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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何病了:“被精神病”旁注
2011-07-28 07:42 来源:经济观察网 作者:陈勇 朱昌俊 编辑:经济观察网
导语:三天后,老何终于住进了巴彦淖尔市精神病康复福利院,成了中国众多“被精神病”群体的一员。

经济观察报 记者 陈勇 朱昌俊 7月5日,老何终于被送进了精神病康复福利院。

而三天前,老何又来了一次北京。

老何记不清自己是第几次来北京了。对他而言,来北京就像在巴彦淖尔,来的次数多了,就和家一样的感觉,熟。

每次来北京,老何都会住在陶然亭附近,那里不仅离信访局近,而且同病相怜的人也多。老何说,和他们聊完之后,自己那点事就不算什么了。

与其他上访者不同的是,老何每次进京上访都会给地方维稳干部发个短信,知会他们自己已经到京。

“这个是为看管自己的干部着想,不然他要遭受处罚。吃喝拉撒睡都陪着了,还能把人弄丢了。”

这次来之前,看管干部刚和他喝过酒。看管干部喝醉后对老何说,你别再跑了,不然真的就送你去精神病院,这样大家都省事。老何答:“那就送我进去吧,反正里面还有人管饭。”

三天之后,老何给记者打来电话,说他终于还是被送进去了——巴彦淖尔康复福利院。“他们思考再三还是决定让我进去,偷跑的事让他们吃了不少苦头。”

由此,老何成为广大“被精神病”群体中的一员。按照卫生部的统计,中国各类精神障碍患者高达1亿多人,以10%的危险概率推算,有危险行为的重症精神障碍患者超过160万,这些人中大多数为接受规范治疗。但另一方面,很多人不是精神障碍患者,却由于各种原因“被精神病”。

一个月前,6月10日,酝酿了26年的《精神卫生法(草案)》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舆论最为集中的焦点是,如何防止正常人在“有扰公共秩序危险”的理由下“被精神病”?谁有权判断一个人是否应该住进精神病院?

祸起改制

老何上访是因为企业改制。

2003年8月,内蒙古恒丰食品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根据当地政府指示精神进行改制。改制两年后,老何下岗了。下岗后,和其他企业员工一样,老何无法受企业破产这一说法。四处上访,数百人在工厂门口打横幅,静坐、甚至绝食,讨要说法。

他们和老何一样不明白的是,一个月前,中国农业银行临河市支行和中国银行内蒙古自治区分行分别还给企业出具了资信证明,评定为AA级信用企业。而一个月后,提到改制,公司就成为了亏损企业。

为证明政府有错,老何他们自费到北京,请北京北方亚事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内蒙古恒丰食品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河套”商标进行评估。

老何说,光商标评估就值10.1万元,还不算企业固定资产。“这资产的价值,咋经过政府手中一转,就不值钱了?”

而根据内恒食政法(2003)第49号文件显示,山西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称经过56天的审计发现,恒丰公司目前净资产为负3076万元,资产负债率114%。

当时在改制组任职的一名官员表示,亏损是经过了北京大会计事务所反复审计过才得出结论,这一结果,盟里也不愿意相信,但毕竟人家说的在理。

按照上述官员的说法,改制是为了摆脱经营困境,实现企业二次腾飞,巴彦淖尔市政府和市粮食局在2005年共同参与对恒丰公司进行了彻底的股份制改革。

当地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表示,盟委一些领导当时是考虑到恒丰管理混乱、人员冗杂、资金包袱沉重、运行体制陈旧、竞争环境恶化等诸多不利因素,恒丰集团公司的发展面临着严峻的现实问题,才决定改制。

工商资料显示,内蒙古恒丰食品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地处内蒙古自治区西部、八百里河套平原的腹地巴彦淖尔市,是我国西部地区最大的面粉加工企业。注册资本6565万元,总资产2.5亿元,拥有三条先进的意大利面粉生产线,日处理小麦850吨,还有年产5000吨的挂面生产线及手拉面、面包、馒头生产线,为国家大型二档企业。

