在外婆家，她得到了众星捧月般的宠爱。

“我不管信起什么来都特别热烈特别认真”，她说。在她上小学和初中时，共产主义的美好远景曾令她激动不已，她觉得生活应该是那样，人人平等，各取所需，各尽所能。她每天狠斗私念，自我批判，去街上贴大字报，渴望成为黄继光、雷锋那样的英雄人物。夜里听到广播说毛主席发表了新的文章，就毫不迟疑地起床，去参加游行。有时坐在公交车上，她会突然旁若无人地大声念起毛泽东语录来。

她喜欢看书。文革后期，一批世界名著开始秘密流传开来，《红与黑》、《简爱》、《约翰·克利斯朵夫》、莫泊桑的短篇小说等等，她都看了。

“这些书多好啊，它跟正常人的思维更接近，有喜怒哀乐、爱恨情仇，很丰富。而革命狂虽有激情，但多空洞啊，激情过后什么都没有，没有人性的东西。”

那时她已是十六七岁的大姑娘了，“那个时候，男女同学互相不说话，如果喜欢的话都以特别扭曲的形式表现出来，吵啊，打架，不能有正面的表达。老师、家长都严令禁止谈恋爱，说这是肮脏的资产阶级思想意识”。

黄晓菊不再这么认为，她对一个要好的女同学讲起 《简爱》和 《红与黑》，并说，“怎么能说爱情是肮脏的呢，我觉得挺美好的啊”，女同学听得直点头。女同学家境不好，特别朴实，黄晓菊经常带些大白兔奶糖分给她。她喜欢跟朴实的女孩子交朋友。
不久后，政治老师组织全班同学发起了一场 “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批判对象就是黄晓菊，罪名是看黄色小说。

政治老师刚说完，她看到那名女同学腾地站起来，换了一张义正辞严、非常革命的脸：“我揭发黄晓菊，让我看资产阶级小说，还给我买糖，收买我！我们贫下中农不吃你的臭糖！”

黄晓菊气极了，哐地一下摔门而去，丝毫不管班上正开着批判会。

从此后，班上只有极少的同学敢再跟她说话。突如其来的背叛给她带来了巨大的伤害，她震惊、焦灼、困惑，孤立无援，甚至自我怀疑：“是不是自己真的坏，可能自己真的是资产阶级了吧，《红与黑》里的东西跟革命肯定是背道而驰的啊。”

她的中学时代就是在这样不断挨批中度过的。先是被揭发，然后是接受批判，没完没了的煎熬。她看书，写日记，批判自己，就这么过来了。

数年之后，她看到刘心武的《班主任》，才想到政治老师可能也是挺变态的，可能也是因为自己的生活出了问题而把气撒在学生头上。

更多年之后，她才看清了这件事的影响——它残忍地毁掉了她对别人乃至最亲近的人的信任，“人心怎么那么险恶，怎么那么坏，一个小女孩背叛另一个小女孩，站起来忽的那张脸，那么无辜那么小的脸，居然翻成了那样，太可怕了”。

18岁，因为严重的关节炎，黄晓菊几乎走不了路。她因此而免于下乡插队，并分配进了残疾人工厂。在北京第五羊毛衫厂的流水线上，轧衣服，绕线，她都干过。后来她学会了修补毛衣的技术，能把落针的地方不露痕迹地修补好，还带了徒弟。她在羊毛衫厂一待就是八年。

生活的流水线给她带来了新的反叛和背叛，更重要的是，带来了她的初恋。她喜欢高大的、阳光的男孩，当然还得能跟她探讨人生。她的初恋恋人正是这样的。这段恋情持续了一两年，他们连手都没有拉过，经常谈论人生问题。她觉得非常美好。

后来她的恋人悄然离开了她。她去他家找他，却发现住的已是另外的人家。连告别都没有，他就出国了。留下她独自伤心，一直耿耿于怀。

四

潘的情况更糟。

潘1959年生于北京，父亲是原国家航空部机关干部，母亲是医务工作者，他是老大，有个弟弟。全家在支边建设中迁往青海，潘寄居在北京的亲戚家，“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从此对很多事抱敌视态度，就像马太福音说的，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的。”

