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于达

一

1996年由耿云志和欧阳哲生主编，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三卷本的《胡适书信集》中，只收录了两封与沈从文的信，而且是两封无关紧要的信。其实，胡适与沈从文之间有一封颇为重要的信，却是收在了《从文家书》里，现摘录如下：

“从文兄:

张女士前天来过了。她说的话和你所知道的大致相同。我对她说的话，也没有什么勉强她的意思。

我的观察是，这个女子不能了解你，更不能了解你的爱，你错用情了。

我那天说过，‘爱情不过是人生的一件事(说爱是人生唯一的事，乃是妄人之言)，我们要经得起成功，更要经得起失败。’你千万要挣扎，不要让一个小女子夸口说她曾碎了沈从文的心。

我看你给她的信中有‘把我当成‘他们’一群’的话。此话使我感慨。那天我劝她不妨和你通信，她说，‘若对个个人都这样办，我一天还有功夫读书吗?’我听了忧然。

此人年太轻，生活经验太少，故把一切对她表示爱情的人都看作‘他们’一类，故能拒人自喜。你也不过是‘个个人’之一个而已。

暑期校事，你已允许凌先生，不要使他太为难，最好能把这六星期教完了。

有别的机会时，我当代为留意。

给她的信，我不知她的住址，故仍还你。

你若知道她的住址，请告我，我也许写一封信给她。

有什么困苦，请告我。新月款我当代转知。

适之

十九，七，十夜”

二

1929年9月，由徐志摩介绍，经胡适同意，仅有小学学历的沈从文受聘为中国公学的讲师，主讲大学部一年级现代文学选修课，期间他认识了名门闺秀张兆和，开始了他那段颇为有名的马拉松式的恋爱。然而，1930年夏沈从文决定要离开上海前往青岛，临走之前他希望能从张兆和那里得到一个回复，沈从文的急切心情，我现在没有找到文献予以直接的证明，摘录一段张兆和1930年7月8日日记中的一段，来当佐证：

“他（指沈从文，笔者注）还说了些恐吓的话，他对莲（张兆和的朋友，笔者注）说，如果得到使他失败的消息，他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刻苦自己，使自己向上，这是一条积极的路，但多半是不走这条的，另一条有两条分支，一是自杀，一是他说的含含糊糊，‘我不是说恐吓话……我总是的，总会出一口气的！’出什么气呢？要闹得我和他同归于尽吗？那简直是小孩子的气量了！”

张兆和在之后的7月11日的日记中写道：

“十一日

接到S.（即沈从文，笔者注）（是得到我给王的信而还未见到我的信时写的）。字有平时的九倍大！例外的称呼我‘兆和小姐’”

之后附有沈从文信的原文，现摘录最后两句。

“……因爱你，我并不去打算我的生活，在这些上面学点经验，我或者能在将来做一个比较强硬的人也未可知。我愿意你的幸福跟在你偏见的背后，你的顽固即是你的幸福。”

沈当时的火热与急切在这些文字中显露无疑，可是这样无疑给张兆和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同时这也给张兆和带来了一些忧虑与担心，她决心去寻求胡适的帮助，于是，就有了文学史上那段颇为有名的谈话，现摘录一下张兆和当年的日记（1930年7月8日），还原一下这段被无数煽情作品戏说的谈话。

“八号

……

……

江北女工上楼去不一会，胡先生下来了。他开始便说对不起，先前我刚走，他的客人们也就走了，害得我跑路，随后问我的姊姊，暑假学校等事，他假装以为我是问暑期学校事来，问我进不进暑校。及至后来才问:‘密斯张有什么话同我商量，请尽管说吧。’他说时由较远的一张长沙发椅，移坐到我对面的沙发上来了。我毅然(但终不免带几分羞涩)的说:‘我本不该来麻烦胡先生，不过到了无法可办时，而且沈先生也告诉过你，所以我敢于来请教先生。’于是我说了沈先生的事。他也把他由沈先生那里得知的事情报告点给我。他夸沈是天才，中国小说家中最有希望的什么，及至我把我态度表明了，他才知道我并不爱他。这下子他不再叨叨了，他确乎像是在替我想办法，他问我能否做沈一个朋友，我说这本来没甚关系，可是沈非其他人可比，做朋友仍然会一直误解下去的，误解不打紧，纠纷却不会完结了。这里，他又为沈吹了一气，说是社会上有了这样的天才，人人应该帮助他，使他有发展的机会!他说:‘他崇拜密斯张倒是真崇拜到极点。’谈话中这句话他说了许多次。可是我说这样人太多了，如果一一去应付，简直没有读书的机会了。于是他再沉默着。他说:‘你写信要他现在不要和你通信，或不要写那样感情的信。最好是自己写封信给他，再把态度表明一下。’我说怕他接信后会发生影响·，‘不会吧，’他也不敢断定，‘不过你得写得婉转些。’我说我没有还信的错误。他说:‘你很可以对他说信是留着的了，你就明白的说，做一个纪念，一个经验。’他说他也愿意为我写信去劝劝他。临行时，他说:‘你们把这些事找到我，我很高兴，我总以为这是神圣的事，请放心，我绝不乱说的!’神圣?放心?乱说?我没有觉得已和一位有名的学者谈了一席话，就出来了!”

