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健康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汉字就多次被推到“生存还是毁灭”的边缘。国内的批评者认为，汉字不仅难识、难记、难写、难找（不便于检索），还束缚了中国人思考问题的精确性，阻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致使中国远离了黑格尔式的历史发展进程，是中国不能平稳过渡到新的全球秩序之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因而必须废除汉字而改用字母文字。著名语言学家钱玄同就曾高呼：“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字。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字。”而新文学的重要践行者鲁迅更是喊出了“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的口号。

批评者们的忧虑终究没有变成现实：汉字没有消失，反而被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中国没有灭亡，反而对世界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当然，期间汉字不是没变，最重要的变革当属最近几十年来中国政府围绕汉字简化、推广白话文和普及文字三大主题而推行的“中国文字改革”。以上变革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批评者们的忧虑，但有一个更现实的问题，国内批评者和改革者们基本没有触及，尽管现在看起来它似乎已不再是一个问题。

美国学者墨磊宁（ThomasS.Mul－laney）出版的新书《中文打字机：一个世纪的汉字突围史》以一个局外观察者独有的敏锐，从一个汉字处理工具的演化史入手，运用丰富详实的史料、以国际化的视野和娴熟的叙事技巧，向我们展示了一个被国内批评者一直忽视的事实：一个世纪以来，汉字所遭遇的最现实、最严峻的危机，不是来自汉字的结构、音值和语义，更不是来自种族、认知和进化问题，而是来自中文技术语言现代性的挑战，而最近几十年来所推行的“中国文字改革”，不仅无助于解决中文技术语言现代性问题，反而使得该问题更加棘手。

为减少字数而努力

漫长的前工业社会里，虽然通过文字进行信息交流的技术手段有过变化，但对作为象形文字而存在的汉字从来没有构成过挑战，因为对手写来说，什么样的文字皆不构成问题。但是，进入工业社会以后，文字处理终于实现了“机械化”，更为关键的是，最早用于处理文字的“机械”——打字机——是由使用字母文字的国家基于字母文字的表象及书写特征而发明的。于是，作为象形文字而存在的汉字与“机械化”文字处理技术就显得格格不入了。因为“每个汉字都是独特的表意文字”，而汉字的数量又实在太多了，1716年编撰完成的《康熙字典》收录的汉字多达47000多个，1937年出版的《中华辞海》收录的汉字更是多达85568个，没有打字机可以容纳下如此海量的字符。20世纪初，美国的一些媒体曾以戏谑的姿态预言：汉字环境下不可能生产出打字机，汉字打字机只可能存在于想象中。当时美国出版的很多流行文化作品经常刊载一些关于汉字打字机的漫画：机器高达四五米，键盘上有几千个按键，前面坐着3至5个打字员，旁边还有人举着喇叭指挥。

最早为中文技术语言现代化展开基础研究的是一批欧美传教士和汉学家。英国汉学家小斯当东（GeorgeStaunton）1810年开始着手翻译《大清律例》，期间他对不同汉字的数量进行统计发现，规模庞大、体例复杂的《大清律例》，大体上只是由2000多个不同的汉字组成的，与《康熙字典》收录的47000多个字相比，占比实在小得惊人。常驻孟加拉的英国传教士马士曼（JoshuaMarshman）沿着小斯当东的思路统计发现，《论语》全书仅包含3000个不同的汉字。1858年奉命来到中国宁波主持长老会传教印刷馆运营事务的美国印刷专家姜别利（WilliamGamble）通过对4000多页中文文本的130万多个汉字进行统计，得出了和小斯当东近似的结论：儒学的“四书”仅由2328个不同的汉字组成，“五经”只有2426个不同的汉字，而规模庞大的“十三经”只有6544个。他们的工作为“中文常用字”分析方法打开了大门，而通过常用字分析方法，中文技术语言现代化终于找到了一条通途：活字印刷厂的排字工人大部分时间可以坐到“小小的”常用字分布区前取字而不必一直跑来跑去找字，中文打字机可以忽略掉数倍、甚至数十倍于常用字的非常字，一个人就可以操作。