二十来岁时的潘 “集无政府主义、相对主义、虚无主义于一身”，“除了顺从最高统帅外，所有人都可以反”。他愤世，乃至厌世。

1979年春节，他没有回家，一个人在学校过年，整天在雪茄烟和烈性酒里昏沉度日，被极度的孤独和绝望所包围。5月31日晚，这个大学一年级学生，在操场上喝下了浓缩的来苏水，被及时发现送至医院。醒来后的潘对医生说的第一句话是，“我不感谢你们，因为你们又把我送回到这悲惨的世界上来了。”

1980年4月，辅导员找到潘，让他参加《中国青年》杂志社来校了解青年思想状况的座谈会。他在座谈会上一言未发，会后被特别叮嘱 “不要走”，《中国青年》编辑马丽珍与他单独谈了近四个小时。随后他应邀写了一篇关于人生观的文章，与黄晓菊的合在一块儿发表。除了学校和 《中国青年》杂志社，几乎没有人知道他也是潘晓，他近乎刻意地保持低调。

但在1980年7月，潘被校方带到北京一家医院检查。一个实习大夫给他下了诊断：重型精神病。1981年2月2日，校方党组给潘父母致信，要求潘自动退学，潘的家长签了字。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潘退了学，由此对父母产生了不满，退学后立即割断了与家里的联系。

“开始时，我住在北京火车站候车室。一次，我发高烧，连续三天滴水未进，更没有食物充饥，只是倒在长椅上昏睡，到了第四天，才扶着墙到盥洗间喝了些凉水，回到那椅子上继续坐着，直到退烧才走出候车室”。两年中找不到工作，他要过饭，当过搬运工，睡在桥洞和火车站。1983年他被牵涉进一桩盗窃案，正赶上“严打”，坐了三年半牢。他不希望有人去探监，出狱时也没有通知家人。

此后他什么活计都干过，房地产，广告公司，图书出版，软件，计算机设备，营销，“坑蒙拐骗都干过，五花八门”。他还一度在中华英才网开设“老潘信箱”，为年轻人解决就业及人生困惑。“一不留神还蒙了个良家妇女，还生了个孩子”，儿子如今12岁。

早年寄居，大学被逐，以及之后的牢狱生活，使他觉得自己永远是个边缘人，“我在社会中的竞争力非常差，大学未毕业，什么都没有，剩下的就是观察思索能力及勤奋，弥补了自然的劣势”。

潘认为，那场人生观讨论是他人生中的灾难事件——“人生观讨论使我失去了正常人的福利资格，生活权利被剥夺了。1980年，当所有右派摘了帽子，我却被驱出校门，颠沛流离。”

“我现在还在为历史、还在为那场讨论付出代价。有人说我应该和《中国青年》杂志打官司，又不是我自己想参加那场讨论。如果正常毕业，当时包分配，大学生很稀缺，进国务院部委的不少，可能也弄个官当当，现在没这个机会了。都是这场讨论，弄完后又把我轰出来。”

五

潘晓讨论也没有给黄晓菊带来多少好运。

这封来信掀起了令人始料不及的热浪，甚至引起了国家领导人的关注。1980年6月，党中央书记处书记胡乔木来到《中国青年》编辑部，对这场讨论予以肯定，并建议要让“潘晓”现身出场。

潘晓不是一个人。潘晓是两个人。潘晓是一代人。27年之后，潘晓之“晓”认为，“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现在也觉得没有错，有没有更高的道德？也许有，但我没有找到”。但潘晓之“潘”却说，“潘晓讨论打开了中国社会的潘多拉盒子，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现在世风日下的开端”

　　到七八月间，潘晓讨论热到了极点，《中国青年》将原来每期8页的专题版面扩大到20页，发表了许多讲述和潘晓类似甚至更为悲惨的经历的来稿；第8期还发表了武汉大学历史系学生赵林写的《只有自我是绝对的》一文，文中提出，“如果说学习其他学科的最终目的是改造世界，那么学习哲学的目的，就是改造自己，改造自己眼中的世界——自己变了，世界也就变了——只有自我才是绝对的”。

