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今/文

京戏《武家坡》里有两句戏词：“两军阵前遇代战，代战公主好威严”。说的是薛平贵从军别窑到西凉，阵前巧遇番女，模样俊俏，武艺超群，害得薛先锋不但输了这阵，还憋屈地唱道：“她把我擒下了马雕鞍”，丢尽了汉将的威仪。亏他还敢面对苦守寒窑十八年的王宝钏，絮絮叨叨地承认自己蒙番王不斩，梅开二度做了番邦驸马。令人不解的是，聊起这段往事，那薛郎脸上未露丝毫愧色，也许还暗藏着些得意。

面对这段艳情，胡兰成在《山河岁月》里评道，中国人向来对异族有爱好，戏里皆把番女说成很可佩服。又如民间戏里大都同情妖怪，不同情正神。唯有如此，中国礼教之邦才能不是个笨重凝固的世界，却一草一木皆泼辣新鲜。胡氏的这番议论颇可在戏文中得到些印证。除薛平贵外，汉军小将似乎艳遇频频，而且大多都是在武艺不济、阵前被擒后却纷纷大受番女青睐，主动投怀送抱，如《四郎探母》中的杨四郎之于铁镜公主；《刀劈三关》中雷震春之子雷鸣之于百花公主，不少白脸小将还不忠不孝，仿佛个个成瘾地排着队争当那番邦的倒插门女婿，让人好生奇怪。对此戏文八卦，这里暂且按下不表，先单说说这胡兰成的史观。

胡兰成文字优雅精致，为人虽被讥为鄙陋不堪，不过其偶发的史论有时倒也有趣，如他骂迷信考古资料是不能就已知求未知，反而因未知把已知的东西给否定了，是很不划算的。地下考古学原是补充文字之用，却不能仅凭地下的盆盆罐罐抹杀文字的真实，因古物出土，若有当然有，若无却未必无，甲骨占卜有时当不得真。他举例说，如毛泽东在延安居住穴室，千年后地下考古若单凭晋陕北部的出土文物，难道亦可断定中华民国还是穴居时代不成？语气里透出被共军剿灭后的那股不服输的酸腐醋劲，但道理并不亏。

胡氏史观的核心是说，了解历史的前提是对一器一皿要有一种“情意”在，“情意”的表述有点软，有点飘，有些暧昧，但对习惯了僵硬史观训诫的人倒清新如风，拂面清洗一下脑中的灰尘大概是可以的。若只会把史料整理，把古物分类，那不过是技术，像刘姥姥见了自鸣钟，只知其会走会敲，有字有面而已，怡红院里的光阴她还是不晓得的。这种议论能戳到刻板史家的痛处，划出些血痕来。因为庸史只在历史外面鼓噪呐喊，而不知治史要自己能生在历史里，如对大如打天下，小如街头巷尾的喜怒哀乐，情遍慧遍，才为良史。

怀揣这份对历史的“情意”，再观戏文里表现汉番夷夏之间发生的种种艳遇，当会有些不同的感觉。汉人自古以来就不是纯种，殷人是汉人与淮夷的杂交，楚人是荆淮一带汉人与三苗杂居而成，西北早就出现过汉人戎狄的混合民族，汉人的边界不但随时移动，汉夷的界线历来也不是那么分明阻隔。“炎黄子孙”的称呼不但可疑，“华夏族”是否应以“汉人”为主命名也顿成疑问。因为汉人的成分是不断发生增减的，其他民族不断渗入，导致血统根脉日益模糊。雍正皇帝审湖南边地跑出来造反的小乡绅曾静，就贬损他比自己这个满人还不懂汉人历史沿革。雍正举例说，你满口儒家，没注意孟子说舜是东夷，文王是西夷吗，所谓汉人血统的源头其实都是“夷”，没有什么此疆彼界的分别，满人拿了天下也和血统没什么关系，是拥有了“德”，凭什么被汉人辱骂。

汉人是杂种在唐朝已不是什么秘密，唐朝开国皇帝的身体里流淌着胡人的血液也几乎成了常识。所以唐朝不重血统，不看是“胡”还是“汉”，只看谁的“文化”厉害，能够调和各民族的共存繁荣，真是一个大国自信的表现。大国的雍容由此贯穿下来，历千年而不变。现如今韩国有人称李白是朝鲜人，我们也不过会莞尔一笑，心里只是想想，好像没听说过李白写出过朝文诗句，这事就过去了。李白出生地还有一解，据说哈萨克斯坦也有李白生于西域的身份证明。其实，李白的人种鉴定哪里有这般重要？所有的鉴定结果绝逃不出“中国”各族相互熏染磨合的大局。

再看历史上，凡是老想着把汉人与夷狄的界线画得分分明明，互相仇视的时期，一定是个不自信与土地萎缩的年代。如宋代与辽金对峙，明代与瓦剌、满洲的纠结，往往闹得疆域窄小，军力羸弱，屡战屡败。力越弱嘴越硬，大谈汉人血脉的纯正。描写北人必定是“胡虏南来”“夷氛遮天”，满嘴溜出的口气全是不屑，早失了大唐的雍容气象。诡异的是，这套思维被晚清革命党挪用，变成了反满的利器。连当代小孩子的脑里都留下了后遗症，因为课本里写着，岳飞是汉人的民族英雄。可见当下史观鼓吹的种种，境界有时还抵不过一个雍正皇帝，或一纸戏文。

