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牛/文
最近有两个朋友问我，前不久李泽厚在一个访谈中说，“坏政府也比没有政府好”，他们想不明白，李泽厚怎么会说出“这么糊涂的话来”？正巧在读刀尔登的《七日谈》，便推荐朋友读一下书里第五天张三讲的那个故事。
故事是讲张三的祖国——希里花斯——早年的历史。那时没有国家，也没有可恶的政府，“大家各自过活”，但这种淳朴生活渐渐维持不下去了——“人心不古之后，强盗应运而生”。各家只好开始拿着棍子守夜，结果家家都睡不好觉，于是一群黑眼圈的人聚一起，决定公设一个专职抓强盗的人——希里花斯历史上的第一位公务员。人家既然专职抓强盗，自家的地是不能种了，又一致同意“家家户户，各匀出一点米给他”—— 希里花斯历史上的第一笔税——作为该公务员的工资。
仅如此还不足以有效地防止强盗，还须赋予缉盗者一些特权——大家又同意“缉盗之人可以不敲门，到各家搜寻”。公权力出现了。
上面还只是希里花斯的内部事务，后来，有了外族威胁，要抢地抢女人，于是“全族动员起来，组成军队，选出一个强人，来领导它”。战争需要士兵、补给和纪律，大家便交出儿子、钱粮和自由。战争结束，尝到权力美味的“强人”以准备下一场战争为由，保留了军队，发明了“君权”，建立了政府，公布税法。“国王”、“国家”、“政府”诞生了。而“同一支长矛，能够逼退凶狠的外敌，也能让善良的同胞噤声”。
这个故事以一种历史的眼光，极好地说明作为“必要之恶”的公共权力、国家、政府的起源。既阐明了其“必要”，又揭示了其“恶”所在。可以很好地解答上面两位朋友的疑问。
该书的诸多章节都是这样：用小故事谈大问题。刚拿到书粗翻了一下，开玩笑地和朋友说，这是本薄薄的野心很大的书。
据说一知名学者读了刀尔登的《中国好人》后，说作者“文笔很好，书读得也好，只是书中涉及的多是小问题，也许人家不屑于去谈宏大问题吧”。《七日谈》大概是对此的一个回应：作者不是不屑于谈宏大的问题，而是不屑于用时下流行的宏大的腔调语言去谈宏大的问题，只漫不经心地东拉西扯，讲些小学毕业的人便能读的故事。
这些“宏大的问题”有哪些呢？我钝眼所至，隐约看到了人性、历史、命运、民主、文明、国家、政治（上文所谈）、迷信（宗教）、宽容，等等。贯穿全书的是一种合理（性）的历史的眼光，描摹、批判了一些非理（性）反理（性），非历史或反历史的正在流行或曾经流行的观念行为——这本书的副题是：字母表，以及希里花斯人的合理生活。
书里第一天谈的希里花斯国的“放逐法”和“围墙”的故事，便极好地描摹出不宽容和大众民主相结合的情状。
人们通过公投把一些“堕落的人”送到“围墙里面”。“堕落的人”就是“那些讨人厌，惹大家生气的家伙，那些专门破坏风景和大家心情的人”——简言之，“讨厌鬼”。同性恋者也在其中。这些犯了“可恶罪（鲁迅语）”的人的命运，并不由专制寡头或独裁者决定，而取决于大众投票的结果。有一位被指控在日记里“清楚地表达对大众的蔑视”的著名教师公投时被一致通过予以放逐，无法不让人想起苏格拉底。
第二天里的那个逃离城市，“隐居”山林的A夫妇的当代故事，原有真实的现实样本，关注新闻的朋友当会想到。该夫妇努力舍弃一切现代文明成果，自耕自织，过一种自给自足的生活，偶尔去市镇物物交易，也只是换些农具种子和生活必用品。
而书中张三对此发表的一番议论，可称为“文明颂”：“照我看来，任何反对文明的主张，都是数典忘祖……我们的祖先，平均只能活二三十岁……一个扁桃腺炎，就可能要人的命，更别说其他的大病小灾……您描述的幸福夫妻，总要出山买药吧？我相信，他们才不会在肚子剧痛的时候，拿块木板硬顶着呢……我们现在很看不起的汽车，单说那轮子，是古人用了多少世代，经过多少个千年，才制成的，来解放他们的脊背……”
