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洋两岸的“合法性”之辩

危机能够促进内部团结，而安逸总是引发分裂。这句话用在西方世界针对本·拉登及其领导的基地组织的反恐战争上面，再恰当不过了。

十年前疯狂的“9·11”袭击激起了整个西方的同仇敌忾，就连素来对英语民族心怀微妙情绪的孤傲的法国人也不吝在自己的报纸上发表《我们现在都是美国人》这样的社论，以表明自己的态度。

但好景不长，随着以法德为代表的欧盟与美国（当然还有它永远的支持者英国）在未经联合国授权即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合法性问题上的严重分歧，大西洋两边的新老两个半西方世界的关系一度跌落到了冰点。之后发生在马德里、伦敦及世界各地的许多恐怖袭击迫使欧洲与美国不得不勉强地走到一起，虽然期间双方一直口舌不断。

本月初美军击毙头号恐怖分子本·拉登的新闻传来，在全球各地激荡起迥然不同的社会反响，尤其是在西方与伊斯兰世界之间增添了新的复杂的爱恨情仇（例如它暴露并加剧了美国与反恐伙伴巴基斯坦之间的不信任关系），这些自不待言。最有意思的是，它在表面上如同手足的大西洋两岸也再度引发了不和谐的声音——美国政府和人民当然是毫无保留报之以欢庆，而在欧洲，除了英国首相卡梅伦的情绪一边倒之外，我们看到，法国总统萨科奇和德国总理默克尔虽然也在第一时间发表声明予以祝贺，但他们的态度显然要谨慎和保守得多。

在政府冠冕堂皇的外交辞令之外，民间的声音就要刺耳得多。随着越来越多细节的曝光，在欧洲，不少媒体开始质疑击毙本·拉登的合法性和道德性。德国前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对德国电视台明确表示，在未遇到本·拉登抵抗的情况下直接击毙他，“这很明显是违反国际法的”。这一观点也得到了德国绿党政治家汉斯-克里斯蒂安·施特勒贝勒的有力支持，他在接受德国之声电台网站采访时说，这么做既不符合基本的国内法，也不符合国际法。公开批评扬基大兵违法的还有法国国家宪兵干预部队（这是法国反恐精英部队）的前负责人克里斯蒂安·普鲁托。在他看来，由于未征得主权国家的同意，美国在巴基斯坦领土上采取军事行动击毙本·拉丹完全是非法的。

即使是在盎格鲁-撒克逊世界，质疑的声音也不绝于耳。英国肯特大学的律师迪克·格里夫、英国国防部律师迈克尔·曼斯菲尔德和澳大利亚知名人权律师杰弗里?罗伯逊都指出，这次袭击看起来“像一起没有适当司法程序的法外杀人事件”，“这不是公正，这是对公正的曲解。公正是指将某人带上法庭，根据证据认定其罪行并对其进行判决”。英国一家报纸的主编甚至写道：“民主国家不会不经司法程序就处决罪犯……如果绕开这一程序，那么你并不比恐怖分子高明多少。”

无疑，这些又进一步加深了美国人对欧洲的成见。被绝大多数美国民众视为理所当然的是，击杀本·拉登这样一个罪大恶极的恐怖分子，没有任何法律上的障碍。这些天来虽说美国媒体也有关于这件事情的讨论，但它们几乎是一边倒地寻找各种理由为美军的行动和美国的政策辩护。

按照中国媒体的一般逻辑，这种口舌之争反映的自然是西方内部不同利益之间的分歧，简言之，即美国与法德所代表的欧洲在共同反对针对西方的国际恐怖主义时，有它们各自不同的利益考量。这里的利益，自然是指政治、军事、经济等现实利益。

这种看法当然不是毫无道理的，但我觉得，片面强调这种一元的“利益论”，恐怕是阉割和简化了人类社会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它将人类的理念视为现实利益的简单镜像，从而大大低估了人创造历史的能力。况且，这种逻辑还武断地认定，美国和欧洲各自的所谓“利益”是铁板一块的。但实际上，熟知中国事务的分析人士应该很明白，针对同样一个与国际相关的问题（比较典型的如人民币汇率问题），我们自己内部的不同群体也总是具有不同的利益及代表它们的不同观点。

