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功秦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入了第四个十年，可以说，我们已经进入转型中期的深水区，这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个新的关键时期。近年来，当改革出现困境时，左的与右的激进主义思潮重新抬头，前者把“文革”浪漫化，要把中国拉回到改革前的平均主义时代去，后者主张实现一场西方化的自由主义“革命”。在当下中国知识界对中国改革前景的左右之争中，激进左派与激进自由派都是相当强势的声音。它们都力求占据网络与民间话语的制高点，影响中国未来二十年的历史选择。实际上，左与右的意识形态激进主义的价值与思维方式，始终深深扎根于20世纪以来中国人的社会土壤与政治文化中。
近年来出现的左右激进主义思潮对改革的新冲击与挑战，不但没有结束的迹象，而且还刚刚开始，社会上左右观念的对峙似乎更为凸显。正因为如此，我深感到，坚持中道的理性主义，克服浮躁焦虑的心态，避免思维的极端化，在渐进发展的共识中，通过不失时机的改革走向新的政治文明，是解决中国转型困境的根本出路。温和、务实、理性，这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期望，也是我们经历过激进灾难的中国人，对百年先人、对我们未来子孙的责任所在。
本书是近年来陆续在刊物上发表的访谈录、思想随笔与政论的结集。其中不少文章在国内媒体上发表后成为社会广泛关注与讨论的焦点。各篇文章环绕着一个中心问题，就是超越左右之争，一方面，既反对激进的左的“文革”思潮回潮；另一方面，也反对简单化的西化自由主义，强调观察与分析中国问题时，要特别重视我们的历史经验与运用我们的常识理性，主张通过渐进的方式，通过发展公民社会与公民理性，在保持现存秩序的历史连续性的基础上，经由多元试错来寻找摆脱转型困局的最佳路径，实现向民主宪政体制软着陆。
本书第一篇文章是总论。该文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上述观点。第一辑各篇文章均从不同侧面对总论提出的观点加以论述与说明。在其中，我特别强调，通过维新模式而形成的强势国家往往具有很强的抗变化能力，它对旧思维的剥离能力难免比较弱，而且，当面临改革中的困境，由此引发左右激进主义对体制冲击挑战时，这个体制往往会进一步利用自己掌控的财富、经济与社会资源，来强化固有的大维稳思维，从而形成一种路径依赖。我们近年来看到的情况，实际上是一方面国家控制力度越来越大，另一方面，社会矛盾却越来越频繁地发生。
在这些文章中，我还提到中国可能出现的三种陷阱：第一种是自由民粹主义，第二种是“文革”民粹主义，第三种是国家主义民粹主义。无论是哪一种，都将是中国改革大业的不幸。
我还提出，如果我们顺利改革，可以经由发展经济学家所说的“极化效应”，进入“涓滴效应”的良性循环，让社会大众分享现代化的好处，最终克服两极分化，并进而经过民生建设与公民社会重建，形成民气顺畅的新局面，为民主宪政时代的到来奠定社会与经济基础，中国将经由改革者主政、经济转型与经济起飞、民生建设、公民社会、宪政民主的这五步逻辑，迎来中国民主繁荣新文明时代的到来。
第二辑是一组历史文章与谈话录。我力求从当代人所关注的新视角，来重新解读近代历史。在我看来，一部中国近代史，可以用四句话来重新概括：一、自清中期以来，专制体制与保守文化，导致了清末迟误的改革。二、迟误的改革又导致不成熟的辛亥革命。三、不成熟的革命进而导致中国走向碎片化。四、这种分裂状态，恰恰是20世纪中国两种激进主义的起源，这两种激进思维又是使中国陷入更为深重的民族危机与各种大灾难的最重要原因。
正因为如此，新世纪的中国人，通过历史反思来痛定思痛，从中国近代史与发展中国家的历史经验中，反思出对当下有意义的东西。历史告诉我们，只有不失时机的改革，克服焦虑心态与意识形态偏执，用常识理性与历史经验才能引导我们走向更好的未来。
第三辑是一组文化谈话录。关注的是知识分子如何在转型时代安身立命。其中涉及许多对当下人文问题的思考，希望能得到读者的共鸣。
有一位读者朋友，也是我十分尊敬的作家，在读过我的《历史的眼睛》以后，曾给我写过一封信，他以悲天悯人的情怀，与我讨论中间道路的困难与他内心的矛盾：
中国的路怎么走？中国人民的路怎么走？西式自由主义是行不通的，因为中国缺少自由主义的基础和条件；新左派的路也难行得通，我们都经历了极“左”的灾难，我们知道它的后果。以后的人们再也不会同意我们的社会走这条回头路的。正因为如此，我曾经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是没指望的，中国的前途就只能是顺其自然了。这样的思考使我的思想非常悲观，内心世界正如您所描述的文化地狱感一样黑暗。但是我在读您的书的时候，为您的乐观和激扬的精神所感动，精神不由得激动起来：国家“走小步，走稳步，不停步”地往前走，改革终究是有希望的。
但是我又要说，每次读罢了您的书，当我合上书进行思考的时候，我的心却又淹没在无边的黑暗中，充满了悲哀和忧伤。