因此，张三说：“多数人，还是选择有缺陷的文明，这正是实际的选择。”确实，文明，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缺陷，但总是基于人类具体现实生活的历史的累积。自古以来，不满、诅咒科技、文明对人的异化及对环境的破坏，以为今不如昔，发狠要“返回自然”者代不绝人。有名有姓的出场人物，中国有老庄，外国有卢梭、海德格尔、梭罗等。张三上述的观点正是对这类“反文明”思潮的有力的驳难。
值得特别一说的是，和书中其他故事一样，作者在谈这些“宏大问题”时，其实并不如我这般的武断。因“张三”之外，还有一个叙事者“我”。此二人的意见常常并不一致，有些像《庄子》里虚构的老子和孔子的对话，但作者又并不如《庄子》那样的是老而非孔，而是给出了很多康德的“二律背反”。包括对“文明”的看法，作者也借“我”的嘴巴，如实端出“文明”的诸多病症，对“反文明”的思想行为亦有同情的理解；二人对喝酒之利弊的有趣而精彩的抬杠也是如此。因此，这本书充满了宽容精神。第四天里的对人类命运、历史、人性以及集体和个体关系的议论，极具开放性。这开放性，应源于作者自序中所说的“谦卑惶恐”，自知人类的知性认识有其限度——这样的态度自然会导向怀疑和宽容。
还有个有趣的发现：在这个大家都说“民主是个好东西”的时候，《七日谈》却很不合时宜地谈了不少民主的可笑乃至荒谬，阐发了民主何以被丘吉尔称为“坏东西”，而似乎并没有哪个故事在谈民主这个“坏东西”相对“最不坏（依然是丘吉尔的话）”在何处。具体原因，大概只有作者知道（作者自序里卖了个关子，说书中至少有一处错误，并不改正，以为消灭错误并不导向正确云云，不知是否与此有关）。
但是，这本书实在是谈了比“民主”更重要的东西——“宽容”。书里着力描摹了各式各样的宽容的对立面——偏执、愚蠢、迷信（这三者往往是三位一体的），以及由此导向的不宽容、迫害和奴役，或可让一些喜谈“宏大问题”，以为怀揣治国平天下的独家秘方的各路好汉读后暗暗出汗。尤其是第五天里谈到的G和P，及后面“望灾石”的故事，似尤其值得思想界诸君一读，以为自鉴。
粗粗观察人类迄今的历史，发现最难的事情之一，即为宽容。不同宗教、同一宗教的不同派别间不能宽容；革命者和“反革命”彼此不宽容，此二者还有个一致的不宽容——对既不革命也不“反革命”的“打酱油者”的不宽容……许多人间悲剧即由此诞生。所以胡适晚年说“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而他的诸多信徒们似乎并未真正理解。
也可以说，宽容比民主更重要。何以故？宽容不仅是一切好制度的母亲，而且可以超越民主的一些缺点——如书中故事所揭示的那些。
前不久刘瑜在微博上说：“有人说道理对就可以，语言是否暴戾不重要。以前我认同这一点，现在越来越怀疑……难以想象暴戾的文化可以支撑宽容的制度。”说得大致不错。但或还有一层：语言所以暴戾，常缘于自以为“道理对”。手执真理之鞭，难免见异端则挞伐之。李泽厚曾有所指地说过：“新左派”带头破坏公正，自由主义者不宽容，大谈国学者不知温良恭俭让为何物……总病根还是对自己的“道理”过于自信而偏执。
此时此世，读读这本似乎不合时宜，而着意谈“合理生活”的故事集《七日谈》，或可生出些谦卑、怀疑和宽容的精神态度，日后议论、处理“宏大的问题”时，也许会稍微谨慎、得体一些？
刀尔登漫不经心地讲了一打稀奇古怪的故事，我却正儿巴经地附会出这番硬邦邦的感想来。不安惭愧之余，剥用一句作者序言里的话来作结尾——作者厚着脸皮，把一番胡言乱语，写成书评，也无非是看中了读者的容忍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