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81年初，24岁的复员军人叶京来到海淀区政府上班。这是他的第一份正式工作，也是最后一份。为了符合国家干部的形象，他剪了长发，改梳一个干净的小分头，衣着也中规中矩。只有在不上班的日子里，他才换上喇叭裤，戴上蛤蟆镜。

这一年他的“发小”王朔仍窝在家里，有一搭没一搭地写着小说。他们热衷于“臭贫”，见到漂亮的女孩就厚着脸皮搭讪——

“你说你长这么漂亮还让不让人活了，我也就豁出去高攀一回了”，这一招屡试不爽，女孩们听了没有不受用的。

叶京在海淀区政府的工作，是一个人人称羡的铁饭碗。上班很清闲，基本上没事可做，每天沏好茶后，就在办公桌后看看报纸，打打电话，有时到下属的街道办事处溜达一圈，好吃好喝。

但叶京对那地方却很反感，“都打着官腔，那是个衙门”。不论在部队还是在单位，他总是跟领导无法搞好关系，他从骨子里讨厌领导。

1977年入伍的叶京是一名装甲兵。他曾在军事技术比赛中获得第一名，因此获得在和平年代殊为不易的三等功。他的理想是当一名将军，指挥千军万马，一夜之间把美帝苏修赶出地球——“那时觉得美国不堪一击，从小灌输的就是这个。”

这个理想惨遭破灭。这名勤奋的装甲兵发现，“你苦练军事技术，想着为国损躯，身边不断有人踩着你肩膀上去，不断有小人得志，心里肯定不平衡。”

这时有人窜掇他回来考大学，于是他结束了两年的军队生涯，参加了一次高考，考得不太如意。无所事事地待了一年多后，父母对叶京说，你不能再吃闲饭了。

叶京是作为优秀人才被引进单位的，他的档案堪称完美：共产党员，学雷锋积极分子，立过三等功。

二

从1980年年底到1981年1月，电视上直播审判“四人帮”的过程，历时一个多月，叶京看了一个多月。他对最后一幕印象深刻：

“宣判后，押着江青要走时，她狂呼乱叫，说你们这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意思是违背了毛的意思。”

这个刚刚因电视剧《与青春有关的日子》而声名大噪的人回忆说，他是以旁观者的取乐态度观看那一重大政治事件的，“就拿它当电视剧看，比电视剧精彩。”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化大革命”、对毛泽东的功过是非作了总结和评价。

“我没觉得毛有错误，谁没错误，又不是他一个人。毛只是干了点自己想干的事。”说到件事时，叶京不以为然。

不仅是叶京。那一拨成长于文革的军队大院子弟最崇拜的人就是毛泽东。叶京上学时，第一堂课学的就是“要认清我们的敌人和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任务”，还有“吃水不忘挖井人，幸福不忘毛主席”。

跟毛泽东一样，叶京喜欢大闹天宫的孙悟空，喜欢《水浒传》里的反叛者，反感宋江的招安。他看《共产主义宣言》，信仰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

1976年毛去世时，叶京顿时觉得“天塌了”，“完了，中国完了，就跟一家庭一样，家庭支柱走了，当时就是这感觉。”他和几个朋友去了天安门，虔诚地排成一排，向披着黑纱的毛主席像深鞠三躬。

“我们心里默默地说，继承毛的遗志，拯救中华民族，但我们根本不知道中国的危难在哪儿，不知道从何下手。”他说。

现在的叶京，不再相信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能够实现，也认为那种“吃饭前都要感谢毛主席，把个人崇拜变成宗教的做法，太可怕了”，但毛泽东在叶京心目中仍是无可替代的伟人——“太伟大了，他的著作到现在看还是经典，受他的教育受益匪浅，受用到今天”。

