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百年祭
导语:辛亥革命是中国近现代史的重大事件,更是国民党党史的大宗。百年回首,一些作者试图找到中国在20世纪的苦难与挫折的原因。

经济观察报 丁力/文 

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统治,建立了共和制的民主国家。这场革命是中国近现代史的重大事件,更是国民党党史的大宗。近年来,大陆趋于开明,对国民党也能有相当公正的评价,而对辛亥革命的研究俨然已经成为显学,各类文章、专著汗牛充栋,一些作者涌动着期盼和焦躁,在这场百年未竟的革命的史料中爬梳,试图找到中国在20世纪的苦难与挫折的原因。

其中,以下问题值得继续探讨。

革命是否不可避免

清朝没有过分的庸君和昏君;皇帝身边工作人员宦官不能干预朝政;朝廷能够怜悯百姓,没有发生过大规模饿死人的惨案;还做到了“永不加赋”,真正减轻了农民负担。总之,虽然犯下很多罪恶,满清在中国2000多年的皇权专制史中并不算很坏,一些方面甚至还很好。

清廷一直坚持的特色是拒绝变化。这是一个外来政权,皇帝的权力当然不容分享,满人的小圈子也很封闭。其他人要通过科举考试进入统治阶层,八旗的权贵们却可以世袭。由于他们的统治基础太狭窄,满清没有实行大变革的本钱,只能一味地谋求稳定,直至崩溃。同理,对于失去的国家利益,他们也不很在意,“宁赠友邦,不与家奴”。

为了维护极少数人的统治,清朝前期大兴“文字狱”,压制思想自由,以愚民为良民。因此,王朝从上到下都丧失了创新和变革的能力,作为对无能的补偿,还丧失了自我认知能力。即使这样的罪恶,清廷也不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满人是外来者,对被统治者心怀疑忌,却没有直接摧残华夏文明。相反,他们以华夏文明的传承者自居,又保留了自己的传统。

在满清时期,中华文明丧失了极大的创造力,但还能勉强维持,在夹缝中偶尔还有思想和艺术巨匠产生——这说明满清的统治还有疏漏,在组织、动员和迫害等许多方面还没有达到专制的顶点。

清朝统治的顶峰是“康乾盛世”,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个时期,延续130多年。那时的清朝开疆拓土,“盛世”有相当扎实的根据,不完全是宣传胡吹,但要打一个大折扣:在“盛世”前期,清廷还在忙着巩固政权;在“盛世”的后期,大清已经显露败象,乾隆帝宠爱的和珅是一个巨贪。1793年是乾隆帝的83岁大寿,为此举办国际盛会,各国使臣梯航来朝。英国使臣马戛尔尼也来觐见,他与清廷发生了礼仪之争,没有达到通商的目的。

乾隆帝知道英国在印度的势力对西藏构成威胁。但封闭的“盛世”清廷哪里知道,这时的大英帝国已经“日不落”了,不仅如此,它原来的殖民地美国已经独立,法国革命也已爆发。马戛尔尼使团来华时,英法两国正在交战,返回时法国已经战败。这些英国人拜访了囚禁在圣赫勒那岛上的拿破仑,传出他“不要惊醒沉睡的狮子”的断言。那时的清廷还沉睡在“盛世”中,春梦不觉晓,听不到处处的鸟啼。

1799年,乾隆帝刚去世,儿子嘉庆帝立即反贪,逮捕并赐死和珅,没收大笔财产。但新皇帝没有能够挽救前三代领导人的“盛世”。嘉庆、道光、咸丰三朝60余年,清朝江河日下。在马戛尔尼使团中,副使斯当东的13岁儿子随行。他在路上学会了汉语,得到乾隆帝的赏赐。后来,小斯当东成为英国的第一位汉学家,他记得那次使团失败的经历,但他不是“对华友好人士”,极力支持英国发动鸦片战争。1840年的鸦片战争迫使清廷开放口岸,却未能唤醒满大人认识西方。