此次谈话之后，胡适给沈从文写了一封信，这封信里表达了胡适对沈从文的关心与劝告，这就是上面摘录的那封信。

适之先生也许会以为他把所有的冰冷的事实都抖出来，可以冷却沈从文那颗火热的心，可是事实上，沈从文认为“胡（指胡适，笔者注）的话不能存在”，真正让他决心离开的是两个人物的作用，第一个就是当初介绍他入中国公学的徐志摩，另一个人物就是张兆和了，她倒是听了胡适的劝告，给沈从文写了一封信，具体内容如何，现在已经不得而知，但从沈从文回信的内容来看，不外乎是告诉沈，她压根儿就不喜欢他，甚至我们可以猜测，张兆和在信中告诉沈从文不要再来打扰她。为什么这样讲，请看一下，下面张兆和在1930年7月15日的日记。

“ 十五日

……

……

他说他接到我的信，很懂我的意思，此后再不来为难我了;以前他自己也知道，他有一个年龄同我相仿的妹妹，他妹妹不欢喜同人家谈这些事，他知道我也是一样的不欢喜。但是，他说男子爱而变成糊涂东西，是任何教育不能使他变聪敏一点，除了那爱是不诚实。他说这事他已给三个人知道了，这三个人便是王华莲，胡适之，徐志摩。胡用科学的言语叫他等待，王叫他安心教书，而徐只劝他:‘这事不能得到结果，你只看你自己，受不了苦恼时，走了也好。’他觉得胡的话不能存在，他信了徐的而否认了王的。他决定不教书了，走了既可以使他无机会做那自谴深责的孩气行为，又可以使我读书安静一点。他说他到另外生活上去，当努力做个人，把一切弄好一点，单只是为了想到留一点机会使我爱他，他总是要好好的在做人的。他说我将来明白了爱，知道爱人时仍不爱他，这是他预料中事。因为他说他所爱的太完全太理想化，而自己却又照例的极看不出自己的好处。”

沈从文这封回信写的是相当之长的，足足写了六页纸，我们可以猜测，沈从文极有可能是真的下定决心，再也不去打扰张兆和了，然后以一种诀别的心态与口吻写出了这样一封长信，此刻沈从文的心中对张兆和真的已不再抱有希望，即使是怀有希望，那也只是一种始自于绝望的希望。然而，或许沈从文自己也没有料到，恰恰是这封信真正地打动了一再拒斥他的张兆和，张兆和在1930年7月14日的日记中写道：

“十四号

……

……

我满想写一封信去安慰他，叫他不要因此忧伤，告诉他我虽不能爱他，但他这不顾一切的爱，却深深地感动了我，在我离开这世界以前，在我心灵有一天知觉的时候，我总会记着，记着这世上有一个人，他为了我把生活的均衡失去，他为了我，舍弃了安定的生活而去在伤心中刻苦自己。顽固的我说不爱他便不爱他了，但他究竟是个好心肠人，我是永远为他祝福着的。”

在15日的日记中写道：

“

……

……

自己到如此地步，还处处为人着想，我虽不觉得他可爱，但这一片心肠总是可怜可敬的了

……

……

读了这几节，这接信者不由衷心感到一种悲凉意味。她惊异到自己有如许的魔力，影响一个男子到这步田地，她不免微微的感到一点满足的快意，但同时又恨自己既有陷人于不幸的魔力，而无力量去解救人家，她是太软弱了!她现在也难过得要哭。”