“毛永远把理论置于实践当中，结合得最好，实践又转化成理论。为什么王朔八十年代末大行其道？之所以成功，就是因为他继承了毛的衣钵。那些右派都更有文化更有理论，但文化是带有革命性的，这个革命就是实践。理论要转化实践，很多人觉得这太通俗了，但很受用，一生都受用。”

当王朔的小说和叶京的电视剧被人称为痞子文学，叶京理直气壮地说：“这是对我们的褒奖。”他举的例子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提到，当年他上井岗山的时候，曾被国民党右派称为痞子运动。

他说，自己是一个长有反骨的人。

三

1957年，叶京出生在军队大院，并在大院里长大。

军队大院的孩子是一个特殊群体。因为父辈们“把脑袋拴在裤腰上，打下了江山”，他们便有着出身上的优越感，享受着其他同龄人享受不到的优越生活。当全国人民还在为温饱发愁时，这拨军人子弟则时常去光顾著名的老莫餐厅。

那时，从公主坟到石景山一带，长安街的两侧都是神秘的军队高墙大院。叶京所在的是“训练总监部大院”，父亲是一位老军人，曾亲历西安事变“捉蒋”、挺进大西南、解放渣滓洞等历史事件，解放后担任重庆公安部队参谋长，后赴京担任当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四总部之一的训练总监部要职。

六七十年代，家长们都忙于工作和政治任务，大院的孩子像野草一样疯长，顽劣、淘气，四处滋事，无法无天。叶京哥儿俩和他们的“发小”们偷过柜台里的水果糖、鸭梨、苹果，后来发展到抢东西，抢人家的军帽。人家戴在胸前的毛主席像章，只要是他们没见过的，就抢过来。他们还抢过冰棍，人家小孩刚买，纸刚剥开，他们冲过去抢了就跑。

有一回，他们院里接待了一批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当那些人受到英雄人物一般的招待时，这帮少年却将英雄们的钱包偷掠一空。看到英雄们陷入惊慌，他们乐不可支。他们并不真的想偷钱。

如果谁好学上进，是老师眼里的好学生，还爱学雷锋，他们就会大加调侃——“假积极”。这种态度反过来又影响着他们自己的行为方式，叶京说，“我们觉得，以好人的行为方式当好人，人家会不会觉得你特假？不能用真积极的方式表现真积极，你说我假积极，我就不积极了，我就只好以坏人的方式当好人，或者干脆破罐子破摔”。

四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父亲老是数落叶京，“看看你，留长发，穿喇叭裤，男不男女不女的”。

1979年，刚刚从部队复员，叶京便去广东转了一圈，从此开始了长达数年的倒爷生涯。即使在政府部门上班期间，叶京也一年跑好几趟广东，请假去。去之前搜刮一通粮票，自己家的、周围朋友家的，全是白给，到广东后再拿粮票换成钱或者实物。

大院子弟的臭贫在广东大受欢迎，“广州人尤其是女孩，觉得北京人怎么这么逗啊，损人，挖苦人，从不正着说你，都是反着绕着说你”。

在广州，他遭遇过抢劫，打架，欺骗。有一回在大街上，叶京被抢走了装满粮票的军绿书包，那是他好不容易凑来的。

至于倒卖过程的种种细节，叶京说，“我要留着写小说的”，不过他表示，关于那段故事，《与青春有关的日子》里都讲到了，打架，为一块假宝石而背叛哥们，这些都实有其事。

从广东带回喇叭裤、电子表、蛤蟆镜和服装后，先自己人挑了，然后在街边摆摊叫卖，王朔他们也都帮他卖过，用赚来的钱去大吃大喝。

他们自己也是这样一身行头。“刚开放时，跟着穿喇叭裤，戴蛤蟆镜，毫无思考和反抗能力，大家都那么走，没有抵抗能力，只是跟着走”。

喇叭裤分大喇和微喇，“大喇是特别有象征意义的服装，表现人不加选择、崇洋媚外的心态”。

穿喇叭裤还很有讲究的，叶京说，“下面最好穿双小尖皮鞋，走路时皮鞋不时地从裤脚里露出来，本来就擦得油光蹭亮，喇叭裤再帮着把皮鞋蹭亮，站住时唰地一下就把皮鞋全盖住了”。

