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网 吴娓婷/文 为香港专题采访了很多人，发现一个有趣的事情——他们不约而同地说到一句话：“以前无咁多嘢吵。（过去没这么多争执）”

一名受访者说，过去没那么多争执，社会各界对香港的发展有共识。

另一名受访者也说，当立法会出现“拉布”的时候，他对香港政界感到失望，开始查阅移民台湾的信息。因为立法会争来争去都没有出路。

还有受访者说，媒体哗众取宠，喜欢炒作一些事件。

有受访者则说，香港人不应该抱怨这么多，要面对现实。

香港人说的“吵，其实是激烈的争执。争执是不少港人的近年来的共同印象，虽然他们谈到的争执可能是不同方面的。我后来想了一下，这些受访者说的或许是相同根源派生出来的方方面面。

立法会里面争执，因为特首被指非法接受利益又不下台，因为新政府提出改组……

民间向政府强烈争取，因为感到被地产霸权压榨，因为政府要斥巨资建高铁，因为政府要拆除有历史价值的天星码头……

港人跟内地争论，因为自由行旅客在港不遵守有关法规、因为双非孕妇过多严重影响医院床位和学位，因为某内地教授竟然骂香港人是狗……

媒体也摆出前所未有的阵势，出动吊臂车监视高官的违章建筑，上百个麦克风围着官员要求他“讲清楚”，而实际上几十个媒体一起提问根本听都听不清楚。

香港是一个自由的社会，表达不同意见不仅是被允许的，更是有空间的。但现在似乎很难心平气和地表达，需要激烈争执为自己放声。

这是个值得深思的现象。

有学者说香港人“集体记忆失实”，意思是港人忘记了其实在过去也有抗争和争辩，不要将往昔过分美化。

“现在很吵”的原因可以有很多：一是前40年香港在经济高速发展阶段，社会矛盾暂时被掩盖或能够被期望借由社会流动而得以解决；二是殖民地政府远在伦敦，港人无从；三是80后、90后的特质是视野更开阔，更敢言，等等。

不过，留心一下可以发现，如今的“争执”自有其特性。香港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从一个移民城市到人们的长居之地，已经沉淀了一套从上到下有共识的城市发展的法则，例如法治、公义、廉洁。这些都是香港之所以成为香港的原因，也是香港人所拥护的价值观与信条，都是不可侵犯的。可以看到，争辩得最为激烈的内容都是触及核心价值的内容。

通过采写发现，这十五年来，政府渐渐忘记了应该要以香港及香港市民利益为先，在经济和民生议题上缺乏有效作为。面对立法会和民间的意见，政府总是以保证自己范畴内相安无事为最大原则，而缺乏长远和通盘的目光去解决，导致不满越积越多。甚至相关的政策行为已经偏离了香港社会的基本原则与核心价值，仍不知道扭正。当民众反对声浪实在太大的时候，香港政府可能会惯性地寻求中央的帮助，导致民众现在跑到中联办反映意见。这是任何有责任感有能力的政府都不应该做的。

于是，香港社会可以吵的东西更多了，发展方向引发激烈、政策措施，并且在一种可能失去核心价值的焦虑下态度激烈。

当然，政府需要为政策失效承担责任，但不代表过激表现就是对的。部分香港人没有遵守请愿的秩序，冲栅栏、围堵政府官员，等等。为了表达意见而忘却法治的存在，同样是很危险的。

在我采访的过程中，接触大量的受访者仍然是勤劳乐观，甚至即使生活在贫困线下，身患疾病，仍勤奋工作、拒绝领取综援。港人本来就是安分、不好斗的。何以至此？

我很喜欢前港英政府顾问顾汝德在他的书里说的：“港人的公民美德让人欣羡”。他用一段文字描绘了他喜爱的香港市民：“（香港）工作人口顺从市场的指令，会随着不同行业的兴衰而转换工作和学习新技能。香港社会选择不去争论是否需要创造让生意能蓬勃发展的环境，普罗大众即使政治影响力微小，收入也未能跟随整体经济增长率而上升，仍尽力争取发展机会；即使面对严重的政治和经济障碍，香港人也不会如二次大战后30年内的中国和亚洲大部分地方那样发动革命，他们宁愿努力工作，改善生活水平。”

希望香港政府能多听取民众意见，多创造机会，希望香港人又能够返回到安居乐业、勤劳致富的宁静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