在沈从文苦追张兆和三年零九个月后，张兆和才完全地接受他，而真正地被沈从文的真诚与善良感动则是在沈从文写第一封信后的第七个月，1930年7月。

之后的故事就是所有的人都知晓的，1932年7月，沈从文到张家求亲，1933年9月9日沈从文与张兆和在北平中央公园举行了婚礼。

如果故事到此结束，那么一切都只是一个青春的浪漫故事，这个故事会被镀上一种唯美的诗意的光晕，然而，生活在继续，故事自然也在继续。

1934年左右沈从文结识了女诗人高青子，昔年的痴心汉有了婚外情，但是沈从文是一个真诚的人，他把自己对高的爱慕与关心写在了1936年给张兆和的信中，张兆和醋意大发，沈从文不能想象他的这种感觉同他对自己妻子的爱有什么冲突。的确，就是这样，他当年那样真诚地对张兆和坦承着自己对她的爱，现在他又同样坦诚地表达着他对另一个女人的爱，这场婚外情自然没有熬得过悠悠岁月的消磨，没有比得过家人之爱的深沉绵长，高青子只是投入沈从文心湖的一粒石子，一阵涟漪之后，平静依旧，他自始至终，都在挚爱着张兆和，尽管其中会有些家庭琐碎，有些鸡毛蒜皮的烦心之事，但他的爱始终如一。张兆和的二姐张允和在其口述的散文集《张家旧事》中收有这样一篇文章《从第一封信到第一封信》，这是初稿成于沈从文逝世前二十四小时的一篇文章，现将该文最后一段摘录如下。

“  有一次，我进城到东堂子胡同看望沈二哥。那是1969年初冬，他一个人生活，怪可怜的。屋里乱得吓人，简直无处下脚。书和衣服杂物堆在桌子上、椅子上、床上……到处灰蒙蒙的。我问他:‘沈二哥，为什么这样乱?’他说:‘我就要下放啦!我在理东西。’可他双手插在口袋里，并没有动手理东西，他站在床边，我也找不到一张可坐的椅子，只得站在桌子边。我说:‘下放!?我能帮忙?’沈二哥摇摇头。我想既帮不了忙，我就回身想走。沈二哥说:‘莫走，二姐，你看!’他从鼓鼓囊囊的口袋里掏出一封皱头皱脑的信，又像哭又像笑对我说:‘这是三姐(他也尊称我三妹为三姐)给我的第一封信。’他把信举起来，面色十分羞涩而温柔。我说:‘我能看看吗?’沈二哥把信放下来，又像给我又像不给我，把信放在胸前温一下，并没有给我。又把信塞在口袋里，这手抓紧了信再也不出来了。我想，我真傻，怎么看人家的情书呢，我正望着他好笑。忽然沈二哥说:‘三姐的第一封信—第一封。’接着就吸溜吸溜地哭起来，快七十岁的老头儿像一个小孩子哭得又伤心又快乐。我站在那儿倒有点手足无措了。我悄悄地走了，让他沉浸、陶醉在那春天的‘甜涩’中吧!”

张兆和的四妹张充和在沈从文死后题写他的碑文：“不折不从，亦慈亦让；星斗其文，赤子其心。”这来评价沈从文的一生是极为精当的，但是沈从文对于张兆和的爱不仅仅是一种童真的单纯的爱，而且是一种充满了理智与意志的爱。后来，沈从文在回忆他最终向张兆和求爱成功时不无得意地说：“关于这件事（即1932年他向张兆和求爱成功，笔者注），我却认为是意志和理性做成的。”如果，沈从文对张兆和的爱只是一种“孩子气”的纯真，那么这样的爱不免单薄些，沈从文对张兆和的爱里注满了他从湘西荒原带来的那种强劲、雄健、深沉、执着的原始生命活力，沈从文的“顽固”浸透了他对爱情理想的执着坚守，这使的这份爱丰富了许多，也使得这份爱有了一种质的升华，恐怕这一切，是适之先生难以想象的。

在有一点上，适之先生的确没有看走眼，就是张兆和不能理解沈从文，不能理解沈从文对她的爱，《从文家书》的后记中，张兆和这样写道：

“从文同我相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后来逐渐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过去不知道的，现在知道了;过去不明白的，现在明白了。他不是完人，却是个稀有的善良的人。对人无机心，爱祖国，爱人民，助人为乐，为而不有，质实素朴，对万汇百物充满感情。”

对于沈从文来说，最重要的或许不是张兆和能够真正地理解她，最重要的是他爱她，而且她能够接受他。在这个世界让一个人去完全地理解另一个人是不可能的，人永远都是一个孤独的存在，这些道理沈从文不是不明白的。至于他到底是幸福还是不幸，恐怕只有他自己知道，我们所有的评论都只是一种猜测。

三

你去胡适遗留的日记与通信中去寻找他当年的情史是颇要费些周折的，因为适之先生留下的书信与日记中对他的这些情史是基本是不留痕迹的，这倒是难为了后来的学者，余英时先生读完了400多万字的胡适日记，拨开了层层的障眼法，才在一个隐秘的角落发现了胡适一个秘密的女朋友，胡适与韦莲司、陈衡哲、曹诚英、徐芳、罗维兹之间的纠葛，基本已经被人连考证加戏说的差不多了，但是其中也有许多耐人寻味之处。

