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我们更多的是利用学术成果间接地影响中美关系。比如费正清撰写的《美国和中国》(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在学术界和政界影响都很大。中美建交之前，美国的外交家通过读这本书来更好地认识中国。1971年，基辛格访问中国之前，就向我们中心咨询过中国的情况。
巫楠
经济观察报：费正清研究中心（下文简称“中心”）是如何创立的？
傅高义：二战前，美国的学者研究东亚的方向，倾向于比较偏的学科，比如唐诗、考古等等，对美国社会没有显著影响。二战时期，美国参与了日本和中国等东亚战场的战事，这些战事突显了东亚对美国的重要性。这时，哈佛大学的东亚学者认为应该把东亚研究的精力放在主流学科，因为哈佛从未设置过课程系统地教授过东亚的政治、历史、文化和经济学。
在哈佛乃至美国，东亚研究的创始人当属费正清教授（John King Fairbank)。1932年，他到北京清华大学追随中国近代外交史专家蒋廷黻，做博士论文研究。蒋倡导运用新的研究观念、注重史学的实用功能，迄今在史学界影响颇深。他对费正清的主要影响在于介绍了最新的中国外交史料以及中国学者的观念。费正清在清华大学待了四年左右，1936年他完成博士论文，在英国牛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并返回哈佛大学教授中国历史，成为此学科的第一位全职专家。之后他和从日本归来的学者赖肖尔（Edwin O. Reischauer）一起写了一系列的论文介绍中国、日本、韩国以及东南亚的历史，奠定了哈佛开展东亚研究的基础。
二战爆发后，费正清响应美国政府号召参与战事工作，1941年他在重庆见到了周恩来、乔冠华等一批中共领导人和外交家。他和其他一些美国的中国专家预言了毛泽东和共产党的胜利，倡导和新中国政府合作。回到哈佛后，费正清推动建立东亚研究中心，实行主流的东亚研究，1955年终见成果。在费正清去世后，哈佛东亚研究所更名为费正清研究中心，纪念他在该领域的贡献。
经济观察报：中心的主要工作内容是什么？
傅高义：作为教授，我们主要的职责是教书。作为研究所的领导者，我们把主要精力放在培养博士和博士后学生上。为他们修改论文，争取把好论文出版成书。我们始终觉得西方应该更多地了解东亚的情况，编辑出版这方面的书籍是非常有效的途径。
我想提一个和费正清中心相关，但目标不一样的组织，哈佛燕京基金会。这个基金会的主要目的是培养能回到亚洲教书的学者。他们主要来自中国、日本和韩国，来这里继续研究课题，提高授课水平，然后回本国教书。费正清中心的宗旨是普及东亚研究的学问和研究方法。两个组织互惠互助。二战后燕京基金会已经有了相当规模的图书馆，费正清中心的学者可以直接利用这些资源。之后费正清中心才有了自己的图书馆，主要收藏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方面的珍贵稀有资料。
费正清作为中心的创建者从1955年一直工作到1973年。我作为他的接班人两次任中心主任，分别是1972-1975年和1995-1999年。费正清卸任的时候，我们已经有了相当多的东亚研究学者。这些学者分散于美国各主流大学，在那些大学的东亚研究所工作。这些人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他们没有足够的资金和时间继续深入研究自己的学科和出书。我的主要工作，就是在暑期召集这些学者开会，让大家互相联络，互相帮助，使用费正清中心和燕京图书馆的资料，继续他们的研究。然后，我们帮助这些学者出书。总体算来，从费正清时期到我的继任，我们一共帮助这些学者出版了100多部东亚研究方面的书籍。
经济观察报：据说中心的年度预算超10亿美元，你们怎样筹集和运作资金？