那时候，越来越多的读者和记者提出要见潘晓，还出现了很多冒充潘晓的人。编辑部把读者们写给潘晓的信的一小部分转交给黄晓菊。

8月，在杂志社的安排下，黄晓菊作为惟一的“潘晓”出场，在《中国青年》的编辑部里接受了中央电视台的采访，20日在《新闻联播》播出。黄晓菊在采访中说的一句话——“我们不能因为社会上存在着垃圾就像苍蝇那样活着”，立刻成为名句传播开来。

节目播出后，马上有报纸发表匿名文章，列举黄晓菊的种种缺点，比如脾气坏，对姥姥不好，等等。

1980年年底，形势 “急转直下”，开始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潘晓讨论后来被称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发端，与之并列的还有高校学生竞选事件。

但黄晓菊的心情还算不错。她跟杭州的一对姐妹书信来往探讨人生问题，并成为好朋友。她还去了杭州跟她们见面，在她们家住了几天，整日争论不休。她还去了武汉，跟赵林聊得也颇为投机。她发现自己的困惑不仅仅是她个人的，而是许多人共有的，这让她感觉好多了。

当年，她离开了工作八年的工厂，在《中国青年》杂志社的帮助下，进入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发行部，不久后又成为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的资料员。她结婚了，但由于她的“大女人”倾向，她离了婚，只身带着三岁的儿子生活。

“一定要自己主宰自己，不能没有我自己的意志，这是我人生的一个最主要的调子，我是个大女人，天生的，没办法，弄得满身都是硬伤和内伤”。她说。

不久后，她又失业了，南下海南，当过记者、保姆和广播电台热线主持人。1993年，她回到北京，开起了服装店。

六

“潘晓”讨论已经过去27年，当年喊出“人生的路呵，为什么越走越窄”的人，也一路有惊有险地走到了今天。潘和晓，都已是中年人了，各自经历了失业、离婚，阅历甚丰，但那些人生的困惑并没有退去，甚至在加剧、加深。

潘从2002年起投身电视行业，并迅速地找到了感觉，如今他是好几个电视台的栏目策划人。他每天喝半斤二锅头，每天写一篇长达几千字的时评，用邮件发给数十人，并自嘲为“垃圾邮件”，从不间断。他的头发已变得稀疏。他拒绝消费，不买车，不买房，不旅游，不用手机。

“不可能解答困惑，反而是加剧了。”他说，“人生的道路不存在宽窄抉择，而是交叉的十字路口。其实人生选择机会并不多。既然放到这世界上，有机会体察喜怒哀乐，就要学会如何淡定地去把握。”

黄晓菊已经52岁了，上楼梯时，要很费力地往上挪腿，她的关节炎还没有完全痊愈。

她是个热情四放的女人，说话语速很快，斩钉截铁，即使微笑也幅度很大。她喜欢一切直接的、激烈的东西：咖啡，川菜，现代舞，爵士摇滚，实验话剧，哲理书，有特色乃至夸张的服装。

她用心修饰了眉毛，穿一衣银灰的羊毛衫裙，身材有些发胖。说到1980年时，她的眼睛流光溢彩，“那时我才95斤，是个美女呢！”随即又笑，“见到我是不是有些失望？很多人想像中潘晓应该是忧郁的、内向的。”

前两年，她的初恋恋人从美国回国，双方见了面，多年不能释怀的黄晓菊终于可以当面质问了，“为什么不告而别？”对方惊奇地答，“难道我没有告别吗？我记得向你告别过的呀。”多年等到的竟是这样一个回答，那一瞬间，黄晓菊觉得生活真是荒唐，让人哭笑不得。

由于用心不够，她的服装店从最多时候的八家缩减到现在的两家。她的大部分心思仍然放在一直以来的追问上。她跑去看实验话剧《活着还是死去》，这个名字吸引了她；她正在看克里希那穆提的书，心生疑惑，“他要我们停止思虑不要多想，这怎么能做到呢，怎么能不想呢？”

