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记者 汤向阳 林毅夫将其最新著作《新结构经济学》（英文版已经在美国出版）誉为世行四年工作的“毕业论文”。这本书以其在“马歇尔讲座”上的演讲为基础，结合了其世行四年观察到的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和曾经的“后发国家”的发展经验，提出了“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和政策建议。
其中，对于政府作用的提领被命名为“超越凯恩斯主义”，而“新结构经济学”也被称为“第三版发展经济学”，以区别于第一版的旧“结构主义”和第二版的“华盛顿共识”。后两者曾在二战后轮流主导了世界发展经济学达半个多世纪。
林毅夫说，他提出“新结构经济学”原因在于，在错综复杂的当今世界经济形势面前，旧有的理论既无法解释现象，也无法有效引导各国进行政策设置。他回顾道，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反思”(rethinking) 是全球媒体、经济学界和政府都经常提及的词汇。而他关于世界各国过去六十年发展经验的反思便是：无论是构建于二战后、只强调政府作用的旧“结构主义”理论，还是七十年代末提出的、只强调市场作用的“华盛顿共识”，都不能很好地解决发展问题，而这正是一名经济学家最重要的使命。所谓发展问题，指的是运用经济学的思考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提升国家实力。
“新结构经济学”的使命显而易见。它的“特殊性”也在于，它是伴随着实践而生的。早在林毅夫服务于世行期间，“比较优势”理论和政府应当为经济发展提供基础设施、法律环境等便利的观点就已经成为他指导各国制定发展政策的理论框架。现在，建议发达国家投资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又成为了他为解决欧债危机和提升发展中国家发展潜力而开出的“药方”。除此之外，他还提出了“增长识别与协调”六大步骤，希冀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增长提供一套可供参考的行动方案。
这不是林毅夫第一次提及“新结构经济学”。在世界银行网站上传的他的告别视频里，他的前同事们，包括同他一样曾担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的约瑟夫·斯蒂格利茨，都把推动新的发展理论在世行、乃至全球的传播视为林毅夫的主要工作成就之一。该视频的引言中提到，结构经济学在世行一开始并非主流，但由于林毅夫坚持的“新结构经济学”，现在，它已经重新成为世行发展学专家们最常讨论和辩论的主题之一了。
发展经济学是二战以后从现代经济学当中独立出来的领域。最早的发展经济学，也可称为发展经济学的第一版，是一批“结构主义”经济学家提出来的。当时发达国家非常富裕，在国际政治上影响很大，而发展中国家则贫穷落后。“结构主义”经济学家将两者经济形势的巨大差异主要归因为其经济结构的差异：发达国家有重工业、洋枪大炮，有很高的劳动生产率；而发展中国家当时的产品主要以农业、自然资源为主，技术水平非常低，劳动边界生产率也低。第一版发展经济学希望发展中国家通过改善经济结构，从而拥有发达国家所拥有的现代产业。
“结构主义”经济学认为，之所以当时的发展中国家不能有发达国家的产业，是由于前者当时的市场配置资源导致它们无法发展重工业等先进产业，所以提出的政策建议就是用政府积极干预、直接配置资源、支援发展重工业。当时还提出一个战略叫做“进口替代”，建议发展中国家加强生产农产品或者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然后出口这些产品以交换发达国家的工业产品。
“进口替代”政策刚开始的确带动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快速增长。但是，在短期快速增长以后就发生了经济危机，跟发达国家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越来越大。
经济疲软导致了对第一版结构经济学的反思，并最终导致“华盛顿共识”的形成。后者把发展中国家经济的疲软和重重危机归因为它们没有发达国家有效的市场竞争以及相应的制度安排，反而有过多的国家干预，导致了各种制度的扭曲。当时的思潮是，发展中国家如果要变成高收入国家，就必须推行跟发达国家一样的市场经济体制，实行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这形成了第二版发展经济学。
但结果并不乐观。学者发现，发展中国家八九十年代经济增速甚至比不上其六七十年代的增速。从稳定性来看，虽然说结构主义之下“进口替代”战略下也有各种危机，但是在推行市场导向的政策以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比原来波动更大、危机更多。这造成了发展中国家“迷失的二十年”。
但在这段时间里也有一些国家经济发展得不错。除了日本，亚洲的“四小龙”从贫穷落后的农业经济，在二三十时间里变成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大大缩小了跟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它们推行的政策并非当时主流“结构主义”强调的“进口替代”，而是“出口导向”。因为它们没有按照当时主流思潮制定政策，其成功自然也不能用主流理论来解释。
政府的作用有边界
问：“新结构经济学”对于第一代发展经济学的概括较为客观。“华盛顿共识”也的确是当时的一个思潮，但是要说它是当时的主流理论，似乎还需要更细致化的解释。
林毅夫：这个评论切中要害。对于书中第二版发展经济学的概括确实有些偏颇。但是这是做学术的必然。八十年代“增长理论”刚出来的时候，也并不完美。但是它对于推动一个新思潮、引发人们的关注和后续努力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新结构经济学”并不代表它全都是新的，而之前的理论都是旧的。对于一种理论的归纳是需要勾画其主要轮廓，其他细节部分则需要被忽略。我们只能说第一版发展经济学的主要特性是强调政府的作用，而第二版则主要强调市场的作用。