宋明武力贫弱的渊源可追踪到宋太祖的“杯酒释兵”，文人掌权没有兵威支撑拢不住军心。大宋的武力虽然不行，但武将个个文气逼人，形象儒雅端正，想想大概还是能成事的。这个想法投射到文艺界，会发现宋代军人武艺太差，往往连一个番邦女将都摆不平，但却个个讨得女人缘。以至于在明代的话本小说里，慢慢形成了一系偶像派定式，一律的白袍儒将的装束，典型雅致如杨家将里巡营的杨六郎，或大帐里手捧兵书的岳武穆。记得儿时迷上《说岳全传》连环画，岳飞一出场一定是银盔银甲素罗袍，脚蹬的战靴，胯下的骏马都是偶像特有的，好像专为他定制，更改不得。他麾下战将如杨家将后人杨再兴出征的扮相，也一定类似这套行头。这个偶像系列还可以倒推上去，如《三国》里的赵子龙，《隋唐演义》里的罗成、秦叔宝大体都应该是这幅打扮。以至于前些年香港上映电影《见龙卸甲》，让刘德华版的赵子龙戴上了一顶二战时的英式头盔，这不伦不类的扮相立刻招来赵将军粉丝的一顿痛扁。我想，骂者中一定有人在追索儿时连环画的记忆。

以上儒将遇番女的艳情故事，大多由明人编出，我的看法是，面对满洲压境的现状，明代文人想起当年宋人武力衰弱的往事，肯定有点兔死狐悲的感伤，所以话本里才造出那一厢情愿的“意淫”画面，“番邦靓女”总会爱上那“白袍俊将”，明明是一交手就被擒，还硬说蛮女就爱柔弱郎，哭着喊着非他莫嫁。于是戏曲中渐渐形成一系窝囊透顶的军人群像。关键是，这帮小将打仗不行，还不忠不孝，骗财骗色。那《四郎探母》当年被禁是因为四郎投了番邦，当了“汉奸”，现在民族大融合，倒是没人再提这事。若严究起来，四郎不但违犯军规，还停妻再娶，跟“悔婚男儿招东床”的陈世美区别也不大了。不过人家反省错误的态度不错，偷偷跑回来探营，哭哭啼啼地拜娘，大家心一软，也就忽略了这层。

“番女”嫁“汉将”的神话传达出的是一种类似意淫的“隐喻”，那就是“军力衰颓”，不妨用文化力量填充，也可达到很好的效果。意思是说，北方的地盘虽然被蛮族占领，汉军虽屡打败仗，但汉人文化的优越地位不可动摇，“番邦女”乃是野蛮人，取胜用的是蛮力，没什么可夸耀的。你看，还不是让咱们汉将的儒雅魅力给摆平了吗？汉家小将的杀手锏是高于蛮地的“文明相”。这套“阳”（汉）克“阴”（夷）的性征服逻辑一直流传了下来，还是颇有自慰功效的。

其实，近代“国体”的建立不断在致力于打破这种性征服的幻象，革命党人当年就拾起过这套性征服的逻辑为反满造势，等夺了天下后却马上反过来大唱“五族平等”的调子，那是他们明白一个道理，文明是天下人的，并非汉人所私有，谁占了中原不重要，只为成就文明，中国从来的华夷变动，还有比民族分野更高的文明构想在成行，即王化礼教的大化流行，而这套东西至今又是在现代国家的国体里面存身的。以国体认同取代族群分裂中的相互撕扯是个大的趋势，只是在国体下如何合理安置多民族的地位和认同感还是个难以一下子解决的大课题。记得有一次和朝鲜族朋友喝酒聊天，喝得兴起彼此变得坦率起来，居然触碰到了敏感的“认同”问题。他们承认自己是个“中国人”，把自己坚定地视为“中国”公民，以此作为区别于韩国和北朝鲜的一个重要身份。但却对“中华民族”这个概念持有异议。他们认为这个概念突出了“汉族”的核心地位，并不符合众民族平等的治理原则。

这让我想起，费孝通先生当年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论”的构想，但费先生毕竟受英国功能学派影响，骨子里还是以“族群”理论为基线阐述“认同”的道理。目前在中国境内，汉族人数固然最多，但“中华民族”概念仍固定在民族划分的逻辑上，隐隐强调的是以“汉人”为中心，而没有顾及汉族在形成过程中多民族融入的历史因素所起的作用，故仍能看出“夷夏”区隔的痕迹，朝鲜族朋友的一席话提醒我们，对待境内的其他民族有时也需要调动所谓历史“情意”的感知力量。

无事时喜听台湾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版的《四郎探母》，当时周正荣、胡少安、李金棠等四大须生悉数上阵，演绎这段悲欢离合。总觉得里面的离愁别绪听起来荡气回肠，尤其是胡少安见娘一段的唱腔悲怆婉转得催人落泪，那味道是大陆演员绝对表演不出来的，也许这些跟着国军撤到台湾的戏剧名家彼时正身处隔海相望的窘境，更能懂得四郎月夜探母时的“情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