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答问录:中国再增长的动力何在(2)
导语:林毅夫将其最新著作《新结构经济学》誉为世行四年工作的“毕业论文”。这本书以其在“马歇尔讲座”上的演讲为基础,结合了其世行四年观察到的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和曾经的“后发国家”的发展经验,提出了“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和政策建议。

问:有评论说,你所说的“中国还可以维系二三十年的高速增长”是在“放卫星”。你怎么看?

林毅夫:我乐观不是因为盲目爱国,而是因为我是一名经济学家,要用理性来分析形势。增长的本质在于产业和技术的结构不断创新升级。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有“后发优势”,也就是国际上已经发展相对成熟的产业对于中国来说可能是朝阳产业,可以引进、消化、模仿,在此基础上创新。在这种模式下,中国完全可能维持下一阶段的高速增长。

根据麦迪森发布的以购买力平价为基础的人均收入,中国2008年的人均收入是美国的21%,相当于日本在1957年、台湾1975年和韩国在1957年的水平。但是日本在1971年后才达到美国人均收入的60%,台湾在1995年达到54%,韩国在1977年达到50%。它们都在21% 的基础上实现了长达二十年的、7.6%甚至更高的高速增长。我们也完全可以在2008年的基础上实现二十年的高速增长,从而在2030年达到美国人均收入的50%,甚至更多。

在《中国的奇迹》一书中,我曾提到中国的经济规模在2030年时可以与美国相当。当时大家都觉得是在“放卫星”,但是现在大家普遍相信,也许不到2030年,这点就能实现了。当时的“卫星”现在已经成为了“行星”。

问:中国经济这三十年来一直都是“风景这边独好”。现阶段阻碍中国经济继续“独好”的因素是什么?

林毅夫:中国经济仍然很有潜力,这点我有信心。目前最大的障碍在于分配不均带来的社会矛盾。中国历来就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更何况我们还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如果大量的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矛盾就会丛生。

我们实行的是“双轨制”,有很多体制问题,比如说金融、环境等方面,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对要素价格改革也不到位。下一步要做的就是要完善市场制度,消除计划经济体制的扭曲,同时政府要给弱势群体提供救助。

问:你一直强调“比较优势”。中国下一阶段的比较优势是什么?

林毅夫:比较优势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一直升级的。中国要想进一步发展,现有体制、基础设施、金融系统都要随着产业升级而改革。这种改革就是中国发展的“制度优势”。要发展经济,所在产业的要素成本和交易成本都要最低。降低交易成本涉及体制、法律环境和金融系统,只能由国家来做。

中国被人批评是“国家资本主义”。但是这是因为他们依据的是“华盛顿体系”,认为只要有政府的作用,就是国家资本主义。但实际上,任何国家的产业升级、转型都需要国家的作用。美国要实现发展,也需要国家来帮助认清下一步的新产业。政府可以通过推动专利制度和基础研究来帮助产业升级。政府采购,比如说偏向于新能源产品,也会推动产业升级。

问:政策有阶段性,政府的作用是不是也有阶段性?现阶段中国的人均收入已经达到5500美元,政府的作用是不是应该做一些调整?

林毅夫:政府的作用当然是有阶段性的。发达国家的产业在全世界走在最前沿,但是仍然需要政府发挥作用。而政府的信息是不完善的,所以它更多还是依赖市场的八仙过海。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决定重点发展哪些产业、转型过程中资源如何配置等问题都需要政府来协调解决外部性问题。

中国的某些领域政府应该退出,另外一些领域则需要政府积极干预。中国已经有相当多的产业在国际产业链之上,但也有一些产业仍然在边缘地带。对于后者,政府的角色就应该跟发达国家的角色一样,更多依赖市场发挥作用。在国际产业链上的产业则需要政府发挥引导性的作用。这的确涉及到一个政府阶段性功能的问题。

问:大国的“规模优势”是不是也是“中国奇迹”的必要因素?

林毅夫:“规模优势”的确是存在的。但是比大国地位更重要的是它的货币能否成为储备货币。美国就是大国,但是它现在能够跟全世界借债渡过危机,不是因为它是大国,而是因为美元是储备货币。中国在1850年时的GDP占据全球30%的分量,但是当时没有储备货币,所以储备货币国能做的中国当时不能做。日元和英镑都是储备货币,但是日本和英国都不是大国。英国的财政赤字比意大利高很多,但是政府公债却比意大利低很多,主要就是因为它是储备货币国。

大国有大国的优势。它的经济比较分散,所以可以在各地做实验。但是大国也会带来问题。比如说在赶超他国时,除了取决于其自然资源丰富程度,还要考虑其总人口规模。此外,大国做决策也需要格外谨慎,如果没有清晰的框架来进行决策分析,犯错率就会很高。

问:如果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达到8%的年增长率,并且持续二三十年,发达国家怎么实现后续发展?全球的资源是有限的。是不是说发展到一定阶段中美之战就是必然的?

林毅夫:这个说法没有根据。只能说发展中国家都有这个潜力,但不是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会实现二三十年的8%的年增长率。

如果这些潜力发挥出来的话,并不代表发达国家就没有发展空间了。相反,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需要大量的投资,这可以为发达国家创造更多市场。而市场不足正是目前发达国家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可以为发达国家的进一步发展创造环境。现在整个世界都在关注中国的发展,包括它的经济增速和四万亿投资。因为中国的发展和投资多了,德国、日本、美国的产业就能发展得比较好。

历史告诉我们,当老二变成老大时,战争总是难免的。但是有一点通常会被人们忽略,那就是历史上当老二变成老大时,两者的差异非常小。比如说德国追赶英国时,其人均收入已经是后者的75%,它介入的也是当时英国的主要产业。所以它们的关系是竞争的、替代性的。但是现在中国的经济结构跟美国是互补的,中国的发展只会给美国创造更大的市场。所以两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会有摩擦,但总的来说利益是共享的。

居安思危是必要的,但是不需要过于悲观。

(根据林毅夫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新结构经济学”研讨会、“北大国际(BiM-BA)校友大讲堂”上的演讲及问答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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