1861年,慈禧太后发动政变,获取权力。在多位大臣的辅佐下,她实现了“同治中兴”,稳定了王朝动荡的局势。但回顾历史,清朝仍然是一年不如一年,由以下事件可见:

1851年—1864年间太平天国横扫半个中国,同时还有多地的战乱;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咸丰帝和贵妃(后来的慈禧太后)逃走,圆明园被焚毁;1894年—1895年中日爆发甲午战争,中国惨败也许不要紧,却搅了慈禧太后的60大寿庆典;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太后囚禁光绪皇帝;1900年,慈禧听信列强要她归政于皇帝的谣言,借助义和团“扶清灭洋”不成,八国联军攻入帝都,慈禧第二次仓皇逃出北京。

这些大事件接连发生,每一个都可能给大清朝致命一击,还不算许多相对小一些的打击,叠加起来足以动摇清廷的统治根基。而中国更在列强环视之下面对瓜分豆剖的危局。

因此,令人惊叹的不是1911年的辛亥革命结束了满清的统治,倒是满清居然熬到了1911年才告终结。

这其中原因之一是清朝在衰败的同时也有大的改善。同治中兴是对外开放,洋务运动(自强运动)引进了新技术,改善了王朝的财政状况。但清廷一直无法很好地适应新的世界,失去了主动发起上层革命的机会,最终结果只能是崩溃,被动地等待下层革命。那将是血腥暴力的。

革命不可避免,这并不是说清末必定要发生流血革命。数十年来,革命的内涵被严重缩小,仿佛只有杀戮和破坏才是真正的革命,不然就是“请客吃饭”,背叛了“革命”。由于这个原因,上层革命的可能性(在历史上确实少见)往往被忽视,但那是结果最好的革命。

清廷如何彻底失去民心

清军在入关之后夺取政权的过程中杀戮太甚。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这些事件曾被刻意地抹去,在清末重新成为许多人集体记忆的一部分。明朝的遗民和启蒙思想家,如王夫之等人,也重新被发现。

在中国2000余年的专制史中,晚清的改革开放力度可能是最大的,但还不够大。对比日本的明治维新便可知。在东西方两个世界的碰撞中,修修补补的改革于事无补。一个转变了一半的社会是危险的,必须尽快前进,如果留在半路上彷徨,就会损害很多人的诉求和利益。

清廷在风雨飘摇已有数十年,改革的努力已经太迟、太弱。戊戌变法失败了,其实维新的措施本来也难以执行,光绪帝、康有为、梁启超都还是政治的新手。作为洋务运动的延续,官员操纵的“商业”一直在严重伤害大众利益,后来又激起四川保路运动——那是辛亥革命的先声。

在20世纪初,清廷纠缠于君主立宪的时间表和细节,不顾民意以及可能给下层革命造成的机会。其实,他们这样做有足够的理由:一旦人民获得了自由和权利,不得人心的朝廷也同样必定垮台。

在失望和绝望中,更多的人走向激进,革命者的声势越来越大,而康、梁等温和派的声音变小了。革命的主力大都是留日学生,算是见过半个世面的。这时的局势已经难以挽回。

中国有一个古老的政治常识: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这句话还不够全面。虽然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当个人和小集团篡夺天下之时,大多数人本来无所谓得失,却要承受变天的苦难;而执意夺取天下的人往往仰仗军队,并不在意民心的得失。因此,民心的得失需要有具体标准来衡量,例如选票。选民定期投票,时时严密监督执政者。这样,得天下者才能够为天下人而有天下,不是为了个人和家族利益化公为私。

民主共和已是人心所向。虽然还有后来成为遗老、遗少的支持,清廷已经失去人心。据说,面对汹汹民意,摄政王载沣发出了著名的亡国之音:“不怕,有兵在。”

