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们还是对未来的经济和政策进行一些简单的展望。尽管最近失业数据的上升让人不悦，但是从整体上来看，这些数据对未来经济活动和就业的影响已经有限。

实际上，虽然本季度的经济活动仍显疲软，但过去几个月中美国实体经济下滑的风险已经明显降低。在本季度的后半段，由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激励，住宅房产市场的逐步复苏，金融和信贷市场的进一步好转，以及外部需求趋于稳定，都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善现在经济所面临的困局。但是，房地产市场的持续萎缩和能源价格的增长仍就会使经济面临一些下滑的风险。

继续提供对金融市场的支持，使其恢复到更加正常的状态，是美联储帮助恢复经济增长和降低相关下行风险的最有效的手段之一。我们已经采取了大量措施来促进金融市场的稳定，而且还会继续致力于此目标的达成。

通胀处于高位，反映出全球大宗商品交易价格的飞涨。但是到目前为止，通过原材料价格高企，而转向到其他商品价格和国内劳动力成本的传导影响还是很有限的，这其中部分原因是由于美国国内需求的疲软。然而，如果这种模式的持续性得不到保证，那么对于现状的分析和未来如何发展就应该给予充分的警觉。

另外，最新一轮的能源价格上涨又增加了通胀和通胀预期上行的风险。为此，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将设法严格抵御长期通胀预期所带来的侵蚀，因为不稳定的长期通胀预期会严重扰乱经济增长和物价。

如果期权价格反映出的信息与商品价格预期相符，那么从期货市场来预测商品价格是合理的，也能对总体物价的通胀进行较准确预测。但是，我们都知道在最近几年中，期货市场报价都低估了商品市场的价格上涨，因此也就导致了对于相应总体通货膨胀的低估。

商品期货市场对于商品价格预测的糟糕表现给我们提出一个新问题：到底政策制定者还需不需要继续使用这些信息？如果需要，究竟该如何应用？

即使商品期货市场对于商品价格预测的表现不佳，但是我们仍不能忽视从期货市场得到的大量关于商品供给和需求的信息。

考虑到这些情况，现在的情形给研究者们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

第一，仅仅运用期货市场的信息究竟能否提高我们预测商品价格的能力？举例来说，长期期货合约市场通常缺乏流动性，因此相关的期货价格并不能有效地反映出所有信息。

第二，既然对于商品价格的预测存在高度的不确定性，那么一些货币政策的措施究竟能否带来积极影响？从理论上分析，政策制定者们纳入考虑的只是预期的经济产出，而不会考虑到影响这些产出的不确定性。而实际上他们必须更关注政策本身以及政策的相关风险，在综合这些因素的情况下该如何关注相关政策制定的影响？

关于对通胀的实证分析，包括一些经典文献，例如菲利普斯曲线都认为商品价格是通胀决定模型的外生变量，而商品价格通常还受到诸如天气和地缘政治等特殊因素的影响。

另一方面，一些学者则强调应将商品价格内化到更为广泛的宏观经济和货币发展模型中去，比如预期增长、预期通胀、利率和汇率变动等。

当然，在现实中商品价格既受到个别的商品市场影响，也会受到总体市场的影响。个别市场的影响表现为不同的商品在价格变化时具有各自的特征，通常可以从独特的供给和需求因素中看出来。而总体市场的影响则表现在一些主要的商品，比如能源、金属和粮食，价格在连续几年往往同时变化。

特别需要关注的是商品价格会受到全球对于原材料的需求和供给变化的长期影响。现在在全球范围内，对于原材料的需求急剧增长，使一些资源密集型增长的新兴市场国家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是，由于投资的不足、新产能发展的滞后以及有限的资源使得一些重要的商品，包括能源和金属，供给长期落后于需求。

在某种程度上，对于需求系统性的低估和一些主要商品产能（特别是原油）的高估更加加深了这个问题。因此，对于总体和个体商品市场价格和决定因素的研究将会更有成效。

上面我只谈到了一部分大宗货品价格对通货膨胀和货币政策制定的影响。还有一些问题值得研究者们注意：首先面对大宗商品价格的大幅增长，并且还有增长的潜质，货币政策应该怎样应付？其次，全球经济增长和商品价格之间的联系，是否暗示出菲利普斯曲线中的国内衰退伴随国际经济衰退的趋势？最后一点，商品价格中到底包含了什么更有意义的信息？比如说，从最近的商品价格中我们能得到哪些有价值的信息，有关全球需求的变化或者未来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的预期。

现在通胀上升风险依然很高，而商品价格可能继续上涨，这是通胀前景面临的重要风险，此外通胀持续处于高水平，可能导致公众的长期通胀预期上升，从而影响消费和投资。为此，美联储也会密切关注形势的变化，并随时准备在必要的时候采取行动，以促进经济增长和稳定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