倔老头

在当地人眼里,老何很倔,而且属于偏执那一类型。只要没弄明白,或者没争个理出来,他就不罢休,直到有答案为止。

一位熟悉老何的街坊说:“他啊,打小就倔,现在又因为这个企业搞得生活无着,所以一心只想讨个公道。”

2008年,恒丰集团企业改制的遗留问题,引起当地政府重视。当年的2月1日,巴彦淖尔市市委常委、临河区区委书记杜隽世召开第一次常委会,专门针对恒丰集团转企问题进行研究。

参加此次会议的官员表示,会议是专门针对企业副科以上干部安置问题进行讨论,并最后达成一致观点,避免那些干部长期进京上访,奥运期间对首都形象有损。

根据中共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委常委会纪要(2008)1号文件显示,企业转制时已安置的干部全部纳入社保,财政不再发放生活费,到退休年龄的按2008年的标准内退,并重新核发退休工资,同时享受国家政策,所有资金由财政承担。此外,并根据级别,每月发放职务补贴,处级100元,科级60元。

根据这个纪要,老何以科级干部的级别进行了安置和转岗,重新被分配去了销售部门,并派往青海。然而,一年不到,由于业绩不达标,老何再次下岗。下岗后,老何向公司索要伤残补助,并出具了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的伤残鉴定,结果公司置之不理。公司的冷漠和妻子的病故,让老何心里无法再承受,遂开始讨要说法。

老何觉得这是公司的不公,自己为企业干了一辈子,还落下了伤残,可最后公司还是像踢皮球一样踢开了自己。

2009年3月3日,老何因全国“两会”期间在北京上访,被朝阳区公安局以“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治安拘留5天。回来后,巴彦淖尔市公安局对老何发放了劳动教养决定书,以“扰乱首都场所秩序”进行劳教一年。从此,老何成为市里维稳主要对象。

从看守所出来时,一名维稳干部对他说,有什么问题,在市里闹闹也就算了,别去北京了,这样大家都不好过。

也有老同事劝过老何,算了,那么多人上访都没有用,而且他们能只手遮天,你一个人现在又能怎样。

老何说,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更没什么好怕了,就一定要揭露出这其中的巨额腐败。

老何“病了”

除上访外,老何还喜欢给巴彦淖尔市的领导发短信、打电话,落款是一个正直的中共党员。而这些举动,为他日后“病了”埋下了伏笔。

劳教回来后,为方便看管老何,巴彦淖尔市临河区信访局专门派人入住老何家,和老何同吃同睡,哪怕上个厕所,门口都带个保镖。

看管干部对老何说,老哥,你要吃啥、喝啥、抽啥直接说,就别再去北京折腾了,别给领导发短信了。但老何并未理会,依旧发短信和逃跑到北京上访。

2010年7月的一天,老何被送去巴彦淖尔市精神病康复福利院做了个精神鉴定,理由是他太执着了,什么时候都想着上访。

鉴定完后,医院方面觉得他还不构成入院条件,就开了些药,让他带回去吃。但他没吃,都悄悄地扔掉了。

老何说,对方看完后,给他出具了个结论,行为处事轻度躁狂,持久的偏执性妄想,行为和情感反应则与妄想观念相一致。

从医院出来后,陪同的信访局工作人员吓唬老何说,你以后再不老实就送你进去,免得你到处捣乱。另一方面,他们也没收了手机,免得他到处打电话发短信。

临河区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信访局工作人员表示,一般劳教一次后,就不会再想着上访了,而老何他是越上访越有劲。

7月2日,趁看管人员不注意,老何偷跑了出来,坐车到了北京。到北京后,巴彦淖尔市驻京办的工作人员请老何吃了顿午饭,并给他买了次日的车票,让他回去。老何酒足饭饱后,答应回去,结果次日又到了中纪委门口上访。这一行为让当地政府十分恼火。

三天后,老何终于住进了巴彦淖尔市精神病康复福利院,成了中国众多“被精神病”群体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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