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公消费公开
总有一种力量在我们前进的路途中掣肘，也许其并未公然表示反对。中央绝大多数部门的沉默，是否表示在财政公开的问题上，我们又要重回原点，从最初级的工作做起呢？
——《南方都市报》
“三公”经费公开拖拖拉拉、遮遮掩掩，现在看来，首先是对公开的时间缺乏问责等硬性约束机制。应对各部门的拖延战术，最有效的办法还是制定明确的细节公开的标准。
——《新京报》
近几年来，中央大力推动压缩“三公”经费工作，每年压缩下来的数字都向社会公布，说明“三公”经费在预算编制中是能单列出来的，也是完全能进行统计的。至此，惟一回旋余地似乎就是拖延时间了，人们批评多数中央部门在公开“三公”经费问题上“爽约”，也正是基于这样的担心。
——《东方早报》
制度困境不破除，整体公开不推进，则三公消费的公开，很可能将继续遮遮掩掩，公众的期待将继续悬置。
——《华西都市报》
再美好的初衷，再完备的条件，如果政府人员不想实施，总会找到“办法”。这和预算公开长期缺乏外部监督直接相关。财政学家李炜光一语道破，“可做可不做，不做也不违法”。
——《钱江晚报》
三公消费本身就是民意的聚焦点，就是民心的聚散点。更何况在大势之下，既有中央政府的汇总数据，又有个别中央部门的率先示范，更有社会公众的灼热目光，三公消费越早公开越主动，反之则越被动。
——《京华时报》
高铁报销
“国情不同”，我们这里的国情，“为人民服务”须用高铁商务座、飞机头等舱，没有位子就要从舱里将人民“请出”。英国的国情，就是部长出差要坐经济舱。
——《经济观察网》
没有缓解民意的官方解释，没有待遇与责任的平衡，又如何能够消弭纳税人的质疑，如何能够消解公众的剥夺感呢？
——《重庆时报》
议会和民意肯定构成了英国官员待遇的重要变量，他们必须让民意满意，这导致一种官员待遇安排上的道德价值取向，比如低碳减排，而非仅仅谈论官员的权利。
——《珠江晚报》
如今时代不同了，机关的行文也好，官员的言行也好，方式方法上都应有所转变。换言之，凡此种种都应该先考虑老百姓是否满意！
——《新华每日电讯》
“副市长上访”
倘若法律无法回归本位以维护社会正义，这类悲剧就不仅会发生在田家身上，还将发生在所有人身上。在“权力通吃一切”和“维稳高于一切”的格局下，任何人都可能沦为弱者，无所依靠。
——《经济观察网》
与其说这事说明了官员上访居然如此艰难，也得感慨对方“活动能力太强”，不如说这说明了一个官员在怎样的情况下会被毫不犹疑地抛出得利群体。这显示出法治不彰的体制的硬度，以及其围网的精密，谁触犯谁倒霉，哪怕你看上去权倾一时，哪怕你确曾有汗马之劳。
——《东方早报》
法纪不彰，任何人都将会是受害者，哪怕你是在任的或者前任的官员，因为，总有比你权势更大的人，总有你力所不逮的时候。维稳的根本还是得靠法律。
——《齐鲁晚报》
在这样一个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弱肉强食的环境里，上至权高位重的官员，下至黎民百姓，每个人都不能保证独善其身，除非你一直站在金字塔的顶端。
——《华商报》
“绑石沉海”事件
现代的乡村自治格局并没有真正确立起来，对政府及法治的信仰同样没能迅速补位。由此带来的是乡村社会治理力量的不足，以及向某种丛林社会或社会黑化的退步。这的确是乡村法治建设的复杂之处，亦成为永州这起恶性报复案真正的源头。
——《东方早报》
为何村霸能肆无忌惮地将村民绑架投海，对投诉人的保护机制必须加以健全，否则今后谁还敢“冒死进谏”。有谁还敢真正为民做主、维护公民的切身利益、维护集体利益？
——《南方都市报》
奢侈品税率
有的人喜欢把奢侈品穿在身上，露在外面，给别人看，有的人喜欢把奢侈品贴身穿，摆在家里，给自己看。这是内心深处是向他人还是向自己证明成功的不同。
——《中国青年报》
不论从哪个角度看，对进口中高档消费品即所谓的奢侈品，降关税比不降要好。目前国内奢侈品的价格确实高得有些离谱，不但会阻碍国内市场的开拓，也会限制消费者的选择权。
——《上海商报》
土地问责风暴
从问责的力度来说，司法问责远甚于行政问责与党纪问责。类似“警告”、“记过”这样的责任承担方式，在不少公众看来与“罚酒三杯”无异。
——《新京报》
地问责风暴不能满足于现在的治理成果，还需进一步精准定向。唯有多管齐下，地方财政对土地的依赖才有望摆脱，吸附于土地上的各种不当利益链条才可能切断。
——《京华时报》
公众真诚呼吁这样的“实打实”问责能再多些，但此次问责只是对官员行政责任的追究，对与行政问责关联在一起的“违法用地案件”处理如何，却无从知悉。
——《鲁中晨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