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青青/文
“北京”在我脑海中的定位一度是全国文化气息最浓烈的地方。当然，在此次北京行之前，作为旅游地或转机中转地的帝都，给我的只是外界信息编织成的刻板印象。等有近一个月的时间实地体验时，才真正体会了所谓的文化气息。
大量的文化讲座便是载体之一。7月15日在国家图书馆学津堂举行的凤凰网读书会第100期“常识&六人谈”讲座着实让我这种精神享受者过了一把思维风暴的瘾。李敬泽、阿乙关于“文学&艺术”，秦晖、熊培云关于“人文&思想”、梁鸿、十年砍柴关于“生活&民生”的讨论碰撞出了许多新的思想元素。讲座持续了3个多小时，我尽可能地还原我所认为的精彩片段与大家分享。
“文学&艺术”中的常识
关于文学，八十年代是一个永远绕不开的常识性话题，这段激情燃烧的岁月被无数人视为文学艺术创作的“黄金时代”。祛除了六七十年代的政治影响与九十年代后的市侩之气，文学获得了独立的发展，人文精神得到了自由的张扬。艺术从作为“共同之美”的阶级审美走向了注重“人之美”的个体审美解放。
的确，我们对“黄金时代”赋予了太多的意义，然而与现今知识爆炸的时代相比，八十年代仅仅是一个属于“少数”的年代，文学与艺术早已被重新估价。因此，当今天我们在追忆“黄金时代”的文学经典与艺术创作之时，我们首先需要对“什么是经典”这一问题进行一番常识性思考，正如阿城所说：“任何高见，如果成为了生活或知识上的常识，就是最可靠的进步。”
李敬泽：我们生活在一个有悖于常识的时代
文学和常识的关系之一，或者说关于文学的常识之一，就是文学对很多常识保持着一种警觉。那么文学创作和文学阅读中，有没有一些我们说的常识性的经验或者我们大家阅读文学作品时的一些常识性的约定，我觉得这肯定是有的。最简单的，比如说“本作品纯属虚构，请勿对号入座”，这个就是常识，那么你看一本小说，你非要把自己放进去，非要认为这写的就是我，或者整个搞不清虚构和现实之间的界线，这个恐怕就确实违反了文学创作和文学阅读的一个基本常识。
另一个常识是，文学这件事不是赛跑，不是田径场上发令枪一响就跑，谁跑在前面就了不得，谁跑在后面就算你倒霉。自九十年代以来，我们形成了一个伪常识，觉得文学需要越年轻越好，一代一代新人，不断的出现，这是对的，但是一代一代，当每一代新人出现的时候，都意味着他的上一代就迅速的贬值和折旧了，就是我们有了80后，我们现在就等着90后，如果你是生于80年的，到现在为止还没出名那你完了，你是发令枪响了你还发愣呢，现在只能是90后跑，再过几年就是00后跑。我认为不是这么回事，我曾经做过很长时间的编辑，我老跟我的编辑们讲，我说80后也好，90后也好，00后也好，我们当然要高度关注，但是我说你们永远不要忘记，也许那个高人，那个70后的高人，现在还没开始写呢，也许那个60后的高人，现在也还刚刚准备说我要写一部什么东西，所以就是说，就文学这件事来讲，我觉得一个常识就是说，它真的不是以年龄的这个逻辑来判断它的。人类的创造，人类才华的迸发，确实没有年龄的限制。就文学这件事来讲，如果我以前没有写小说，明天决心写小说，也未必是失败，因为我起码活到现在，我对世界、对人性，也许确有比所有年轻人都厉害的想象和感受。（李敬泽语）
阿乙：作家的“常识”就是坦诚
我就讲一下我写作的一些体会，我印象最深的一个常识就是作者必须要坦诚，在写作的时候必须要坦诚自己所见，所看到的，所想到的，而不是说，像一个餐馆的厨师一样，是为顾客的需要去定制自己的作品。我印象中最深的一个阅读细节是小仲马写的《茶花女》，它里头写有个叫阿尔芒的年轻人，他要去看他过去的情人叫玛格丽特，因为玛格丽特已经死了在棺材中，所以他用很多的办法去开棺，用了很多手续把棺材打开以后，我当时还年轻，我想象的那个细节就是觉得这个姑娘一定是死的很美，很凄美，像一首诗一样死掉了，或者本身就像一首诗一样。但小仲马把这个场景真实地写了出来，他说：“这个姑娘眼睛只剩两个窟窿，牙齿紧密的排着，干枯的头发黏在一些还挂在骨头上的皮肉，你想不出来这是一个在巴黎被誉为面若朝霞的玛格丽特”。我看到这里的时候非常触动，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对死亡的理解就是像挪威的森林一样，就是很突然的死去。这样一个作家突然告诉我这样一个场景以后，我就觉得逃避不开，后来做了警察看了太多的死亡的结局以后，这些真实感会把我的内心紧紧抓住，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我在写作的时候再也不可能去写一些诗意的死亡。人容易变得诗意化，就是因为读者需要这种诗意的东西，所以作者有意识无意识的容易把死亡写的很美。但是，死亡本身是一个丑陋的现实已经扎根在我心里，我觉得死亡的丑陋本身就是一个常识，我理解的常识就是类似这种对真实的坦诚。（阿乙语）
什么是“理想社会”？如何建构一个“理想社会”？这恐怕是历史上被思想界争论次数最多的问题了。正如当西方在对“人权”的追求早已成为了公民常识的范畴之时，一个对立的“中国常识”似乎也在中国社会根深蒂固地存在了数千年。简而言之，为什么国民这个“主人”制约不了他们的“仆人”？为什么“权利”总被“权力”捉弄？正如秦晖先生所言，如果这个常识问题不得到解决，天平总是向着“有权者”一端倾斜。中国所受“常识之害”甚深，那么，我们又如何借助常识的力量重新发现社会？这个问题急需得到解答。
秦晖：常识是一切高深学问的基础
常识，这个东西是非常重要，它是一切高深学问的基础，但是这并不是说常识都是对的。所谓常识就是一种你们不能无视它的东西，所谓不能无视它，就是说也许它是错的，那么你也要想办法去证伪，如果你能证伪，就是你的一大贡献，如果你不证伪它，而你又认为好像它不存在，那么你讲的话往往要像一个神经病患者。比如说我们自古以来看到太阳从东方升起从西方落下，于是，就有一个常识是太阳围绕地球转的，这个常识对不对呢，也许不对。这时就有一个较真的人，哥白尼，煞有介事的去分析，最后终于把这个事证伪了。所以，常识不一定是对的，那么另外一个，我们在某个街上看到一个傻子，他大喊大叫说，太阳从西方升起来了，那么你会觉得他很伟大吗，那我们只能觉得他是一个傻子，其实傻子和伟大的思想家的区别就是在于，哥白尼是证实、证伪了一个常识，而我刚才讲的那个傻子是无视常识。另外，关于什么是理想社会，可能一千个人有一千个答案，我们设想的理想可能每个人都不一样。我觉得我们正因为对理想的设想都是不同的，所以我们应该有一个社会，让每一个人都可以为他自己心目中的理想去做出努力，而这个努力又不会去压制别人。我觉得这种状态就是值得我们去做的，尽管这种社会是否叫理想社会，我也不能确定。（秦晖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