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娟
湖北咸宁，有个地方叫向阳湖。曾经，那里集结了六千文化人，其中有文联作协的，有故宫、荣宝斋、革博、历博、北图、中影的，有中华、商务、人民、文学等出版社和新华书店总店的，这些单位“一锅端”，下干校。做什么？从事体力劳动，进行思想改造。
若干年后，提到“干校”，也许需要做一番词语解释吧？说它是集中营，却没有铁丝网；说它是劳改农场，这里人也不是犯人，至少不是刑事犯；或者说是政治犯，却也不是——众所周知，1949年以后，中国的“政治犯”，比如丁玲、胡风、比如遇罗克，张志新，都关进监狱了；这里人要进行思想改造，并不是说他们曾有过什么大逆不道的独立思想，可怜他们真的没有，但是最高领袖断定：他们的思想、感情都与无产阶级隔着几层，所以必须把他们驱赶到中国社会最底层，让他们在体力劳动中脱胎换骨，获得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
其实，早在解放之初，针对知识分子，特别是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已经有过思想改造，所谓“脱裤子、割尾巴”，所谓“洗澡”——钱钟书的夫人、作家杨绛就根据自己和周围人的亲历创作了长篇小说《洗澡》。那一次运动大概要算是“和风细雨”了，所谓“如匪浣衣”，大概也没有洗干净，不然怎会有那么多“右派”向党“疯狂进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行吗？思想改造要“触及灵魂”，要“灵魂深处闹革命”，还有什么“狠批私字一闪念”——人的潜意识都被管起来了。
但当时下放干校的人们，绝大多数甘心被管。他们满怀虔敬，下决心改造自己。陈乔，当时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副馆长，有诗云：“风雨棚中除四气，向阳湖畔过三关。”“四气”是阔气、暮气、官气、娇气，“三关”是思想政治关、劳动关、生活关。
离开北京、上火车前，他们排着队，打着红旗，到天安门广场，对着城楼上的毛主席画像举手宣誓——颇具仪式感，类似今天的行为艺术。谁说过的，中国文学太政治化，中国政治又太文学化。
仪式感也好，神圣庄严感也好，到了干校，听军宣队领导训话，心就凉了：你们现在好就好在没有打仗，如果打起仗来，先把你们拉出去枪毙几个再说，留你们干什么，留你们反党反人民哪！——这当然是针对干校中的“牛鬼蛇神”说的。
领袖说，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在干校，各类分子是活在最底层的，谁都可以无端踹一脚。有时在田里劳动，也会突然被拉出来，在田梗上挨批斗。冯雪峰和许觉民等被打倒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前领导，6人住一大间，冬天革命群众来开会，这几个老头儿就被赶出屋，站在外面受冻，走得慢了，会被斥以“滚开”！有一次，干校杀鸭子改善生活，还有人提议要革命群众吃鸭肉，受审查者啃鸭头鸭屁股，以示划清界限、保持立场……屈辱无处不在。曾参加“一二·九”、在出版界叱咤风云的陈翰伯也多次被批斗，他走路不利落，一次过独木桥，没人肯帮他，众目睽睽之下，他只好自己慢慢爬过去。也许正是这样刻骨椎心的屈辱经历使他后来彻底否定“文革”。那时还有“两个凡是”禁锢，《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尚未形成，而他说：“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是永远不要再搞文化大革命了。有什么可分析、争议的！二八开，三七开，四六开，甭开了！”他支持、提倡创办《读书》杂志，倡导“读书无禁区”，都可以看作是对极“左”教条、神谕的公然唾弃，目的是还人自由。