她还有文学梦，写过十几万字的随笔。

“主要兴奋点还在于探索人生，虽然没什么结果，跟商品社会也不搭，还有人觉得当了半生潘晓也没得到什么名利，这是干嘛呢？但它是我生命本身的呼声，我一定要想明白，那怎么了，谁也拦不住，要是想不明白，我的灵魂会不安，心里会难过，当然要探讨了，这是生命本身的诉求，这就是意义，这就是最大的意义。”

“开始觉得会有正确的、明确的答案，后来知道不会有，永远不会有，可能每个人找到自己的答案就好了，对自己而言是正确的。”

潘和晓仍是那样不同。潘认为70年代末以后出生的这一拨独生子女为主的年轻人，即所谓八零后，没有责任感，没有合作意识，没有精神追求，不关心国家大事，只关心自己。而黄晓菊在与自己儿子的相处中感到了一种惊异，儿子22岁了，正在当兵，喜欢玩电子游戏，曾对母亲苦苦追问人生意义的做法表示不解——“想这些干什么，过得快乐就行了”。黄晓菊觉得，像儿子这样单纯地追求个人的快乐幸福，“也没什么不好，虽然我自己办不到”。

七

对于当年那场波澜壮阔的人生观讨论，也许还未到盖棺定论的时候。在这一问题上，潘和晓的态度也大相径庭。

潘晓讨论提出了两个很有名的观点，一个是潘晓来信中的“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另一个是随后武汉大学学生赵林的“只有自我是绝对的”。在多年来集体至上、国家至上的整体氛围中，这种对个人与自我的强调和推崇无异于一种革命。

黄晓菊的观念一直延续着这种思路，“尽可能地忠于我自己，我生活中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包括离婚，都是如此”，“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现在也觉得没有错，有没有更高的道德？也许有，但我没有找到”。

作为最知名的“潘晓”，黄晓菊经常被人问到在干些什么，她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我知道他们内心有种期待，我那时有那种想法，好像我现在应该有一个更大的想法，不应该是现在这样子，就这么安于自己的状态，有这个潜台词。其实我始终没有放弃这种努力和探求。”她说，当她觉得自己的思考比较成熟时，她会写点什么，以不负这些人的期待。

潘则毫不客气地对待潘晓讨论，“当人们对它歌功颂德、恋恋不舍时，我就没有一点感恩戴德”。

撇开个人恩怨，潘对它也是批判有加。他认为，从过去的大公无私说教，到绝对的自我，是一种矫枉过正，“潘晓讨论打开了中国社会的潘多拉盒子，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现在世风日下的开端。社会上对于那场讨论，很少从这个角度去清算”。

“所谓自我才是绝对的，我感觉到应重新评价，不应停留在人物事件情景的回忆上，不应停留在对过去的感怀上，应该看到它特定的历史背景。它是在一种荒漠中出现的，在一场浩劫之后，一定会出现放荡、堕落。这些毒素会找个突破口，即便没有潘晓讨论，也有会其他的突破口，这是必然的。”

“潘多拉盒子一旦打开，也算是打破了坚冰，打破了意识形态的禁忌，但当它释放了恶，这个社会却根本没有把它收回去的本事，这才是可悲的。”

“这一二十年来，这种价值观走到了极致，物极必反。什么是自我？自我是否应受到约束？是否应该在一种人类的良知、法律的约束下？人终于回归到自我，回归到的是什么？是回归到魔鬼的一面，还是天使的一面？如果只回到魔鬼的一面，就太可怕了。经过27年，中国社会给了当时提出的响当当的口号一个非常切实但非常滑稽的一个回答。我们看到的是丧尽天良的不法商贩，看到的是可以为区区小利制造毒奶粉。”

27年后，漫长的生活依然没有吞噬黄晓菊，也没有抚平潘。这个因经历了巨大的社会变革而日新月异的国家，依然没有为27年前那场大讨论提供足以令人心服的解读。我们一直被那个简单的命题所困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