当小斯当东和姜别利开创的“常用字”分析法方兴未艾之时，法国汉学家包铁（Jean-PierreGuillaumePauthier）与法国著名刻印师和字体设计师李格昂（MarcellinLegrand）又开始了对另一条道路的探索：用拼合活字的方式减少字模的数量，从而解决汉字因为太多而不适合进行机械处理的问题。他们认为汉字就是一个个准“单词”，偏旁部首就是构成汉字的准“字母”，据此他们开发出一套汉字的“部件”抑或“模块”，用它们拼合成一个个完整的汉字。使用拼合活字法，整个中文活字的数量可以缩减到原来的1/40，从数万个缩减到2000个左右。最终他们研制出一套包含近3000个构件的字体，有的是“不可拆分汉字”，而更多的是用来拼合“可拆分汉字”的部件。拼合活字给汉字的机械书写提供了一套新的技术，与常用字法相比，它不仅可以大幅缩减字模的数量，而且几乎可以实现所有汉字机械书写。

19世纪60年代，包铁和李格昂开发的拼合活字技术扩展到了新兴的电报行业。一个名叫皮埃尔·亨利·斯坦尼斯拉斯·德埃斯凯拉克·德劳图尔（PierreHenriStanislasd’EscayracdeLauture）的法国人1862年提出一个大胆设想：开发一套基于拼合活字的中文电报传输系统，仅用1400个汉字就可以传输整个中文语言。于是，一种解决汉字机械书写问题的方案诞生了——代码。代码是一种通过中介传输文字信息的技术，简而言之就是先把要传输的文字拆解成一组代码，接收者收到代码后再“翻译”成文字，还原成原来的信息。中文电报代码几经演变，但有一点是共通的，那就是“输入非所得”，中间存在一个文字检索和代码“翻译”的过程，如何能快速检索到代码所代表的文字，是决定工作效率的第一要素。

常用字分析法和拼合活字技术是为了把汉字纳入欧洲印刷系统而开发的，中文代码则是为了方便中文的电报传输而设计的，超出研发者意料的是，他们的研究成果却为汉字能被纳入机械书写系统打下了基础。

1897年美国媒体广泛报道说，一个旅居中国通州（今北京通州区）的美国传教士谢卫楼发明了第一台中文打字机，而他依据的理论基础就是小斯当东和姜别利等人开创的常用字分析法：他的中文打字机的字盘采用圆形设计，直径只有一臂之长，上面密密麻麻排列着30圈共4662个汉字，所有文字又被分成“最常用汉字”、“常用汉字”、“次常用汉字”和特殊的“表外汉字”4个区。

1914年5月，麻省理工学院的中国留学生周厚坤又根据常用字分析法和当时国内常用字研究的最新成果，研制成功一台滚筒式中文打字机。打字机的滚筒长约40.6至45.7厘米，直径约15.2厘米，上面按照《康熙字典》的检字系统分布着近3000个汉字，和谢卫楼的中文打字机一样，也没有键盘。

周厚坤的中文打字机研制完成那一年，另一名留美中国学生祁暄开始了他的中文打字机研制工作。第二年，祁暄终于研制成功了一台综合了常用字和拼合活字法的中文打字机。祁暄的中文打字机同样采用了滚筒式设计，只是他的中文打字机除了滚筒上的4200个常用字外，还纳入了一套包含1372个汉字部件的铅字，打字员用它们可以拼合出不常用的汉字。

然而，更重要的突破出现于大约30年后，故事的主角则是海内外知名的大作家林语堂：20世纪40年代，他发布了依据中文电报代码原理和当时国内检字法研究的最新成果研制成功的“明快”中文打字机。他的中文打字机看起来更像是一台西方人看习惯了的打字机：有一个打字机必备的要素——键盘。他的中文打字机的工作方式不仅与此前问世的中文打字机完全不同，而且异于同时代流行的西文打字机：它的键盘上有72个按键，打字员按下第一个按键时，纸上不会出现任何文字，但机器内部的齿轮已开始转动；按下第二个按键时，纸上仍然没有任何文字，但打字机的显示框中会出现8个汉字；然后打字员需按下第三个按键，被选定的汉字才会被打印到纸上。此种工作方式不仅不同于以往的中文打字机没有键盘从而没有“输入”的工作方式，而且完全不遵守西文打字机“所打即所得”的输入/输出原则。

市场的力量

与汉学家和传教士对把汉语纳入西方机械书写系统所表现出来的积极态度相比，欧美的出版商和打字机制造厂商一开始却表现得漠不关心甚至傲慢。他们不是想办法解决汉字与现代技术语言格格不入的问题，而是加入汉语批评者的行列，要求汉字做出改变以适应他们的文字机械化处理系统。正因为如此，虽然打字机19世纪已经进入中国，但只是供外国侨民和驻华机构使用的西文打字机，中文打字机还只停留于想象中。打字机制造厂商们坚信，他们的发明和产品是普适性的，中文应该改变自己适应它，而不是它做出改变适应中文。