在干校，不论各类分子还是普通群众，都要参加劳动。从盖房、修坝到养猪、放牛、放鸭子，从拉犁、插秧、收割，到拉车、挑担，基本上包括了在农村生活所必须的一切劳动。文物专家朱家溍当时年过半百，每天要给厨房挑20多担水，打满12个水缸，有时还得去火车站卸煤，推着板车来回几十里。书法家王景芬回忆：有一年年初三就下田插秧，上身穿棉袄，下身穿短裤，天气冷，脚冻得难受，有时甚至往解放鞋里撒泡尿热热以应急！形式主义也免不了，收割小麦，越是下大雨越是抢收，结果一连几个阴雨天，麦子全发霉了。当地群众觉得北京人真奇怪：大雨大干，晴天反倒不干了。——晴天往往开大会。雨天泥泞，田梗湿滑，一会儿一摔交，都成了泥人。古画鉴定大师徐邦达，人称“徐半尺”——据说他鉴定一幅书画，只需将卷轴展开半尺便能断其真伪，这时也被下放到此地，他年近六十，身体弱，麻秆腿，风都能吹倒的样子，也必须下水田插秧，几乎把身体拖垮。当地群众编他的顺口溜：“身穿大棉袄，手戴大金表，走路拄拐杖，三步两跌倒。”弯腰驼背的老学究们，踉踉跄跄，一身泥水，走在上工路上，像一群叫花子。那时年轻人也累得体力透支，却不敢喊累，“活着干，死了算。”身体吃不消，就在大田里学习毛主席语录，“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后来成为文学评论家、那时还是年轻人的阎纲私下问老作家严文井，向阳湖和南泥湾比较，哪里更苦？严文井想了想，说干校更苦一些，因为大部分时间得参加强体力劳动，而且精神受压抑……
按说，向阳湖产生不了田园诗。但是竟然有！诗人臧克家还出版一册诗集《忆向阳》，内中不少佳句——“老牛亦解韶光贵，不待扬鞭自奋蹄”（《老黄牛》），“敷粉冬瓜似石磙，菜花引蝶入厨房”（《菜班》），“案头还信债，池畔洗衣裳”（《假日》），“近火潮衣蒸白雾，沾身热汗化冰凉”（《大风雪，收工暮归》）等等。诗人牛汉与许多下过干校的人都认为《忆向阳》是粉饰，至少不真实。牛汉在干校看到的臧克家总是愁眉苦脸的。有一次劳动，臧克家负责烧开水，他有肺病，没力气吹火，呛得鼻涕眼泪，干着急，是路过的诗人牛汉帮忙，才把水烧开。作家吴泰昌回忆，臧克家在干校很谨慎，也不乱串门，别人也不敢接近他。平时没事干，就盘腿坐床上数钱，一堆五分、二分、一分的硬币，装在铁罐子里，可见寂寞无聊。但臧克家到近百岁高龄、躺在床上了，也还是说他每每回忆咸宁向阳湖，总感到亲切，还说在向阳湖一走30里路，锻炼了身体，非常受益。
也许隔着岁月回望当年，一切痛苦都变成美好回忆了？许多文化人日后回忆干校，都有意无意地将苦难一笔带过，而大谈趣闻逸事。美术家曹辛之用当地竹子雕刻艺术笔筒，风靡一时；古玩大家王世襄牵着自己饲养的牛找画家张广画牵牛图，画像上的他如老农似的笑哈哈的；还有美术家自己设计的“太和殿”工棚和“美术厕所”……此外，更有赏满湖荷花翠盖，采绿头鲜菇，半夜捉田鸡改善生活……
不过也有人执著不忘苦难,徐半尺徐邦达就毫不掩饰其愤怒：“提起咸宁干校就头疼，讨厌透了！因为在那里简直不把人当人！”而牛汉那些在干校孕育的血泪诗篇也没有臧克家式的愉悦。杨绛《干校六记》记录的是河南息县干校的事情，怨而不怒的笔调，也有这样一读惊心的句子——“最经磨的还是人的血肉之躯！”
关于干校，也许韦君宜的小说《清醒》开头几句大实话说得再明白不过了：“五七干校，这实在是个奇妙的地方。有的人想起它就感到无限温暖，有的人却提到它就义愤填膺。你说它不好，那时大家写了多少真心歌颂它的诗。你说它好，最后这些写诗的人却竭力想办法离开这里。”
其实像臧克家、冰心这样名声大的知识分子，上面还是有统战性质的关照的。他们在向阳湖待的时间不长，用诗人绿原的话讲，他们只能算是匆匆过客。还有一些人，因为有用，或是去考古现场发掘文物，或是回京编辑出版图书，也先行一步离开干校。剩下的人在绝望与盼望中度日如年，一度军宣队要甩“包袱”，想把这些人送到“新西兰”——新疆、西藏、兰州。所以同在干校，境遇与心情也不尽相同。当然最后所有人都返京了——除了死去的人。轰轰烈烈的“下放干校”结束了。
那么，知识分子在干校的收获是什么呢？也许就是了解了国情、世情。其他就很难说。向阳湖当年流行的顺口溜，也许就是世情之一种：“北京佬，北京佬，穿得破，吃得好，手上戴个大金表，想回北京回不了。”这些知识分子穿得也许比当地群众还不如，但舍得花钱买吃的，还戴块“大金表”，“大”能多大？不过是反映了当地群众的惊羡之情吧。而惊羡之后凸显出怎样的社会差别？这不就是彼时的国情、世情吗？
（咸宁向阳湖的李城外先生多年来致力于抢救干校史料，做了大量访谈，使得这一段文化人的痛史得以保存下来。本文提及的种种史料，大多出于他编著的“向阳湖文化丛书”。谨致敬致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