问：“新结构经济学”提到政府的作用会不会给人造成过于强调政府干预的印象？
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说的政府干预主要是给它提供一个参照系，解决“在什么地方怎么干预”的问题。正如过去的“结构主义”讲协调和外部性，“新结构经济学”也讲协调和外部性。但后者点名了在什么地方应该协调，强调量变引起质变。它所说的政府干预也指的是帮助企业进入到优势产业。如果政府干预违反比较优势，这样的干预就是失败的。
问：在“新结构经济学”框架下，我们如何确定一个完备的市场不会选择有比较优势的产业？
林毅夫：即便市场可以选择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仍然需要面对外部性的问题，需要政府帮助解决。旧“结构主义”也讲究外部性，但是它的政府干预过大，也不符合发展优势产业的目标。“新结构经济学”提倡的政府干预是非常小的，主要是以改善企业环境的方式，比如说工业园中一站式服务方式和为企业提供阶段性补贴。这是一个量变引起质变的过程。
问：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应该是“新结构经济学”的重点。但是它如何能有一个微观的机制带领领导者做一个正确的选择？如何把政府的作用和产业选择更进一步结合起来？
林毅夫：理论上讲政府所要做的就是按照比较优势扶植本国产业。但是理论只能说哪种方式更容易成功转型，而不能说这样做一定会成功。首先，政府应该很清楚哪类产业是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完全没有优势的产业不应该发展；其次，选择比较优势具有很大的操作空间，具体怎么选？一是看民营经济有没有进入。如果有，代表民营经济已经发现了比较优势产业，政府要做的就是因势利导，使之发扬光大；比较优势产业也有可能是一个完全崭新的行业，比如说是外国的夕阳产业转移。IBM或者英特尔芯片在刚开始时从研发到生产、测试全部在美国，后来公司增长了，就把某些区段转移到海外去了，这就需要一个发展中国家来接收它。智利就是一个反面例子。当跨国企业来进行产业转移时，它没有提供诸如税收优惠、工业园政策、土地供给等扶持政策，所以跨国公司就到斯堪的纳维亚去了。这也说明民营企业和政府都是有选择的。
还有一种比较优势产业完全是企业自发的。比如说八十年代印度的信息产业。但是印度当时基础设施不足，所以交易成本比较高，已经展现出发展瓶颈了。这时候只有政府能帮助这一产业克服基础设施困境和降低交易成本。所以说，理论上来讲，遵循比较优势原则，充分发挥后发优势，虽然不一定成功，但失败的可能性会大大减小。
问：政府的干预会不会形成利益集团？
林毅夫：按照国际上新制度经济学的概念，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都不是利益集团的问题。改革开放初期难道没有利益集团？当然有。当时整个国务院里面单重工业就有八个部门，他们就是一个利益集团。农村公社里每个公社主任都是土皇帝，都有利益集团。当时力量很大的重工业也有利益集团。所以，利益集团确实存在，但是跟发展的成功与失败没有必然联系。任何领导人只要站在领导位置上面都会面临决策风险。一个国家发展成功还是失败，根本上来讲取决于领导人是否能利用他的领导空间做一些政策变动：一开始不完全触动所有利益集团的利益，而是让新的、有发展的集团在很小的空间快速发展起来。比如说双轨制，比如按照产业园区发展。中国产业园区把基础设施弄好了，规制改得简单一点，并没有触及到大的利益格局，所以它能快速发展。成功的国家并不是没有利益集团，而是领导人能不能用他的决策空间进行一些必要的、关键性的、表面上看起来并不大但是方向性的决策。
问：政府有所为、有所不为的边界在哪里？谁能监管政府，保证它们守住自己的边界？
林毅夫：政府的有所为、有所不为，好经还是要好和尚来念。实际操作上面怎样避免失误、发挥政府积极作用也有很多经验可以总结。理论上来讲，只能要求政府居安思危，不能大意，要不断完善政策设置。但是理论无法告诉政府在这个阶段怎么干预、怎么操作、怎么执行才好。这可能也不是国家发展研究院要做的事，也不是“新结构经济学”所能解决得了的。
问：中国现在的基础设施仍然是主要由政府投资，民营资本即使想进入似乎时间也不对。你怎么看这种现象？
林毅夫：基础设施是政府该做的事情。八十年代拉美国家出现债务危机以后，国际上通行的做法就是基础设施领域政府退出，或者改由政府部门与民营经济体合作，当时的看法是这样可以提高效率，资金来源也更加多样化。但是这样推行的结果是，除了电信部门以外，其他基础设施基本没有进入。因为电信部门收费直接，可以给民营投资者带来直接的收益。但是像交通、港口、航空这样的基础设施投资量大、未来盈利的耗时很长，而且其未来盈利中的很多因素也不是私营投资者可以决定的。比如修建高速公路，经济发展好的话，收益就多，回报就快；但是经济发展不好的时候，公路使用少，收费就低，收益就少。拉美国家的上述思路导致它们有三十年是没有基础设施投资的。现在大家认识到了政府在基础设施大型项目上应该发挥主导作用。这种转变是对的。
问：中国目前虽然经济发展得不错，但是现行体制下很多要素价格被扭曲，金融系统也受到抑制，金融机构集中服务于大企业。在这种体制下，下一步的政策建议是什么？
林毅夫：应该讲中国现在的确是存在很多扭曲。但是扭曲程度是相对低的。比如说金融系统虽然存在抑制，但是绝大多数时间里，我们的真实利率是正的，不是负的。这里面有量和质的差距。但是扭曲度低不代表要继续扭曲下去。中国目前最大的问题是收入分配问题，这反映在要素体系里，就是价格扭曲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要深化改革。中国成功的经验是各种扭曲相对比较小，所以发展先期是有优势的。但是要继续快速发展，只能深化改革，将收入分配合理化。发挥比较优势仍是中国下一阶段高速增长的砝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