如果真是如此，那么怎么解释进入20世纪后，欧美打字机制造厂商对开辟中国市场所表现出来的热情呢？真正的原因只有一个：市场的力量。

1876年，一个名叫李圭的中国海关官员参观费城美国独立百年博览会时，就对展出的一台打字机赞赏有加：“办公处各置一具，用处颇多，价格仅百数十元，惜不能印中文。”然而，像李圭那样知道打字机的中国人极少，有需求的人就更少，欧美厂商没有积极性投入人力物力财力开拓中国市场。谢卫楼曾写信告诉他的家人，他正在研制的中文打字机已经取得很大进展，“（他的）发明一旦问世，定然会引起极大关注”。1897年，美国多家媒体对谢卫楼的发明成果进行了热情洋溢的报道，引起美国民众广泛的关注。但是，他的发明始终没有得到美国打字机制造厂商的积极回应，直到他1913年7月与世长辞，他的中文打字机仍然只是一台木质的样机。谢卫楼离世以后，他的中文打字机亦随之从尘世中消失了。

进入20世纪以后，形势完全不一样了：更多的中国人知道了打字机，更重要的是，国内的印刷业开始迅速兴起，对打字机的需求快速增加。世界打字机制造业巨头——雷明顿、安德伍德等开始发力拓展中文打字机市场，他们寄希望于热议中的汉字注音字母，试图借此推出与他们的西文打字机工作原理兼容的中文打字机。虽然他们最终等来了多戈，但那并不是他们期望的多戈（注音字母不能代替汉字本身）。

与此同时，国内的印刷企业亦纷纷寻找机会推出自己的中文打字机产品，以期在欧美公司折戟沉沙的地方有所建树。正因为如此，当1916年周厚坤和祁暄带着他们的发明回国寻求资金和生产支持时，受到时任中国最重要的印刷业中心——上海商务印书馆经理张元济的热烈欢迎和高度关注。虽然商务印书馆最终没有采用周厚坤和祁暄的发明，但是在1918年特别设立了一个有40多间工作室、300多名雇员的中文打字机部门，由工程师舒昌瑜（笔名舒震东）领导，负责研制自己的中文打字机，研制成功后立即投入了生产，截至1934年，共售出2000多台打字机，平均每年售出100多台。

英美打字机公司和工程师们因为错判了汉语注音字母的作用而没能研制出真正的中文打字机，从而丢掉了中国市场，事实上给同为汉字圈的日本留出了广阔的市场空间。日本人1894年便研制出第一台日文打字机。受当时“去中华帝国中心化”运动的影响，该打字机完全采用假名，不包含任何汉字。15年后，一个叫做杉本京太的工程师研制出了第一台日语汉字打字机。与去汉字化运动针锋相对的是，杉本研制该机器的初衷是响应常用日语汉字运动的主张，但他及后来的一些日本汉字打字机研发者坦言，他们的打字机是为日文和中文两种语言设计的，市场目标是整个东亚而不限于日本，后来的目标更是提升为掌控整个汉字圈。

中文打字机市场的不断扩大和竞争日趋激烈，吸引了各路人马投入到中文打字机的研发中，新的技术和产品陆续问世，包括大作家林语堂研制的“明快”中文打字机。林语堂的发明无疑是卓然不群的，他甚至预言他的发明会成为“人人可用之唯一中文打字机”，但是时运不济，他四处为他的发明寻求资金支持之时，中国正处于政权新旧更替的前夜，这对林语堂的发明影响最直接的是，有传言说新政权不会保护专利，还会对进口和外汇施加管制，而且会实行中文全盘罗马化。传言使得原本打算资助林语堂的默根特勒莱诺整行铸排机公司和别的美国打字机公司对其发明的市场前景充满了疑虑，最终放弃了对他的支持，林语堂的发明没能投入量产，原型机亦不知所踪。

一般来说，研究一门语言的历史是很冷门的学科，作品自然难免艰涩甚至枯燥，但是墨磊宁的确是一个讲故事的高手，读他的《中文打字机：一个世纪的汉字突围史》更像阅读一本妙趣横生的传记，不知不觉就读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