您引了一段赫尔岑的话：“我们正处在既来自过去，又达不到将来的中间环节，我们既看不到黄昏的晚霞，也看不到黎明的微曦，未来的人们啊，你们也许永远不理解我们。”那么再过三十年，当你我行将就木的时候，还看不到黄昏的晚霞，看不到黎明的微曦，你将作何感想？我这里并不是对您的“新保守主义”的批评，而是吐露着我内心的悲情，请您理解。所有的理论都是灰色的，但我们还是要选择其中的一条。从现状出发，我只能选择新保守主义，因为它让人民少付出一些代价，还能在心中略存一点希望。尽管这希望如同遥远的天际还没有出现的亮色，但我们知道，天总是要亮的。
我在给这位朋友的回信中写道：
谢谢你的来信，你的书曾经鼓励着我与我的朋友怀着沉重的责任反思我们民族走过的路，并怀着同样的责任感去面对未来。你的信也使我看到了一个充满同情的心灵如何在严肃地思考中国当下的命运。
也许文学家容易不自觉地成为完美主义者，完美主义者往往用自己心目中的理想标准来衡量现实，这样做也有好处：可以为人类争取更理想的社会提供参照点，然而，这也会带来事情的另一面，那就是，现实总会使人觉得很糟。其实，我们是不是还可以有另一种角度，那就是历史的角度，历史总是不完美的，用墨子刻的话来说，人类的现实生活是神魔混杂的。人们只是在尝试与错误中不断向更为理想的方向演进蜕变的。这就是生活的本质，是人生的精义。
从这个意义上，邓小平时代虽然不理想，但相对于毛泽东时代而言，确实向好的方向发展了。它给中国人以更多的自由选择，激活了国人为争取自身利益而竞争的活力，国人的生活水平比你在那些著名的作品中考察过的那个时代不可同日而语。
我们不能要求一个历史人物做成我们希望的每一件事，旧的集权体制，从理想的标准固然不理想，但作为一个“碗”，用来盛新东西，也确实比没有碗，而单用手来盛东西要有其优势，这也许就是新权威主义的要点所在吧。
我们从事历史研究的学者也许对于近代以来历史中负面性的东西看得太多了，因此，只要看到现实生活中有一点进步，就会欣喜，我们历史学者太容易满足，也许我们的批判意识会不如你们从事文学的，但这样也有好处，那就是心态比较平和些。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满足于已经有的这一切。这种心态至少能使我们可以避免悲观，并从已经获得的进步中形成新的期望与动力。
每个历史时代只能完成我们人类的一部分理想，并带来新的矛盾与困境，于是这就成为下一代人要解决的问题，人类就是这样前进的，谁让我们是人而不是天使呢。人世间就是这样。也许这正是你所引用过的 “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是常青的”这一格言的另一种解读吧。如果我们能这样看不完美的世界，并发现在这种不完美中自己生存的意义，那么，我想，我们不会“淹没在无边的黑暗中，充满了悲哀和忧伤”。我想，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幸福就在于在不完美与完美的紧张中，去发现人生的意义。
在这里，我想通过引用这段通信，来向读者表露自己对生活的理解。现在再读他的信，我觉得他的信中有一点相当朴质而敏锐的地方，那就是他的担忧切中了中道理性主义的要害：一个在常识与理性上谁都觉得很好的选择，并不意味着它会自动成为人们的选择，更不意味着它就是历史的选择。这无疑是所有问题中最为关键的一点。说句大白话，这就是中间道路的软肋。对此，我们寄希望于常识理性力量在社会更广泛地扩展，寄希望于鲁迅的哲学：本来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正因为如此，这本小书也是为了在社会上传递中道理性的声音，做出一份自己的绵薄努力。
我对中道理性主义之所以乐观并怀有信心，还因为我们已经进入了“去意识形态思维”的时代。三十年来，常理思维，或说常识理性，已经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论为起点的“去教条思维化”，而扎根于我们当中，也肯定扎根于越来越多的社会大众、官员、企业家、中产阶层与知识分子们的心灵中，他们是中道理性主义最坚实的社会基础。如果读者诸君在读了这本书后，同意我的基本观点，那么，我们都可以用《论语》中的一句话来自勉：“德不孤，必有邻。”
转型时代的中国问题确实很多，我们每天生活在转型困境造成的种种压力之中，生活在源源不断进入你的电子信箱的、令人愤懑的信息流之中，生活在期待、失望、希望与焦虑之中。然而，这何尝又不是一种富有趣味的生活，何尝不是产生新思想的精神气氛？
如果说，丰富的问题意识是人们活着的意义资源，那么，三十年来，既然我们生活中有太多的矛盾、太多的期盼、太多的紧张，我们面临着太多的要用学理资源去思考的问题，我们渴望有太多的东西要突破，我们在生活中常感到沉重、焦虑、压抑，但却仍然充满憧憬，以及不确定性带来的生活丰富感，那么，我们人生意义的资源使我们的生活平添了更丰富的色彩。
提笔到此，使我想到了一位侨居于某一发达国家的朋友。他来信说，他总觉得他生活的那个国度对知识分子来说是很乏味的地方。“因为没有什么能引发争议的大议题，这个地方既没有理想，也没有可能危及国家制度的社会矛盾。很多时候感觉历史是静止的。虽然对老百姓来说，过日子是最好不过了。”他还自我解嘲地说，他们那里的生活已经“退化”到乏味的地步，并且又乏味到了需要“进口革命家”这条“鲶鱼”来改变他们的生活了。他最后写道：“身在中国，做知识分子，做学问，有时候想想，也挺幸运的，你不会太闲。”
我们谁都无法选择自己所处的时代，但你不能不承认，我们的时代注定是一个使你的人生意义十分丰富的时代，是一个鲜活的充满色彩的改革时代，但决不应该是个革命的时代。
（本文系《超越左右激进主义》一书自序）
