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评论员 胡家源 想象这样一个场景：你来到一家酒店询问洗手间的方位，服务生一翻白眼不待见你，你愤不平地叫来大堂经理投诉，结果一群人堆起笑脸朝你推销豪华套间、露天游泳池和桑拿会所……其实你只想知道洗手间在哪儿。

政府预算公开就面临这样的尴尬。一年前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公开2010年中央部门“三公消费”时，笔者曾分析了中央部委对待“公开”的几种心态：“觉得没必要”、“不当出头鸟”和“钱袋子不好管”，当时距公布时限过去一周，98个中央部门只有寥寥三部门响应，足见行政协调之无力、官场惰性之强盛。

相比之下，同样是一周时间98个中央部门，今年的“公开”却格调大变，92个部门闻风而动，速度之快出人意料，而且竭尽全力增加新内容来锦上添花，比如政府性基金支出是首次出现，下属单位名单也如数公布，甚至单列出增收增支的原因解释……如果仅仅是评判政府的姿态，推动预算公开的行动者们应该感到欣慰。

但假若仔细看看这几十份已公开的预算表格，似乎会感觉缺少了一些什么。的确，原本由舆论指责“三公消费”而引发的这场运动，将近三年忙活下来，政府的账本是公开了，而且越来越细分和科学了，但民众想看的“三公消费”却连影子都不见了。

按照财政专家的说法，“三公”经费在预算中不是一个特定的支出项目，需要各部门从实际支出中把相关费用“提”出来汇总到一起，才能得到一个总体的情况，所以要等到6月底全国人大批准2011年中央决算时才能公开。

问题是：没有预算，何来决算？没有标准，如何评判？没有奖惩，以何服众？

三公消费似乎从来没有过预算，这不是个技术问题，而是个逻辑问题。中国的政府预算是建立在上年决算的基础上，按照官僚体系的惯例是刚性而不可压缩的，日本也是如此。三公消费却不好定位，鉴于其对社会、对民众造成的不良影响，应属于公共行政领域亟待解决的问题，换句话说，应该是尽力压缩的。那么，预算做不做，费用压不压，压多还是压少，这都是问题。

问题多多，主要源于没有标准。政府预算里哪些费用涉及三公消费，账本中应公开哪些项目，这些项目的费用标准是多少，有没有例外原则，在什么地方公开，公开多长时间，公开后如何评判，有问题如何整改？总而言之，这么多部委轰轰烈烈动用大量人力物力把账本晒了出来，总是无缘无故地挨批，这也是个问题。民众始终会想方设法地询问：每年上千万的公车费用，算不算超标？媒体总会揪住账本里的一些“小问题”不放，比如一天吃掉27万招待费算不算违规？

诚然，对政府预算的监督权来源于知情权，但民众对知情权的焦虑却并不来源于公共服务支出和行政办公经费的正常增长，而是对这些公权力的滥用，三公消费便是最明显的体现。如果制度和标准付之阙如，只是把政府接受公民监督演绎成媒体和舆论一年一度的道德批判大会，甚至某些部门被指责得漏洞百出却仍是一副能奈我何的姿态，则民众的感受，无异于在一个金碧辉煌的酒店里难以找到适合方便的洗手间，一般的煎熬，一般的无奈。

张五常先生在《中国的经济制度》一书中也阐述过一个观点，他说下级机构在执行中央政策是有选择的，他们知道中央哪些政策是令行禁止的，哪些政策只是投石问路，哪些政策悄然取消了却并不公布。

三公预算公开，是投石问路，还是令行禁止，让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