蛤蟆镜则是因为电视剧《大西洋底来的人》而风迷一时，在这部科幻片中，长得非常帅的男主演永远戴着一副蛤蟆镜。

1981年12月3日，陕西显像管厂正式投产，才结束了中国不能配套生产彩电的历史。但早在五十年代，来自匈牙利、苏联、罗马尼亚的彩色电视就已经进入部队大院，1979年，叶京家有了一台托人从深圳走私进来的日立彩电。

1981年电视台播放美剧《加里森敢死队》，在即将播完时片子被禁掉了。它讲的是二战时一群死囚犯立功赎罪的故事，给很多人带来了不小的冲击。

“首先是题材上给了人们一个冲击，因为那时看到的都是英雄主义题材的片子，好人就是好人，坏人就是坏人，都是印上烙印一样分明。但《加里森敢死队》用了一批我们认为的坏人，有缺陷的人，最后还把这群人塑造成了无所不能的英雄。”

不仅好人坏人之间的界线不分明了，“我们对于社会主义的概念也模糊了”。

五

因为邓丽君，叶京和父亲一度吵到不可开交，并上升到政治的层面。

邓丽君的歌曲在文革后期就传入了内地。叶京第一次听邓丽君是在1978年，他二姐从深圳回来，带回一台日本松下录音机，和几盒邓丽君的磁带。当晚，叶京坐在写字桌边，听了整整一晚邓丽君，“都听懵了”。但是叶京的父亲反对邓丽君的靡靡之音，好些次要没收录音机。

有一天，他父亲突然冒出一句：“你知道吗，邓丽君是反共的，《何日君再来》就是当年反对共产党抗日的歌曲。”叶京故作幼稚地问：“爸，你们打日本鬼子的时候，那时就有邓丽君了？”这一问把他父亲也弄糊涂了。

叶京说，他后来才知道父亲确实说对了，“那首歌就是反共的，是45年日本人被打跑以后，很多人借这歌来怀念日本人”。

　　但叶京当时怎么也不相信，他觉得父亲什么事情都往政治上靠，“我觉得他很无聊，他觉得我无知，我就说他跟不上时代的发展变化，不能接受新鲜事物，你们的思想已经僵化了。新鲜事物这个词正大行其道，成了我的尚方宝剑，我经常拿着它反击我爹。”

邓丽君的歌，他一直听到九十年代初，其间没少跟父亲争吵。他父亲曾经堵上耳朵以示抗议，叶京就故意把音量开大。“最生气的是，他一进来，就啪嗒把录音机关上，他一出门，我又啪嗒给开开。因为这个争得面红耳赤，有时破口大骂，甚至要把我轰出家门，滚，不要回来了。当然这是气话。”

六

那一年，叶京又参加了一次高考。为什么想上大学？“不是想当知识分子，多读几本书就是知识分子吗？我就想混个文凭，大家都觉得文凭还挺管用的。”

“每天复习，交点钱上补习班，看到所有人对知识的那双渴望的眼睛，我就觉得挺好笑的，每天坐在那里，都老大不小了，像个小学生似的，认真听讲，还记笔记。我们这些人爱颠覆自己，老正经不起来，上学是很正经的，我从小干惯了不正经的事，突然坐到特正经的环境里，特别不适应。”

叶京坐在那里，但听不进去。他喜欢历史，怕语文，尤其是古汉语，在他听来就跟听天书一样，“一听说考这些东西，就觉得特不可思议，特别怕考试，特别痛苦，而且是跟一班上了年纪的人一块儿考。”