傅高义：美国大学财政管理方面一个非常好的制度是进行资金运作。比如哈佛大学把获得的200多亿美元的捐助作为资金存储和投资，可以获得可观的利息。每年大学三分之一左右的开销都由这部分利息供给。中心的运作方式类似。刚开始我们的运作资金有限，后来越来越多。
费正清中心的资金主要来自私人的基金会，比如福特基金会、卡内基基金会和梅隆基金会等。美国政府也会提供一些专门的研究资金，比如帮助学习东亚语言的美国学生。另外一些资金来自于私人捐助。先是美国的富人，然后有一些日本人，后来也有香港和台湾的富人捐助费正清中心。目前中心还没有来自中国大陆的捐助。
筹集捐助面临一个技术问题，我们需要界定具体的学科，筹措研究资金或者研究者的工资。我们在接受捐助前要和捐助人具体讨论，让双方对未来研究的课题达成一致。但我们不能接受过于详细的要求。
另外,还有时间方面的考虑，我们可以接受要求进行一个历史时期的研究，比如辛亥革命、清朝以后的近现代史、或者20世纪中国的历史。我们考虑的是一个较长的完整时期的研究，不是一个微观的现象。所有的问题处理好，我们会签署正式的捐助协议。
经济观察报：你本人和中心对中美关系都有哪些影响？
傅高义：中心不会让专家跑到华盛顿的白宫和国会去演讲，教育政客该如何处理东亚关系。美国政府有很多规定甚至机密，但我们是开放的学术机构。
我们更多的是利用学术成果间接地影响中美关系。比如费正清撰写的《美国和中国》(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在学术界和政界影响都很大。中美建交之前，美国的外交家通过读这本书来更好地认识中国。1971年，基辛格访问中国之前，就向我们中心咨询过中国的情况。
还有一些中心培养出来的专家可能到政府机构任职，他们在中心进行的研究以及积累的知识对他们的工作很有帮助。比如和费正清一起开创中心的日本研究的赖肖尔，1961年至1966年曾任美国驻日本大使，是日本通。我自己也在1993至1995年在美国政府部门出任过东亚事务的顾问。
我曾经到中央党校办讲座，也倡导哈佛大学培养中国共产党的干部，我为哈佛大学负责过中国前国家主席江泽民的访问。我自己也会参加中国政府组织的一些会议和交流活动，认识了很多非常有才识的中国学者和干部，和他们成为朋友。
本报特约记者 巫楠 波士顿报道
作者: [美]薛龙
译者: 路克利
出版社: 新星出版社
出版年: 2012-3-5
经济观察报：费正清研究中心（下文简称“中心”）是如何创立的？
傅高义：二战前，美国的学者研究东亚的方向，倾向于比较偏的学科，比如唐诗、考古等等，对美国社会没有显著影响。二战时期，美国参与了日本和中国等东亚战场的战事，这些战事突显了东亚对美国的重要性。这时，哈佛大学的东亚学者认为应该把东亚研究的精力放在主流学科，因为哈佛从未设置过课程系统地教授过东亚的政治、历史、文化和经济学。
在哈佛乃至美国，东亚研究的创始人当属费正清教授（John King Fairbank)。1932年，他到北京清华大学追随中国近代外交史专家蒋廷黻，做博士论文研究。蒋倡导运用新的研究观念、注重史学的实用功能，迄今在史学界影响颇深。他对费正清的主要影响在于介绍了最新的中国外交史料以及中国学者的观念。费正清在清华大学待了四年左右，1936年他完成博士论文，在英国牛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并返回哈佛大学教授中国历史，成为此学科的第一位全职专家。之后他和从日本归来的学者赖肖尔（Edwin O. Reischauer）一起写了一系列的论文介绍中国、日本、韩国以及东南亚的历史，奠定了哈佛开展东亚研究的基础。
二战爆发后，费正清响应美国政府号召参与战事工作，1941年他在重庆见到了周恩来、乔冠华等一批中共领导人和外交家。他和其他一些美国的中国专家预言了毛泽东和共产党的胜利，倡导和新中国政府合作。回到哈佛后，费正清推动建立东亚研究中心，实行主流的东亚研究，1955年终见成果。在费正清去世后，哈佛东亚研究所更名为费正清研究中心，纪念他在该领域的贡献。
经济观察报：中心的主要工作内容是什么？
