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严搏非

《弯曲的脊梁》有个副标题：“纳粹德国和民主德国时期的宣传活动”。书名来自前民主德国著名的“国家赞美诗”作者贝希身兼文化部长，这首名为《烧伤的孩子》的诗写于1956年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之后，但直到2000年——40多年后——贝希尔才将它公开出版。诗很短，我们录在这里：“那个脊椎已经受伤的他，别人很难让他相信，还能笔直地站立。受伤脊椎的记忆，让他恐惧。纵然治愈后，休息已足够长，并且不再有任何危险，会再次折断其脊椎。”接下来，书的作者这样写道：“国家社会主义和民主德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都花费了大量精力来弯曲，有时是折断人们的脊椎，它们都发现宣传是一个绝对必要的过程”。

这是一种我们极为熟悉的场景，以至于熟悉到我们对这个“弯曲”的过程常常不再有意识，同时，也常常忘记那被弯曲的脊椎其实是可以重新笔直地站立的。有时候我会以为，这种“弯曲”仅是我们，尤其是我们的上一代才特别经历的过程，80年以后的孩子，至少会较少地有这样的问题。然而，实际的情况却恰好相反。

对于我们的少年时代，这种“弯曲”来自于对一种自我宣称的真理性意识形态的认同，我们生活在对未来的无差别美好世界的反复宣传中，生活在对领袖无限崇拜的反复宣传中，当然，同时也“由于这些信条声称永远正确，因而对赞同和一致性有着强烈的激情，导致它不断地被引诱来增加恐怖”（P226），因此，我们同时也生活在不服从的恐怖之中。然而，由于这种“弯曲”的正当性尚隐约地等价于“对真理的服从”，因而一旦谎言被揭穿，一旦世界的精神被重新打开，一旦恐怖稍有解除，理性很快就会复苏，人们依旧可以笔直地站立，独立的思想立刻便奔走于大地。

但今天的“弯曲”却不再有伪装的真理性认同了，它直接来自于去政治化后的功利性考虑，它出自对国家机器和行政组织所拥有的无限力量的认同，“弯曲的脊梁”在今天已经成了一项生存技巧，就像哈维尔在“无权者的力量”一文中所描写的水果店和蔬菜店老板，现实的利益使他们顺理成章地承认“皇帝的新衣”，自觉却冷淡地与权力建立“一致性”。今天的“弯曲”过程除了宣传，更多地依赖于无所不在的国家体系，依赖于人们对权力和利益的默认，这就是更为糟糕的后极权时代。在这个时代，接受者也不再无辜，“弯曲”的过程，常常事先就得到了隐约的同意。

这是部传播学名著，最初是徐贲推荐的。徐贲这几年对国内的事情有两个主要的关注点，一个关于公共理性的建立，即我们能不能就公共问题在公共平台上进行理性的讨论，或者说，我们会不会讲道理？另一个则与这本书有关，即我们能不能学会分辨什么是宣传？听起来似乎都是常识，但其实，“弯曲的脊梁”是会忘记他其实是可以直立的，甚至，他会以为“弯曲”才是常态。西方的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就有专门的课程，告诉你如何分辨这是“宣传”。宣传在他们那里从来不是一个好词，因为这意味着强迫，意味着诱使人们对某种事物的追随，但任何事物哪怕再美好的事物都没有权力剥夺人们的独立思考，更不用说所有的全称命题一定为假。然而在我们这儿，自我审查往往会逐级放大，新闻系的学生则会质疑老师：这样的新闻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殊不知这正是“宣传”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