胡适是一个处理多角关系的高手，他能够在这么多复杂的关系中进退自如，除了一些客观原因之外，比如无论是韦莲司、陈衡哲，还是曹诚英、徐芳、罗维兹，胡适基本上都是在半推半就中开始的，至少他不是那个最早开始主动的一方。最重要的原因是适之先生的爱情婚姻观念，这也就不得不提到在开始时摘录的那一封信，“爱情不过是人生的一件事”，这样的话胡适不仅对沈从文这样说，对在1929年8月8日，他给他的学生刘公任的信中也提到这一点。蒋介石在其死后称其为“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是极为精确的，胡适对所有与他有过瓜葛的女子的爱都是极为内敛的，他是从容而进，从容而出的，他最吝惜的应该是他谦谦君子的清誉，尽管他的诗歌里充满了他对爱情的向往与迷恋，可是他又总是去弄一个没理由的小序来放烟雾弹，掩盖诗歌本身的意图。

胡适是一个人缘极好的一个人，胡适一生有无数的好友，以至于黄克武先生在总结其交际为人时用了“四多”来概括，“客人太多，演讲太多，宴会太多，兴趣太多”，他对于后辈的提携也是尽心尽力，“我的朋友胡适之”，在民国的文人中很难想出还有哪一个文人会有如此的场面。然而，他对于那些痴于他的女人，未免有些薄情。

蝴蝶

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

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

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

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这是1916年8月23日胡适写给韦莲司的诗，那年胡适25岁，韦莲司31岁。1959年是胡适70岁虚岁生日，韦莲司想送给胡适的一件礼物就是利用自己的积蓄设立一项基金以资助胡适作品的出版。1962年2月24日，胡适因心脏病逝世，两只黄蝴蝶，一个忽飞还，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1971年2月21日，86岁的韦莲司在西印度群岛的一次事故中丧生，她为了胡适一生未嫁。剩在人间的这一个黄蝴蝶也终于飞向天国，不在人间孤单，去填补那早先飞走的那一只蝴蝶孤单的世界。

秘魔崖月夜

依旧是月圆时，

依旧是空山，静夜；

我独自月下归来，──

这凄凉如何能解！

翠微山上的一阵松涛

惊破了空山的寂静。

山风吹乱的窗纸上的松痕，

吹不散我心头的人影。

这是1923年12月22日胡适写给曹诚英的诗。曹诚英20岁离婚之后，终生未嫁，几度想要出家。1973年1月18日，曹诚英去世，葬在安徽省绩溪县旺川公路旁，此时海峡隔绝，她不知道胡适早已先行去世，她在死后仍想守在胡适回家的必经之路上，等待心爱的人归来。

水调歌头

执手真难放，

一别又经年，

归来三万里外，

相见大江边。

更与同车北去，

行遍两千里路，

细细话从前。

此乐大难得，

高兴遂忘眠。

家国事、

《罗马史》，

不须言。

眼中人物，

算来值得几文钱。

应念赫贞江上，

有个同心朋友，

相望商依然。

夜半罢清话，

月圆正中天。

经陈漱渝先生考证这首词是胡适写给陈衡哲的词，陈衡哲的英文名字素斐后来成了胡适女儿的名字，而这个女人也为了胡适经历了“精神上和身体上的大地震”，遭受了一个东方女性难以忍受的不幸，名誉与精神的危机。

车中望富士山

雾鬓云裾绝代姿，

也能妖艳也能奇。

忽然全被云遮了，

待到云开是是几时，

待到云开是是几时！

这是1936年7月16日，胡适写给徐芳的诗。胡适曾向徐芳承诺，他不再爱任何人，然而事实上他在与徐芳通信的同时又爱上了美国人罗维兹。

……

……

四

胡适在《悼念志摩》中写道：“他的人生观真是一种‘单纯信仰’，这里面只有三个大字：一个是爱，一个是自由，一个是美。他梦想这三个理想的条件能够会合在一个人生里，这是他的‘单纯信仰’。他的一生的历史，只是他追求这个单纯信仰的实现的历史。”其实胡适又何尝不是如此，沈从文又何尝不是如此，只是他们做出了不同的选择。

去评价他们选择的对错是没有意义的，也是不会有结果的，但是围绕他们的探讨是有趣的，比较他们各自的选择，自己对人生的无奈，也许会多一份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