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经济中心

人口暴增成为北京“摊大饼”式扩展的主要原因。相关的数据显示，1949年北京的户籍人口只有414万，但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已增加到950万，而这种人口的暴增，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缘于北京当初的城市定位。

为了突出社会主义国家首都中工人阶级的地位和作用，提高工人阶级的比重，1953年版的北京规划，在城内特别是在郊区安排了大量的工业。北京从解放前的消费性城市被改造成生产性城市。“这种认识左右了北京此后近30年的发展。”杨保军说。

北京市规划委员会总工程师施卫良参与了北京的多次城市总体规划的修订，也熟知北京历次城市规划的历程。他对本报记者说，其实对于北京要不要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要不要大力发展现代化的工业，一直都是北京城市定位的焦点所在。

关于北京的城市定位，1953年的《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要点》中提出，北京应该成为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特别要把它建设成为中国强大的工业基地和科学技术的中心。在当时看来，经济中心的内核就是工业。

这种强调“先生产、后生活”的工业城市的定位，成为北京此后近30年的发展轨迹。到1979年，北京的工业产值已如愿地超过天津，仅次于上海，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之一。

变化也在这个时候发生。北京发展重工业包括钢铁、石油化工、建材等，污染、耗水、耗能，使北京的资源、环境不堪重负，而且工业发展吸引了大量的外来人口，导致北京城市规模迅速扩大。

因此，很多专家建议首都不宜作为经济中心。于是，1983年版的北京城市规划对北京的定位作了调整——中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上世纪90年代开始，北京很多工业企业退出了城区。

但淡化经济中心的定位，让北京在基础设施和环境建设显得力不从心，毕竟工业是税收的主要来源。而同时期的深圳等沿海城市由于强大的经济实力，在很多方面开始超越北京。北京开始设立经济技术开发区，培育高新技术产业。

由于奥运会，在2004年版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中，城市定位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全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是世界著名的古都和现代国际城市。当年获批的多个城市规划中，上海被明确为全国的经济中心，而紧邻北京的天津定位为北方的经济中心。

而随着经济的发展，目前在北京的常住人口已经达到近1800万人，城市压力日益加大。“退二进三”成为北京产业选择的必然。2005年，北京首钢搬迁到河北唐山的曹妃甸，这被称为 “一次前所未有的工业大迁移”，北京发展绿色经济由此拉开帷幕。

世界级城市

2010年2月，北京市的地方两会上，建设世界级城市瞬间成为热谈。根据北京市政府的发展目标，到2050年左右，北京市将建设成为经济、社会、生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城市，进入世界城市行列。而目前国际上公认的世界城市只有纽约、伦敦、东京三个。

北京市政府顾问、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副所长魏后凯告诉本报记者，在2004年版北京规划修订之时，就有专家们已经提出了建设世界城市的目标，但很多专家认为实现的可能性不大。“这取决于中国经济的发展状况。”魏后凯说。

但2008年底开始的世界金融危机让世界重新认识了中国的经济。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目标也变得高调起来。施卫良对本报记者说，2004版总体规划既考虑了当时的实际情况又具有充分的前瞻性，当时在规划中就已将世界城市作为北京的远景目标定位了。

施卫良也坦承，北京在经济实力、国际化功能、创新能力、生态环境等方面，与国际发达城市相比，差距还相当明显，距离世界城市的标准也相差很大。“这些都是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瓶颈。”施卫良说。

北京联合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吴勤学对北京建设世界城市充满了信心。他对本报记者说，北京在产业结构、对外联系、创新能力和历史文化底蕴等方面其实已经显现世界城市的雏形。

吴勤学举例说，比如2009年北京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已经达到75%左右，这一比例接近国际公认世界城市标准的底线。服务业已经成为北京经济的主体，初步奠定了作为世界城市的产业基础。

另外，北京拥有丰富的创新资源，还有悠久的历史和传统文化，这些增强了北京的城市魅力。一些世界城市以文化、创意产业为主导的知识型服务经济对城市经济的贡献率已经超过80%，而北京近年也加大了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

在北京东南飞的空间布局调整下，北京朝阳区、通州区、大兴区都相应出台了各自的区域发展规划。也大多要打造高端服务产业。作为北京重点建设的新商务中心区的通州，拆迁工作已经开始进行。

虽然通州近年来的规划也很宏伟，但一直都未有实质性的动作，而自北京市提出建设世界城市的目标之后，通州成为北京市的副中心新城，多年前的诸多设想——复苏千年前古运河时代的通州梦想，开始变得现实起来。以至于现在的通州人很不习惯别人将他当作郊区人，“是通州，不是通县。谢谢！”一位通州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