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六十年发展路径回顾

2009-10-18

席强敏

经济观察报席强敏/文

1949年—1977年

建国以后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是一个十分纯粹的计划经济成长模型，与世界经济体系基本“绝缘”。高度集中的经济列车在运行了多年以后终于在20世纪70年代末陷入了空前的泥潭。从1958年到1978年的20年间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增长不到4元，农民则不到2.6元，全社会的物资紧缺，企业活力荡然无存。

出于国家安全战略的需要，当时的工业发展以重工业为绝对优先，尤其是把军工业放在最首要的地位，轻工业和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则出现了严重短缺。此时的工业并没有布局在具有经济地理优势的沿海地区，而是为了出于安全考虑，被放置在交通成本相对较高且布局分散的山区，当时的工业发展效率低下且难于形成规模效应。

1978年—1983年

1978年是邓小平真正主导中国发展的元年，在该年3月他当选为政协主席，这位“新中国的梦想家”拉开了中国经济崛起这出令全世界震惊的大戏的帷幕。

改革先从农村突破，安徽省凤阳县小岗生产队18个农民签订的大包干契约打响了改革的第一枪，“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给中国的农村带来了举世公认的变化的同时，把农民从土地中解放出来了，在土地严重缺乏的东南沿海地带大量闲散人口开始逃离土地，转而进入工业领域寻找生存的机会，进而促进了大量乡镇企业和个体经济的意外崛起。

在这个阶段以“放权”为主题的国有企业改革被推向了舞台的最前端，中央和各级政府眼中的重点国营企业基本上都进入了扩大自主权的试点范围。1980年1月22日，国务院发布了《国营工业企业利润留成试行办法》，规定工业企业在完成了产量、质量、利润和供货合同四项计划指标后可以按规定的留成比例提取全部利润留成资金。这项改革对于焕发国有企业的活力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也成为了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国有企业改革的主线。

当国企老总们正在为企业自主权和政府博弈之时，另一批人则在试图在我国的沿海地带创立出一个“经济特区”，时任招商局董事长的袁庚是这批人中的带头人物，他提出在深圳蛇口筹建蛇口工业区，这样既能利用国内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又能依靠其沿海和邻近香港的区位优势吸引国际的资金、先进技术和原料，两者结合起来大力发展沿海工业。很快这一提议得到了落实，自此捅破了计划经济这个“铁桶”，在沿海地区打开了一个通往世界的“洞”。蛇口开发区筹建半年后，深圳特区开始建立。

1984年—1991年

1984年邓小平同志第一次南巡，在离开深圳特区时他写下“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一个月之后，中共中央宣布向外国投资者开放十四个沿海城市及海南岛，形成了沿海全境对外开放的格局，沿海工业进入了飞速发展的轨道。

随着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化，一批农民企业家被逐渐推到了改革的舞台中央，乡镇企业的崛起成为了一个不争的事实。据有关资料显示，1984年我国的乡镇企业有165万家，拥有劳动力3848万人，而短短两年之后则发展壮大到1515万家，拥有劳动力近8000万，实现产值占全国总产值的五分之一，到1991年时总产值突破亿元大关，轻工业得到了快速的发展。

这个阶段在我国的企业发展史中具有及其重要的意义，1984年被人们称为中国现代公司的元年，王石、张瑞敏、柳传志、李经纬、潘宁、牟其中等一批响当当的人物先后在这一年开始创业，进入原始资本积累阶段。

1992年—2000年

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这在我国的改革史中被认为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南巡讲话的内容很快成为中央的决策主轴，随后召开的十四大明确确定了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之后的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加速发展的阶段，各项投资明显加大，主要经济指标相比于经济过热时的1988年还高出不少，GDP增长12%，工业生产总值更是高出了20%。

1993年11月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从1994年开始中央和地方共选择了2500多家企业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进行了试点。同时在这个阶段中央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抓好大的，放活小的，即“抓大放小”，国有经济逐步向关键性和国民经济命脉行业集中。

当国有企业改革正在稳步进行时，民营企业已经异军突起，从“补充地位”上升到了“重要组成部分”，占据了半壁江山。在民营经济最为活跃的江浙地区，悄然地发生了我国企业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产权变革—“量化改革”（指的是乡镇集体企业的资产通过评估后将集体资本全数或部分退出，经营者以赎买的方式获得企业的主要股权），变革之后江浙一带成批量地出现了千万富翁和亿万富翁，这些私营企业家们为我国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

2001年——至今

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进入了对外开放的新阶段。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外向型企业逐渐成长为经济发展的主力角色。2003年全国进出口额占GDP的比重超过了50%。

“中国制造”在全世界广泛存在，从通用电气到东芝，从西门子到伊莱克斯，从飞利浦到惠而浦，从诺基亚到摩托罗拉，从戴尔到IBM，几乎所有的世界名牌都有产品是在中国生产的，“中国制造”依靠低价的土地和劳动成本已经在集装箱、家电、电子玩具等领域的上百个产品市场占据全球份额第一的位置，尽管当下的全球金融危机波及到了我国的出口贸易，但是并没有影响到其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在对外贸易如火如荼地发展的同时，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博弈仍在进行。国有资产委员会的成立以及“国有企业重组计划”等相关政策的出台，表明政府希望形成一种“楚河汉界、泾渭分明”的理想的企业格局：大型国有企业全盘控制产业链上游的垄断性行业，而靠“轻小集加”起家的民营企业则在产业链下游的竞争环境下求生存。但是现实往往与梦想相背离，在“二次重工化”的趋势下，民营企业不甘于待在下游，出现了一场如火如荼地“重型化运动”，戴国芳号称铁本要三年内超过宝钢，五年内追上浦；刘永行在包头砸下100亿建设百万吨级的铝电一体化项目，“饲料大王”转身一变想做“铝业大王”。

在“摸着石头过河”的大胆探索中，我们已经走到了改革的最前沿，虽然在改革过程中，我们曾经有过曲折和失误，但总的方向是正确的，而且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作者系2009年经观暑期实习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