选择共和还是君主立宪

清朝最后的50年(1861-1911)是慈禧太后的时代,同治、光绪、宣统三朝皇帝都在她的掌控之下。因此,要君主立宪也无可立之君,最多是实行太后立宪,但太后并无分享权力的意愿,她曾经为此同时向11国宣战。慈禧太后在1908年死后,余威仍在。隆裕是“太后二代”,她和摄政王载沣都是无能之辈,对政治也无兴趣,而无能正是慈禧选择他们的主要原因,另一个原因则是他们和慈禧的亲属关系。这两人和“同治中兴”时期的慈禧和奕不可同日而语。当软弱无能者统治一个强硬的朝廷之时,革命不仅不可避免,更是一触即发。

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开始了辛亥革命。埃德温·丁格尔是美国报纸的驻华记者,当时正在武昌。他以前总是听说“中国人是懦夫”。在湖北战场上,革命军士兵大都没有受过训练,丁格尔看到他们不顾安危,顽强勇敢地抵抗精锐的北洋军的进攻,因为他们在为自由和独立而战。在随后的几个月里,革命军在南方各省取得胜利,袁世凯迫使皇帝退位。

1912年2月12日颁布的《清帝退位诏书》说:“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表达了人心即是天命的古老信仰。3月10日,袁世凯就任民国总统,他宣誓说:“世凯……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谨守宪法,依国民之愿望……”《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简洁扼要,没有废话,第二章“人民”罗列了人民的各项自由、权利和义务,其余各章又规定了三权分立。这部临时的宪法很好,但法制与民主却一直没有到来。

袁世凯违背“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的承诺,他在1915年底规划于次年1月1日登极。袁党伪造拥护帝制的“民意”只能欺骗自己。1916年3月,他在众叛亲离中宣布取消帝制,于当年6月忧愤而终。帝制思想的死亡需要很长时间,也许是100年。1917年夏,张勋带领辫子军进京。他对废帝溥仪说:“共和不合咱的国情。”这是早期的“国情”说。年幼的溥仪“勉为其难”地接受复辟。但帝制比共和更不符合“国情”,复辟12天就失败了。

从2000多年的皇权专制直接过渡到民主共和,这样的巨变一定会带来很大的问题,当皇帝的想法也不会轻易消失。辛亥革命之后,国家遭遇军阀割据,日本入侵,国共内战,20世纪的中国饱经摧残,革命理想却未实现。因此,关于君主立宪还是共和更适合当时的中国有很多争论,至今不休。

当然,如果清廷能够接受君主立宪制,实现权力的平稳过渡,那将是最好的结果。但这对清廷是不可能的任务。自上而下的革命需要一位强有力的、有长远眼光和博大胸怀的君主,并得到统治阶层的支持。如果革命者不是君主,也需要获得类似君主那样的权力,才可以完成使命。光绪帝和慈禧太后显然都不够格,况且帝后还不和,太后还是垂帘听政。1905年,当清廷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的时候,它已经衰败得无力完成自身的重大改革了,而且君主立宪的想法也出现得太晚了——考察团在北京出发的时候还遭到革命党人的炸弹袭击。

不可避免的下层革命是清朝统治者的悲哀,更是中国的时运不济。清朝灭亡以后,曾陪伴慈禧太后多年的德龄公主在接受采访时说,在共和制的时机成熟之前,中国应该以有限君主制作为过渡。她认为,向共和制过渡需要一代人的时间——20多年而已。这或许是公正的评论。但清廷早已声名狼藉,不可能再延续一代人的统治了。

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中,民族主义是推翻清朝统治的最重要力量,他更多地以“反满”而不是以民主为号召。这在当时是有效的鼓动,却后患无穷。其实,宣统皇帝溥仪的汉族血统超过了满族血统,虽然前者来自当时认为是次要的母系。至于另外两个主义,没有民主,民众就没有权利,无法保护和促进自己的利益,也就谈不上民生。民生是在民主之下的次一级问题,虽然在已经建成的民主制中,民生问题往往最大。辛亥革命之后,民主没有实现,但民主的理想也没有破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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