傅高义：作为教授，我们主要的职责是教书。作为研究所的领导者，我们把主要精力放在培养博士和博士后学生上。为他们修改论文，争取把好论文出版成书。我们始终觉得西方应该更多地了解东亚的情况，编辑出版这方面的书籍是非常有效的途径。
我想提一个和费正清中心相关，但目标不一样的组织，哈佛燕京基金会。这个基金会的主要目的是培养能回到亚洲教书的学者。他们主要来自中国、日本和韩国，来这里继续研究课题，提高授课水平，然后回本国教书。费正清中心的宗旨是普及东亚研究的学问和研究方法。两个组织互惠互助。二战后燕京基金会已经有了相当规模的图书馆，费正清中心的学者可以直接利用这些资源。之后费正清中心才有了自己的图书馆，主要收藏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方面的珍贵稀有资料。
费正清作为中心的创建者从1955年一直工作到1973年。我作为他的接班人两次任中心主任，分别是1972-1975年和1995-1999年。费正清卸任的时候，我们已经有了相当多的东亚研究学者。这些学者分散于美国各主流大学，在那些大学的东亚研究所工作。这些人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他们没有足够的资金和时间继续深入研究自己的学科和出书。我的主要工作，就是在暑期召集这些学者开会，让大家互相联络，互相帮助，使用费正清中心和燕京图书馆的资料，继续他们的研究。然后，我们帮助这些学者出书。总体算来，从费正清时期到我的继任，我们一共帮助这些学者出版了100多部东亚研究方面的书籍。
经济观察报：据说中心的年度预算超10亿美元，你们怎样筹集和运作资金？
傅高义：美国大学财政管理方面一个非常好的制度是进行资金运作。比如哈佛大学把获得的200多亿美元的捐助作为资金存储和投资，可以获得可观的利息。每年大学三分之一左右的开销都由这部分利息供给。中心的运作方式类似。刚开始我们的运作资金有限，后来越来越多。
费正清中心的资金主要来自私人的基金会，比如福特基金会、卡内基基金会和梅隆基金会等。美国政府也会提供一些专门的研究资金，比如帮助学习东亚语言的美国学生。另外一些资金来自于私人捐助。先是美国的富人，然后有一些日本人，后来也有香港和台湾的富人捐助费正清中心。目前中心还没有来自中国大陆的捐助。
筹集捐助面临一个技术问题，我们需要界定具体的学科，筹措研究资金或者研究者的工资。我们在接受捐助前要和捐助人具体讨论，让双方对未来研究的课题达成一致。但我们不能接受过于详细的要求。
另外,还有时间方面的考虑，我们可以接受要求进行一个历史时期的研究，比如辛亥革命、清朝以后的近现代史、或者20世纪中国的历史。我们考虑的是一个较长的完整时期的研究，不是一个微观的现象。所有的问题处理好，我们会签署正式的捐助协议。
经济观察报：你本人和中心对中美关系都有哪些影响？
傅高义：中心不会让专家跑到华盛顿的白宫和国会去演讲，教育政客该如何处理东亚关系。美国政府有很多规定甚至机密，但我们是开放的学术机构。
我们更多的是利用学术成果间接地影响中美关系。比如费正清撰写的《美国和中国》(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在学术界和政界影响都很大。中美建交之前，美国的外交家通过读这本书来更好地认识中国。1971年，基辛格访问中国之前，就向我们中心咨询过中国的情况。
还有一些中心培养出来的专家可能到政府机构任职，他们在中心进行的研究以及积累的知识对他们的工作很有帮助。比如和费正清一起开创中心的日本研究的赖肖尔，1961年至1966年曾任美国驻日本大使，是日本通。我自己也在1993至1995年在美国政府部门出任过东亚事务的顾问。
我曾经到中央党校办讲座，也倡导哈佛大学培养中国共产党的干部，我为哈佛大学负责过中国前国家主席江泽民的访问。我自己也会参加中国政府组织的一些会议和交流活动，认识了很多非常有才识的中国学者和干部，和他们成为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