那一年他考上了北京师范学院（现在的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上学是走读，上班上学两边兼顾着。但上了不到一年他便退学回单位了，“大学比补习班还无聊，巨傻，讲文艺概论，乱七八糟的，还要死记硬背，现在还在残害一大部分人。”

从上班开始，叶京跟大院子弟们的“组织”脱离过一段时间。那帮人偶尔碰到他，就问叶京怎么不理他们了，假清高，爱学习了，“现在老朋友见到还爱揭我这段短，当成一个笑话，还在笑。”

七

后来发生的一件事，让叶京痛下决心离开单位。

1982年，有人向上头反映，叶京身为党员和国家干部，居然投机倒把、走私贩私。叶京认为，那是单位领导看他不顺眼，认为他目无领导，所以要找个事整他。为这事，公安部门专门成立了一个专案组，派出公安人员南下广东调查，调查结论是，倒卖所得总共为700多元。所有跟着他卖过电子表、军装的朋友们，也都被一一调查，“问电子表多少钱卖的，六十，七十，卖完后一块儿销赃，就是吃了。你是共产党员，又是国家干部，是不允许私自干这事的。人家就抓你这把柄。”

叶京被关进了拘留所，住在不到十平米的地方，跟各种犯人关在一起，每天看着小铁窗外边鸽子呜呜地飞来飞去。与拘留所一墙之隔的是海淀食品厂，他们每天闻着食品厂飘过来的香味，“特损，我们一天两顿饭，吃窝头，吃不饱，特饿，这是生理上的折磨”。他不知道要被关多久，几次想撞墙自杀，但没那勇气。在那儿，“大家互相传授经验，会偷自行车的学会了偷煤气罐，犯人天天就聊这些”。他还被传染上了肺炎。

关了半年后，他被放出来，回到单位做了三个月的检查。他感到再也待不下去了，决定辞职。他父亲知道后，又气又伤心，竟向儿子下跪，苦劝他不要辞职。但他还是坚决地离开了单位，回到原先的“组织”里，和他们一起到南方折腾。

这一折腾就是很多年。

八

如今的叶京已届知天命之年，在《与青春有关的日子》这部近乎自传的电视剧中，他对他们南下当“倒爷”那段时光大书特书，他们的青春充满了混乱、盲目还有背叛，但底色依然纯净而美好，人与人之间的情谊最终战胜了一切。

长着鹰钩鼻，有一双锐利的眼睛，叶京聊起天来有如水银泄地一泻千里，不需你问就能顾自不断地扯开去，拽都拽不回，但如果是他不愿回答的问题，问再多遍也是白搭。过去的事情仍在影响着他的今天。他对六七十年代怀有一种乡愁般的感情，他不时提到，那时候的人都很纯朴，男女之间很纯洁，“不像现在的女的找男朋友，一定要房子车子票子，讲物质条件，像《与青春有关的日子》里金燕那样的女孩，为了喜欢的男人可以不计牺牲，那时到处有这样的女孩，现在还能找到吗？”

然后他直问记者，“比如你，能做到那样吗？”

记者答，“金燕多可怜哪，被高洋坑害得那么惨，几乎要自杀，这样的女孩还是少出几个为好。”

他不断喃喃自语道，“哦，金燕可怜吗？金燕可怜吗？”

他又说，“改革开放之前人人都是白纸一张，心态很干净、质朴，没有现在的浮躁之气，不会去追求更多的物质利益。从来不发愁，文革时那么苦，忍饥挨饿都过来了，都比现在过得快乐，心灵的净土特别充实，没有更多的欲望。为什么我说毛主席伟大，他把人所有的欲望都转移到理想主义、共产主义的蓝图上面去了。”

他的怀念集中在几个词汇：文革，信仰，纯朴。他的感情仍然停留在那个“阳光灿烂”的时代。他说他现在终于理解了那些固执、不开化的父辈们，但不能理解“80后”这些“空洞、没有内容、没有信念”的年轻人。他说自己就是那“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桃源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