因此，在我看来，大西洋两岸在反恐问题上的严重分歧更多地体现了西方内部的不同的国际秩序哲学及政治理想，而这种观念上的分歧又与欧洲与美国近现代的不同历史经验密不可分。

经历过历史上无数次血腥争战——特别是过去100年内的两次惨绝伦寰的世界大战——洗礼的欧洲，早就厌倦了那种丛林式的世界图景。二战以后，随着怀有历史夙愿的法德两个民族的和解和基于统一市场基石之上的欧盟这一超主权政治形态的成功建立，现代欧洲人普遍相信，人类的纷争可以通过商业的融合、法治的普及和文化的多元包容来得到最终解决，而非必须诉诸武力。从某种意义上说，欧洲人正在践行着伟大的启蒙思想家伊曼努尔·康德200年前描述过的那条通往“永久和平”之路。

美国拥有世界上最独一无二的建国历程，在历史上其本土又从未遭受过外来攻击（如果不算距离大陆千里之遥的“珍珠港事件”，“9·11”事件是第一次，也因此对美国社会造成的创伤是外人难以想象的），那种新世界特有的道德上的自我期许和面对世界时的孤立主义精神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世事的变迁，演化成一种牢不可破的“美国例外主义”。这种观念的核心是：美国的确也是欧洲启蒙运动的好学生，甚至还是启蒙运动的直接产物，在本国内部与欧洲人一样坚守自由、民主、法治、人权原则；但面对这个残酷的丛林世界，美国的行动可以不受任何道德和法律的约束。事实上，两百多年来，这种“美国例外主义”一向就不乏广泛的市场，而美国的迅速崛起乃至称雄世界，仿佛又反过来强有力地证明了它的正确性和正当性。在美国的现实主义者们看来，欧洲人之所以能够优雅文明地享受眼前这个“后现代天堂”，正是美国在丛林里野蛮搏斗的结果——美国为整个西方的和平天堂建造了一道坚实的长城，却唯独把自己关在了城外。（本文此处对美国新现实主义政治学者罗伯特·卡根所著的《天堂与实力——世界新秩序下的美国与欧洲》一书中的观点有所引用）

从我这样一个局外的旁观者角度来看，大西洋两边的分歧实际上体现了西方的一种持续的内部张力。并且，很可能正是这种内部张力才使得西方得以延续其生命力和创造力。将现实世界看成一曲田园牧歌，认为一切纷争都可以像欧盟内部那样通过法律和市场的手段来协商解决，确实是有些天真了。美国的看法没有错，正因为有了美国和北约，欧盟的存在才有保障。但反过来，将世界看作完全是弱肉强食的丛林，似乎公义从来就没有、也不可能在人心中存在过，也是极为简单粗暴的。这里顺便再提一下，可能是受媒体宣传及“中国崛起”的自信心膨胀的影响，当下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正是以这种眼光看待世界的。美国或许的确强大，但它不可能强大到可以忽视整个世界的感受。退一万步说，即使它能够征服世界，也不可能征服人心。

这两种不同的政治理念也许还可以用美国学者小约瑟夫·奈提出的所谓“硬实力”与“软实力”来解释，它们都不可或缺也不可偏废。就拿对付国际恐怖主义来说，在刀光血影的战场上消灭基地组织和本·拉登，的确离不开美国式的硬实力。但这也可能进一步加深了美国（西方）与穆斯林世界的裂痕，当年小布什政府的许多鲁莽的单边行动的客观效果不是在解决恐怖主义问题，而是培养恐怖主义的土壤，激化恐怖主义的情绪。长期而言，要缓和乃至化解西方与穆斯林世界的深刻敌意，真正实现双方的和平共处，则有赖于欧洲式的价值理念和老于世故的政治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